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方法(BD0037)
Against Method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保羅．法伊爾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譯者：周昌忠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6年06月15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8頁
ISBN：9571320730

【第三版序｜譯者序｜序｜中文版導言｜導讀 1｜導讀 2】

▼  序

1970年，在一次聚會上，我的生平摯友——伊姆雷．拉卡托斯著實緊逼了我一下。他說：「保羅，你有這麼怪異的想法。你為什麼不寫下來？我會寫下回答。我們再把這一切發表出來。我向你擔保，我們會很過癮。」我欣賞這個建議，遂開始執筆。這本書的我的部分的手稿於1972年完成，我把它寄到倫敦。它在那裡莫名其妙地失落了。愛作驚人之舉的伊姆雷．拉卡托斯報告了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該組織還真地找到了我的手稿，還給了我。我重讀了手稿，作了些最後的修改。1974年2月，我完成修訂後沒過幾個星期，獲悉伊姆雷的噩耗。我把我們共同事業的我的部分發表了，缺了他的回答。一年以後，我發表了第二卷即《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它包含附加的材料和對批評的回答。

這段史實說明了本書的形式。它不是一部系統的論著；它是一封致一個朋友的信，因此迎合這朋友的個人特質。例如，伊姆雷．拉卡托斯是理性主義者，所以理性主義在本書中起著重要作用。他還贊賞巴柏（Karl R. Popper），因此巴柏常常出現，大大超過他的「客觀重要性」。伊姆雷．拉卡托斯不無調侃地稱我為無政府主義者，我也不反對戴上這個無政府主義者面具。最後，伊姆雷．拉卡托斯喜歡對嚴肅的反對者開玩笑，冷嘲熱諷，使他們處於窘境。因此，我偶爾也採取揶揄的筆法。一個例子是第一章的結尾：「怎麼都行」（anything goes）不是我持的「原則」——我不認為，「原則」可以脫離它們理該施予影響的具體研究情境加以應用，可以這樣加以討論而又有所收穫——而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對歷史作了縝密考察後發出的可怖驚呼。英文初版發表之後，我受到許多批評。讀者這些喋喋不休的、認真的、冗長而又徹底誤解的批評文章，我常常回想起和伊姆雷交換意見的情景；如果我們一起閱讀這些滔滔不絕的傾訴，那麼本來會相顧而哄然大笑。

這個新版本把《反對方法》的各個篇章和《自由社會中的科學》的節錄相糅合。我刪除了現在已意思不大的材料；增加了兩章，一章關於對伽利略（Galileo）的審判，另一章關於似乎為知識是複雜歷史過程之組成部分這個事實所要求的實在（reality）概念；去除了錯誤；盡可能地縮短論證，並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了論證在先前所帶上的個人彩色。此外，我還想作兩點說明。第一，科學能夠自立，不需要理性主義者、世俗人文主義者（humanist）、馬克思主義者和類似的宗教運動提供任何幫助；第二，非科學的文化、程序（procedure）和假設也能自立，而且，如果它們的代表人物有這種願望，那麼，就應當允許他們這樣做。科學必須提防意識形態（ideology）；社會、尤其民主社會必須提防科學。這並不是說，科學家不可能從哲學教育獲益，也不是說人文科學（humanity）過去和現在沒有並將永遠不會從各門科學獲益。然而，益處不應當是強加的；它們應當受到交流各方審察，自由地予以接受。因此，在民主制度下，科學機構、研究計劃和提議都必須接受公眾監督，並且正如政教分離一樣，國家和科學也必須分離，同時，還應教導人們明白，科學是許多觀點之一種，不是通往真理和實在的唯一道路。科學的本性絲毫不排斥這種建制（institution）安排，也絲毫不表明，這些安排會導致災難。

我的論點所本的各種思想無一是新的。例如，我對科學知識所做的解釋，對馬赫（Mach）、玻耳茲曼（Ludwig Boltzmann）、愛因斯坦和玻爾（Niels Bohd）一類物理學家來說，實在膚淺得很。問題是，這些偉大思想家的思想已被新實證主義（neopositivism）的齧鼠和「批評」理性主義教徒這些毫不遜色的齧啃咬得面目全非。拉卡托斯是繼庫恩（Thomas Kuhn）之後注意到這種不一致狀況的少數思想家之一，他並嘗試利用一種複雜而又饒有意思的合理性（rationality）理論來消除這種狀況。我不認為，他已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不過，這種嘗試是值得一做的努力；它已獲致科學史方面的重要成果，還導致對理性（reason）界限有新的洞見。因此，我也把我們共同著作的這第二個已較前孤寂得多的版本作為對他的紀念。

本書中的各個問題相關的早先材料現已收集在我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Papers）之中。《告別理性》包含有史料，尤其西方理性主義早期史的材料以及對當今各個問題的應用。

1987年9月於柏克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