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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周昌龍
這本書所收的是最近三年來我在近現代思想史方面所作的一些研究，主要討論的是五四時期新思潮與中國傳統之間的關係。從時間上而言，包括從戴震新義理學到五四思想革命，約一百六、七十年間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從空間上而言，包括中國、日本、歐美思想文化之間全面性的衝突激盪。寫作的時間雖然只有三年，其中的思想醞釀，則至少經歷了二十年光陰。
70 年代中期我在台大唸書時，台灣在近現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還未起步。臺靜農先生、毛子水先生等都是親身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文化宿將，而在課堂上，臺先生只講楚辭，毛先生只講修辭學，即在私底下，臺先生即使是在酒興最酣時，也還是不提他的「朋友」魯迅，更不提五四反傳統的話。魯迅的作品當然還是可以讀到一些，那都是把作品的封面割掉或包起，在宿舍中關起門來偷偷的讀。有一次研究生專用的自修室中貼了一個小告示，代售「禁書」萬曆本《金瓶梅詞話》，一時聞風而至者絡繹不絕，雖不至於戶限為穿，那一扇平日就嘎嘎作響的紗門，看來也就要鞠躬盡瘁了。
那時暗巷小街的書攤上偶然會有翻印的《古史辨》，有人向室代表提出，何不也順帶代售《古史辨》，加強「便民」服務？室代表雙手連搖敬謝不敏說：「賣《金瓶梅》還無所謂，讓警總抄去了也不過是與『總』同樂；賣《古史辨》可不得了，那成了政治問題了。」那就是當時研究近現代思想史的學術環境，你可以看《金瓶梅》，就是不該讀《古史辨》。
「保釣」運動發生，我們幾個台大僑生社的朋友設計了校園第一張保衛釣魚台的海報。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海外留學生已發起了如火如荼的保釣運動，更不知道這次運動實質上已經介入了兩大政治勢力之間的爭鬥。我們只是憑著如初嚐綠酒的純情與激情，以為自己接續了五四以來青年事事關心的「傳統」，希望激起社會的反應。這一張海報在晨光曦微的路上遭到教官截查，卻奇蹟地通過放行了。貼上去之後也沒有再被撕下來，於是，不旋踵，校園各處便都貼滿了保釣海報，政府遷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青年運動，就這樣形成了。這一次的親身經歷，讓我體會到五四時期青年人血液沸騰的情狀，卻也深切感覺到青年運動的內在危機。
台大還有其他校園，每天撕下貼上的數不清的標語和海報，幾乎都跟五四運動有關。有些沿用五四「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有些則呼籲學習「五四精神」。五四成了青年的政治文化圖騰，只要高喊五四，就可以得到采聲和掌聲。五四也成了當局和保守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只要聽到五四，這些人就會頭痛，就更遠離青年。問題是，從我當時初步接觸的五四資料與研究看來，我敢斷定，在當時的台灣，無論我們和「他們」那一代的人，幾乎部沒有客觀嚴謹地研究過五四的思想和本質，雖然大家都活在五四的光芒或陰影裡，卻並沒有人真正懂得五四。我為這種現象感到困惑，我決心以後要找機會把它當作一個學術問題來處理。
那時我跟業師屈翼鵬（諱萬里）先生在寫先秦儒學思想起源的碩士論文，翼鵬師知道我有志整理從儒學傳統到反傳統的問題，非常鼓勵。快畢業時，他想推薦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深造，隨他的好友牟詩禮（F. Mote）教授問學。但那時候家裡需要我回去幫忙經濟，加上我在香港找到中文系的教職，很想先回去工作一、二年，了卻一樁心事。我向翼鵬師說明困難，取得諒解後，就束裝回港。那時我萬萬想不到，才剛當選中研院院士，精神比一般小伙子還要旺健的翼鵬師，竟在兩年後溘然去世，我失去了生命中的第一位良師。
在港教學五年後，我終於有機會到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威大所在的陌地生（Madison）城，美得只有《老殘遊記》中的濟南差堪比擬。濟南的大明湖早已失色， 20 年代周作人造訪時，已淺隘得看不到千佛山的倒影了。陌城卻是平湖相抱，垂柳憐岸，好一段正茂風華。威大校園就坐落在兩個大湖之間的狹長地帶，居丘臨泊，鷗聲帆影，盡人享用。校方在緊靠夢倒塔湖（Lake Mondota）的一面，造了一個露天湖景咖啡座，隨緣放置一片五顏六色的鐵圓桌鐵圓椅。紅男綠女再識趣地將自身顏色加入，便形成一種隨機變化的前衛環境藝術。更有湖中一群群加拿大野鴨，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不去捕捉水裡的魚蝦，卻挺著大肚子到處纏著人要吃奶油爆谷。就在這個天人合一的咖啡座上，我從《毛選》讀到馬克思，從胡適讀到杜威，重溫了陽明《傳習錄》，初會了黑格爾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我甚至在這裡完成了將《孟子字義疏證》節譯為英文的翻譯大考，也在這裡修訂了博士論文的最後定稿。陌城是我智慧成長的地方，我感謝她慷慨的給予。
鄭再發師在我就讀威大的幾年間，無論在知識、人格與生活上都給了我最多的照顧。再發師的專業在語言學，是李方桂先生的大弟子，但他最大的興趣卻是在思想史。常常，我在他面湖的研究室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或者在他號為明湖居的家裡逗留至深夜，在這些原來應該是向老師請益的場合，我講的話卻常常不比老師少。再發師從不標榜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在他的價值深處，我想他寧可被視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但在對學生異議異見的寬容上，他比很多自由主義者都更為自由。
周策縱師把我從香港帶到陌城當他的助教，讓我有機會接觸一種與過往訓練迥然不同的學術向度。在台大，傳孟真學派強調的考據與扎實是我們唯一的訓練，大夥兒「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扎實當然是治一切學問的根基，但我總覺得，像王國維與陳寅恪他們的學問識見，他們像藝術般的創造力與無處不在的創作心靈（creative mind），似乎不光是扎實兩字就能造就的。為了調整自己的學術視野，讓自己對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能有更多瞭解，我在香港教書時，就再抽空進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所攻讀第二個碩士學位，修了傳理學、社會學、統計學方面的學科，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情狀。到了威大，我有更多機會觀摩西方學術，特別是方法論和對歷史問題的詮釋。我得感謝策縱師提攜我跨出了第一步。
威大幾位老師，劉紹銘先生、馬思樂（Maurice Meiener）先生、林毓生先生等，給了我很多幫助與指導。劉先生一面教我品嚐他親調的馬丁尼酒（事實上那是我喝過最好的馬丁尼），一面鞭策我的英文。Meiener先生咬著煙斗，用我平生見過的最優雅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風度，帶我進入馬克思的世界。林先生喜歡在簡單的問題中看出複雜性，常常能給我啟示。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需要特別向他們致謝。余英時、許倬雲兩位先生沒有正式教過我，卻一直給我很多關愛，在我的每一個工作上支持我；劉廣京先生幾乎讀了本書的每一篇書稿，並在課堂上推薦給他的學生；汪榮祖先生、金戒甫（Jeffrey Kinkley）先生一直關心本書的出版；大陸學者張菊香、張鐵榮、陳漱渝等遠道通信關切；學友Kam Louie、Paul Ropp、周質平、王潤華、呂芳上、詹海雲諸先生長相砥礪；時報出版公司郝明義總經理、廖立文先生、李濰美小姐等為本書的出版費了不少心力，我對他們都表示深切的謝意。
我在這裡必須提一提《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和他的家人。當我在美國飽受經濟困迫時，我抽了個暑假到紐約報館「打工」，原來只打算做一個暑期籌點養家費，不想這一做就是好幾年，從編譯到主筆副總編輯到總編輯，余先生對我表示了最大的愛護和信任。當我第五次提出要辭職回學校讀書時，他終於答應了我，並送了我兩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沒有他的支持，我大概不會發現自己在新聞工作上，尤其是在社論的撰述上，還真有那麼一點潛力；大概也無法在照顧家計的同時，如願地唸完學校。余先生給我的不只是工作和物質幫助，他給我的是人生最難得的潛力發揮和理念實踐的機會，在我最困頓最需要的時候，他給了我這個機會。
我最需要感謝的當然還是我的家人。我的父親是個典型的安土重遷的老實人，他一輩子的生活就只有兩個點、一條線：家和工作場所。在香港二、三十年，他的足跡從來不曾踏出過這條線以外一步，也沒有學會說廣東話。然而，在大陸易幟之後不久，他居然敢一個人離開上海，孤身闖到全然陌生的香港，為全家開展新的生命。我實在不知道這是一種怎樣的道德勇氣，我想這或許就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樑」吧？我的母親不認得一個字，她的無我的愛是不需要透過托爾斯泰去取得的。安和我在台大就成為最好的朋友，那時她每天跑兩三個家教，我則白天到僑委會去當導遊，晚上到《聯合報》幫忙編輯。在困境中相濡以沫，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定下來的相處關係。從香港到紐約再回台北，十多年間，我們在地球上三個地方三次建立家園，這中間有成就有挫折有太多的回憶，不變的是：安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二年前我們又多了個小朋友——之銘，這本書，剛好可以獻給這兩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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