|
▼
作者自序 那些星星還掛在天上
那些星星還掛在天上
我的書桌上常年擺放著一只書鎮，木身細竹嵌邊，書鎮正面刻了一行墨字：「精勤惕勵 無私無懼 余紀忠」，那是老先生在報館慶祝五十周年時，送給朋友的紀念禮物。
報館五十周年時，老先生已九十歲，社慶酒會在圓山飯店舉行時，不但冠蓋雲集，當時的總統也赴會致詞，並以「民主舵手」這樣的比喻來讚譽老先生的一生貢獻。
但就在酒會結束十幾個小時後的隔天早上，報館大樓裡卻湧進了大批檢警調人員，他們帶著搜索令，來搜查老先生辦的晚報編輯部，這是台灣新聞史上報館遭司法大軍壓境搜索的首例。
諷刺的是，當檢警人員翻箱倒櫃到處尋找罪證時，當天的早報還放在辦公桌上，上面印著斗大的標題，內容是昨天酒會上那位總統對報館的讚譽之詞。
五十周年過後一年半，老先生辭世，前一年，他已把棒子交給他的兒子；他的最後遺言中有一句話是「要勇敢」，勉勵他的子女與報館記者，他的最後遺墨中也有一句話是：「放眼前瞻，國事蜩螗，同仁要有抱負，無私無懼，留下一部百年青史」。
我這幾年常常在想：老先生在講那句話寫那行字時，心裡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勇敢」與「無懼」會成為他對報館的最後叮嚀？難道他憂心一旦他離開後，「勇敢」與「無懼」也將隨他而去、及身而止？
我不知道答案，也沒機會當面問過他，但我卻隱隱約約感覺到他想說的可能是什麼，尤其是在我重回報館那三年當中，那種感覺也愈發強烈。
老先生離開後四年，我重返大理街上班，當年剛進報館時，我尚未滿二十五歲，再回報館，卻已是一個超過半百趨近花甲的小老頭，小憤青轉眼間竟成了老憤青，時間飛逝之恐怖，真讓人不得不有所畏懼。
我回報館當天，隨身祇帶了少數幾項文具用品，其中一項就是老先生送的那只書鎮，我把它擺在辦公桌上的桌曆旁，每天翻過一頁日曆，也每天過目瀏覽書鎮一回。
也就是在那三年一千多個日子當中，我才點點滴滴有所體會，「無懼」雖祇簡單兩個字，但要在報紙的字裡行間，讓這兩個字的血肉神韻，既能藏於內又可形於外，卻是何其困難，也是何其罕見；老先生的反覆叮嚀似乎真的不是杞人之憂，他似乎早已預見報館內外可能有所變化。
那三年，每次當我心有所憂，甚至心有所怨所怒時，我腦海中浮現的不祇是老先生，還有許多其他「無懼之人」，例如傅斯年，例如張季鸞。
張季鸞是老先生的典範，也是報人無懼的一個代表。他的無懼，舉一例即可知其概括：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當天，蔣曾發電訊告知全國民眾，電訊中有這樣一段話：「確信自今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即從此始可安心盡革命責任」，言下之意就是，他因為有了美滿姻緣，所以革命必將有成。
但隔天張季鸞卻在《大公報》上寫了一篇社評，題為「蔣介石之人生觀」，痛批蔣的「婚姻與革命論」，「自誤而後誤青年耳」，「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並嘲諷他「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于革命？」「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聯哉？」
這篇社評被當時人形容「痛快一時，滿城爭讀」，其中最經典的一段是：「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把軍權在握權傾一時的蔣介石罵了個狗血淋頭。
傅斯年的無懼，也表現在他的文章中。他在參政會時，以皇親國戚貪污舞弊為名，帶頭發難逼走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介石為此事邀他餐敘，據說席間有這樣一段對話：蔣問「你信任我嗎？」傅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就該信任我所用的人（指孔祥熙）」，但傅卻答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但要我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正氣凜然，讓蔣介石啞口無言。
孔祥熙下台後，另一個皇親國戚宋子文接棒登台，胡適雖然在日記中感嘆：「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麼得了！」但祇有傅斯年敢公開在《世紀評論》雜誌上寫文章，以「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為題，要求宋子文下台。
當期《世紀評論》甫上市就被搶購一空，但搶購的主力並非讀者，而是「宋幫」人馬，有人諷之為「寓禁於買」。傅斯年後來又連寫兩篇文章，「宋子文的失敗」與「論豪門資本必須鏟除」，當時人形容傅之三文「各地報章紛紛轉載」，成舍我辦的《世界日報》甚至用「傅斯年要革命」這樣的標題，來比喻他批宋倒宋沛然難禦的聲勢。
傅斯年倒宋三文中最經典的幾段文字是：「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持，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張季鸞的批蔣文章，寫於八十多年前，傅斯年的倒宋文章，寫於六十多年前，但即使隔了那麼遙遠的時間，今日重讀，卻仍然會被他們的文采、氣勢與風骨所重重震懾，在那個尚不知言論自由為何物，文章賈禍可能入獄、被殺、報館被封的前民主時代，他們竟然無懼於軍頭權貴豪門至此地步，竟然能一言而倒公卿，也一言而動天下，所謂典範，此之謂也！但這樣的人在當時已是萬中無一，在今日更猶如史前動物早已絕跡不復再見。
我常自問問人更常覺汗顏：我們這個時代寫文章的人，有哪個人手中握的是像他們那樣能指點江山的無懼之筆？
幾年前，我在替何榮幸寫的一篇序文中，寫過這樣一段文字：「我這個世代的記者像是在黑夜裡尋路的人，一路跌跌撞撞，摸不清方向，好不容易看到天上一顆星星，就興奮得不得了，拔腿就朝星星的方向狂奔而去」，張季鸞、傅斯年與老先生，就是我一路抬頭追尋跟循的那幾顆星星；重回報館編報那三年，離開報館寫文章這兩年，那幾顆星星依然高高掛在我的天空上，一閃一閃亮晶晶。
我當記者三十年，下筆百萬言，所述所評雖然卑之無甚高論，距離天上那幾顆星星更不知有多少光年的迢遙不及，但數十年唯一不變也唯一可堪慶幸的卻是，每次落筆那一剎那，總有星星照耀相伴，才沒讓我在眾聲喧嘩的言論暗夜裡迷了路，甚至走入了與初衷相違的歧路。
陳寅恪有首詩〈吳氏園海棠其二〉，其中有兩句「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常讀之誦之玩味之，我雖因駑鈍識淺而不能預知世變，至今依然不時感嘆自己讀史難通今日事，但三十年來身處滔滔世變，卻看盡世間多少滄桑，也目睹興亡起落幾回，如果世變如同花開花落，那個看花的人卻始終未變，仍然是站在時間起跑點上的那個年輕自我，「看花猶是去年人」這七個字，不但是我三十年記者生涯的自況，也算是一種自我期待吧。
即使就在此刻，那些星星仍然高高掛在天上，我仍然在一路追尋，寫這篇文字時，那只書鎮也仍然端端正正擺放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