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方法論(BD0008)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韋伯
       Max Weber
譯者：黃振華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1年12月15日
定價：200 元
售價：1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40頁
ISBN：9571303763

【前言｜導讀】

▼  導讀

由美國社會學家席爾斯（E. Shils）與芬區（H. A. Finch）編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事實上，是由韋伯在1903至1917年所寫成的三篇論文所輯成的。根據編者席爾斯在英文本的序言所述，韋伯另有三篇有關方法論的文章，未被編納入本書（詳席爾斯序文）。

而這本書所提到的幾個重要觀念，如「客觀」（objectiving）和「倫理中立」（ethical neutrality）等，在帕森斯（T. parsons）和席爾斯等50年代美國社會學祭酒的推崇下，早已形成「美國製」社會科學家尊奉不渝的職業倫理。特別是對於「行為科學家」而言，這幾個觀念不僅是職業倫理，而且是驗證他們職業地位的一些方法原則。讀者如果照字面的涵義去解讀這些文章，並把它們當成方法論文章，很可能在韋伯的「本文」（texts）中再度陷入「行為論」（behaviorism）和「客觀論」（objectivism）的一些迷思。這點是筆者在此必須先表明的。

本書所收集的第一篇文章「「倫理中立」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意義」，是韋伯在1917年發表於hogos的作品，它的立論原本是在於駁斥德國當時學界一股盲目的愛國主義，反對學術研究為政治所御用；也可能是作為他反對自己所支持的「社會民主黨」（SPD）主張對法國宣戰的一篇宣言。同樣的論點可以在韋伯的另兩篇文章《作為志業的政治》（Politik als Beruf）和《作為志業的科學》（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見出。

韋伯從未宣稱「價值中立」的研究才是「客觀的」研究；對他來說，「客觀」只是一種「工具的理性化」（means rationalization），而不是「目的的理性化」（end rationalization）。這點讀者可在本書的第三篇文章「文化科學邏輯的批判式研究」中，看出他對邁爾（E. Meyer）的歷史學方法論之批判。

但是，即令韋伯未必同意歷史學可以有自然科學式的「全稱邏輯」（generalization logic），他自己卻時時被方法論的問題所苦惱。這種自尋煩惱的禍源，在於他接受狄爾泰（W. Dilthey）的方法學立場，認為對於人的現象我們祇能瞭解（verstehen），不能解釋或預測。同時，他也接受新康德主義對於phenomena（現象）與noumena（本體）的區分，認為後者是我們能用瞭解去認知的；我們只能回答可能回答的問題，不應提出不可能回答的問題。但是韋伯反對狄爾泰所用的體驗（empathy）方法去尋找所謂的「歷史和社會精神」。他認為這種現象心理學的方法不能解答歷史事件演變的關係。

他強調「行動」（act）與「行為」（action）的分野，一件行動發生後，如果能夠在反省時被賦予瞭解式的意義，那麼它就變成一件「行為」。人類的歷史行動到頭來全會變成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行為，而社會科學的職志便是在瞭解這些制度行為之間的歷史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韋伯提倡的理想類型（ideal-types）便是一個分類制度行為的工具；而他的名著《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and Gesellschaft）便是一本解釋與定義各種制度行為的字典（或百科全書）。也可以說，韋伯是由定義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理想類型」來提供瞭解歷史的方法。

韋伯的另一本名著《基督新教精神與資本主義》便是對於這種方法的一個演練，韋伯並未宣稱資本主義的崛起全然是由於新教精神所致；他在其他的論著中還探索商業法規、科層組織和其他制度的理性化問題。《基督新教》一書亦如涂爾幹（E. Durkheim）的《自殺論》，只是一本方法論的練習小品而已。也因此，他從未因其他學者對《基督新教》一書的評論而改寫該書。近代學者考林斯（Randall Colins）在1986年為韋伯翻案的《韋伯最後的資本主義理論》算是「畫蛇添足」的作品，卻也重新引發起一股「韋伯熱」。

但是，嚴格的說，近來興起的「韋伯熱」所注重的，並非韋伯的歷史學方法論，而是兩股反實證論（positivism）和行為計量分析研究的潮流。一股是所謂的「歷史結構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另一股以是所謂的PoMoDeco（後現代解構主義研究）。「歷史結構分析」融合了新馬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受涂爾幹影響的法國「年鑑學派」方法，企圖在「現代化理論」和「行為論」都已不適於解釋世界政治演變的時期，另創一套比較研究方法。他們可與韋伯掛上關係的祇是對歷史事件的重視而已，並非將「瞭解」（verstehen）當作理論建構的終極目標。

相對的，PoMoDeco的學者則將「瞭解」當作一股很重要的理論建構趨力。基於傅柯（M. Foucault）對於知識與權力的批判，以及德希達（J.Derrida）對於西方哲學自啟蒙後的基督教、西歐思想中心的解構，近代學者逐漸對於建立一種全稱式的、自然科學式的人文科學產生幻滅。而韋伯強調反思式的瞭解人類行為（action）的主觀意義，正合這班學者的口味。但嚴格說來，他們（尤其是「女性主義」的「她們」）所採用的方法與論述（discourse），則與韋伯的方法沾不上邊。

畢竟，韋伯和宋巴特（W. Sombar）、賈飛（E. Jaffe）等人所創辦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學叢刊》（Archiv fue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仍是一個關心社會民主主義和日耳曼民族主義的學術團體組織。而韋伯在這期刊發表的方法論論文（本書第二、三篇），以德希達的術語來說，仍是一種logoscentric的論述。無怪乎文學批評家詹明信（F. Jameson）在探討韋伯的社會學論述峙，將他視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讀者如果對於文化批判或後現代主義研究有興趣，自應小心勿將韋伯的方法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