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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的智慧
女神的智慧
雅典的城邦之神是雅典娜。雅典娜有兩個頭銜：智慧女神與戰神。有智慧的神能在戰場上克敵致勝，這是合理的思維。
巴曼尼得斯探討真理，認為感官所見的萬物充滿變化，一點都不可靠。他寫了一首詩，描寫一位求知者來自黑夜之屋，乘坐「太陽姑娘」所駕的馬車，奔馳在人煙稀少的路上，此時通往白晝與黑夜之門為他而開，最後得到一位「女神」的啟示而覺悟了什麼是真理。真理是一個整體，而人們的意見總是相互對立的，因此意見不是真理。他的思想由此揭示了一個重要觀點：依循意見，將會陷入虛無的幻境；至於真理，則是永恆不變的。
後來，蘇格拉底在探討「美」時，強調自己是受了女祭司狄歐提瑪的開導，才算認清了美的本質。換言之，美的不是有形可見的萬物，而是那使萬物顯示秩序的基礎。若要欣賞美，必須排除感覺作用，訴諸理性的光明。
由此可見，希臘古代有「智慧女神」的傳統。從雅典娜開始，智慧需要冷靜與光明。女神與女祭司有如懷抱大地的母親，包容一切並且欣賞一切。至於男性，也許因為他們負責世間的瑣碎事務，以致心思紛亂而識見不純，缺少領悟智慧的機緣。
讓心思安靜
巴曼尼得斯分辨真理與意見。他認為，一定要避開意見這條叉路，他說：「我們的思想要遠離這條叉路，再有經驗的習慣也不能強迫我們走向這條路，隨著它放手讓茫然不知所從的眼睛、耳朵與舌頭自由行動。」感官所得的一切確實讓人無所適從。
他接著指出，世間萬物只有兩種情況：或是存在，或是虛無。由於虛無根本不存在，不可做為認知的對象，所以他的結論聽起來很奇怪：凡存在之物皆為存在。
這句話表面看來是同語重複，其實還有後續的推論。首先，我們只能就「現在」來作判斷，而不能涉及過去與未來。過去的已經不存在，如何能對它判斷？未來的尚未存在，又怎能對它加以判斷？其次，既然談的是「現在」，則一切都是存在，那麼就不可能有任何變動，因為變動是「由存在到不存在，或由不存在到存在」。如此一來，所有的變動都是幻覺。
不但沒有變動，也沒有多樣性，因為存在就是存在，是「一個」完整的東西。我們靠感官而以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花樣，譬如：山河大地、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其實這一切都是存在，也都統為一個整體。讓心思安靜下來，我們偶爾也會體察這種一體的喜悅。
城內的居民
蘇格拉底年輕時，學習當時流行的哲學，就是探討宇宙萬物的根源。這種學習所得到的答案，無非是由「地、火、水、氣」等元素去解釋萬物的成分與變化。但是，如此一來，人類的生命要怎麼安頓呢？難道人類也只是物質所組成的嗎？人類的生命沒有更高尚的目的嗎？
他終於決定轉移方向，他說：「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樹木，而是城內的居民。」他不再費心探討自然界，而要開始注意「人」的問題了。人的特色在於：有理智，可以思考；有自由，可以選擇。因此，如何作正確的思考與選擇，就成為首要的問題。
就思考而言，蘇格拉底從來不作公開演講，而總是到處與人聊天。他的聊天後來成為重要的教育方法：反詰法。他只要聽人談到諸如「善、美、勇敢、虔誠」之類的語詞，就會不斷詢問其意，讓人不得不承認自己無知。他自己也以「無知」自許。
有關德行的知識，是不能脫離主體的自覺與親身的體驗的。因此，從無知走向真知，所需要的是實踐；也只有實踐，可以使人日趨於善。蘇格拉底相信：德行與知識是不可分的，一個人知道何謂善，他就必然會行善。這裡面不能考慮現實的利害，即使死亡也不能使他放棄行善。
真誠的反省
蘇格拉底在七十歲時，受人誣告，說他「不信城邦的神，自立一個新神，並且腐化雅典青年」。
所謂「腐化」雅典青年，當然是誣告。蘇氏只是每天在市場或體育館與許多人「聊天」而已。但是，聽過他聊天的人自然會開始省思人生的價值何在。然後，這些年輕人（包括柏拉圖）對於現實世界的虛偽與不義也自然會心生反感，想要予以革新。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段察覺此一威脅，就聯手誣告蘇格拉底。
至於控告蘇氏不信城邦之神，這在當時已經不算新聞，因為雅典的神明主要是「奧林帕斯山」神話中的諸神，像是一般的民俗信仰。信或不信，其實差別不大。比較特別的是，說他自立「新神」。其實他說的是：從他年幼起，每當他正要去做一件惡事時，內心的「精靈」就會告誡他「不可」。這內心的精靈無異於人的良知，又怎能說是自立新神呢？
在被人誣告而接受審判時，蘇氏終於登上了大講堂，面對五百名法官與眾多親友，他侃怳而談，暢論他的人生觀、價值觀與死亡觀，他說：「沒有經過反省檢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弟子柏拉圖記下這段冗長的發言，寫成《自訴》，使蘇氏的思想流傳千古。
死亡的省思
蘇格拉底在受審時，知道法官團判了自己死刑，就發表一段有關死亡的省思。
他認為，人不必害怕死亡。死亡很有可能是件好事。因為它必定屬於以下二種情況之一。一、它是一種結束。人死了一切結束，人也沒有任何知覺了。這樣的死亡有如「無夢的安眠」。我們平常睡覺時沒作夢，不是覺得很幸福嗎？那麼，死亡不是我們所奢求的嗎？
其次，死亡是一種變動，身體開始腐朽，但是靈魂卻從此世「遷移」到另一個世界。這時靈魂擺脫身體的束縛，可以自由拜訪我們心儀已久的古代聖賢，那不是一大樂事嗎？
後代的人談起死亡，如果不由宗教的立場去說，那麼就不得不承認蘇氏的觀點確實高明。有生就有死，這是萬物最簡單易懂的道理。對於自然會發生的事，何必寄予太多的喜怒哀樂？其次，人的生命是什麼？人除了身體，還有靈魂。所謂靈魂，又稱生命原理，是使人成為人的特殊成分。這個成分使人在有生之年可以思考及選擇，可以行善與為惡，那麼，人死亡之後這樣的靈魂不是得到解脫，可以自由前往與古人相聚嗎？善人相聚，彼此為善，其樂無窮。惡人相聚，相互為惡，其苦亦無窮。行善與為惡是我們現在可以選擇的，豈可不慎？
哲學家君王
柏拉圖提出「理想國」的觀念，這樣的國家是由「哲學家君王」負責治理。他藉蘇格拉底之口說：
「任何城邦都無法免於陷入罪惡的結局，人類亦是如此，除非由哲學家擔任統治的君王，或者讓那些帶著君王或統治者名號的人，真誠而適當地研究哲學，亦即除非政治權力與哲學結合為一。」
哲學家的條件是什麼？柏拉圖指出，哲學家應該具備永恆理型的知識，其中蘊含一套對價值的真正意識，對主導世界的原理有所了解，對真與美的愛，以及高度發展的推理能力。依這樣的標準看來，大概只有蘇格拉底合格，但是誰會把世間的權力與蘇氏的名字連在一起？
西方歷史上的哲學家君王，勉強算來只有羅馬皇帝奧雷流士一人，但是他卻承認自己是個失敗的君王，既無法免於長期的征戰，也未能妥善治理百姓。由此可見，政治是不可能光靠一人唱獨腳戲的。柏拉圖在分配大臣職位時，特別強調教育大臣應該位居第一，因為若無合宜的教育制度，人民的素質又如何提升？
政治領袖位居要津，動見觀瞻，正如孟子所謂的「惟仁者宜在高位」。東西方的聖賢於此所見略同。
幸福的人生
現代人追求幸福，但是關於幸福的定義卻有各種說法。古代希臘哲學家對此深入思考，提出一些觀點。以柏拉圖為例，他列出六種幸福，形成一個由高而低的階梯。
一、完全彰顯秩序與度量，身心靈得到完美的協調與和諧。二、充滿美感與均衡，言行優雅從容。三、領悟真理、分享智慧，能依理型來判斷真偽。四、擁有專業的知識、技藝與正確信念，可以立足於社會。以上四種幸福，前三種應該列為一生嚮往的目標，第四種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具體實現的。
另外，還有：五、純粹而不混雜痛苦的快樂，包括交友聊天，以及今日多采多姿的休閒活動。重點在於「不混雜痛苦」。如果交友而涉及相互比較，甚至心生猜忌，那就不符合這個原則了。六、適度滿足自然的需求，特別是指生理方面的需求，如食衣住行等。飲食是為了生存，若是過當或不足，都會帶來後遺症。
依上述所說的六種幸福看來，許多人可能一直都在五、六兩種之間來來去去，消耗了寶貴的生命。柏拉圖立說的目的，是要勸導人們向上提升。他的任務十分艱鉅，看來像是空中樓閣或空谷足音，只有善觀的眼與善聽的耳可以領悟。
圓滿體系
依笛卡兒所說，身體與心靈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東西，那麼如何肯定一個人是完整的呢？這個問題可以擴大來談，就是：宇宙如果只是物質加上動力，那麼它為何顯示了明顯的秩序呢？答案是：上帝是一位高明的設計師，正如一位鐘錶匠，可以讓鐘錶配合實際的時間而運作。
但是上帝存在嗎？笛卡兒在說出他的傳世名言「我思故我在」之後，稍加反省就補充說了一句：「我在故上帝在。」這句話才使迪卡兒的思想形成一個圓滿體系。怎麼說？如果只肯定「我思故我在」，那麼這個「我」畢竟在時間過程中不斷變化而有始有終，它真可以說是「在」嗎？這個「我」顯然需要一個「起源與歸宿」，否則它依然可能只是一場夢境中的角色。
不僅如此，人本身並不完美，但是人卻可以理解「完美的上帝」是怎麼回事。這個觀念的來於是什麼？是上帝擺在人的心靈中的。人靠自己是無法想出上帝概念的。笛卡兒本人是天主教徒，對上帝概念並不陌生，但是他的證明可以獲得普通認同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無論如何，哲學家心目中的上帝也許出於理論上的需要，無法等同於宗教徒所崇拜的上帝。
科學革命
西方十七世紀的主軸是科學革命。哥白尼在臨死之前出版了《天體運行論》，將流行千餘年的日動說改為地動說。然後歷經開普勒、伽利略，到了牛頓才算大勢底定。牛頓提出運動三定律（慣性定律、作用力與力速度定律、作用力與反用力定律，以及萬有引力定律）。
科學革命為何在歐洲產生？依懷德海《科學與現代世界》的說法，原因有三：希臘悲劇、羅馬法律與中世紀的信仰。希臘悲劇的主角是命運，在命運的安排下所有人物都依序遭遇某些事件。羅馬法律是先界定普遍原理，再依演繹法推廣應用而毫無例外。至於中世紀的信仰則使人堅信一切都在上帝設計的天羅地網中。這三大因素在過去二千年之間「陶冶了」西方人，使他們孕育了「科學心態」，就是實事求是，不以人意來轉移自然界的客觀規律。
到了十八世紀，西方受過教育的人已經了解：上帝把宇宙造成一個複雜的機械系統，這個系統是由物質粒子組成的；粒子按照幾條可以用數學分析的基本原理，在一個中立的無限空間中運動。宇宙的中心既不是地球，也不是太陽。這樣的宇宙觀使人們眼界大開，宛如進入新天新地，接下來要問的還是：人要如何安頓自己？
描繪死亡
法國作家讓人印象深刻的首推蒙田。他不是學院派的哲學家，但是知識淵博、見解奇特，總能使人一新耳目。他的《隨筆》引述古人言論與事蹟，幾乎無頁無之。
如果依照古訓所謂的「探究哲理即是練習死亡」，那麼蒙田是不折不扣的哲學家。他說：「對死亡的熟思就是對自由的熟思。誰領悟了死亡，誰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靈，就能無視於一切束縛與強制。誰真正懂得失去生命不是件壞事，誰就能坦然面對生活中的任何事。」
接著他引述羅馬詩人賀拉斯所云：「把照亮你的每一天當做最後一天，讚美它賜給你意外的恩惠和時間。」
蒙田承認：他最愛讀的書是有關死的陳述。他如果是編書的，就要彙編一本死亡評論集。但是我們不可誤以為他因而忽略了生命的可貴。他說：「誰教導人死亡，就是教導人生活。」假如你沒有好好利用人生，讓生命白白溜走，那麼失去生命又有什麼要緊？
更積極的建議是：生命的用途不在於長短，而在於如何使用。有的人活得很欠，卻幾乎沒有活過。最後，他引述一位羅馬哲學家魯克雷修斯的話說：「為何不像酒足飯飽的賓客，開開心心地離去？」
愛恨之間
在西方哲學史上，在受人敬愛與被人憎恨之間出現最大差距的，大概非斯賓諾莎莫屬了。
敬愛他的人所著眼的是：嚴謹的理性推論與求真的無比熱忱。德國啟蒙運動的作家萊辛聲稱：「除了斯賓諾莎的哲學之外，別無哲學可說。」文學家赫德承認：「他的哲學讓我深感喜悅。」文豪歌德說：「我覺得自己與他非常相近，只是他的思想比我的更深邃、更純淨。」
憎恨他的人不在少數，批評範圍從他的思想與著作，推擴到他的生活作風，連他在夜裡工作的習慣也成為謾罵的題材。較有代表性的是在評論他的一本書時，一位教授說：「這本書充斥著褻瀆與無神的論調，真正該做的是把這本書丟回地獄的黑暗中，因為它彰顯了人類的缺陷與羞恥。好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不曾在世間看過比這是更糟糕的東西了！」
由此看來，持有既定立場的封閉心靈一定會詬罵斯賓諾莎，因為保守的信徒無法忍受理性的光芒。但是在哲學界呢？聽聽黑格爾的說法：「只要讀完《倫理學》的每一行，你不可能不喜歡哲學。」《倫理學》正是斯賓諾莎的代表作，它的副標題是：「以幾何學方式予以證明」。
上帝已死
西方哲學界流傳一則笑話。尼采說：「上帝死了！」上帝說：「尼采瘋了！」上帝是否真正死了，我們難以考證，但尼采後來的確是發瘋了。
尼采所說的「上帝已死」，意思不在字面上，而在於他看到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西方文化正在土崩瓦解，所有的價值系統（如真、善、美）都漸漸失效，於是發出深沉的呼聲，提醒人們要「重新界定價值系統」。
尼采在《歡愉的智慧》一書中，描述「上帝已死」的消息，他借一個瘋子之口說：「我來得過早，我的時候還沒有到。這件可怕的大事還在途中，正在臨近，還沒有到達人們的耳朵，閃電及雷鳴需要時間，群星的閃亮需要時間，這些事實也需要時間。在它們發生之後，人們才看得見、聽得到。」
他認為，哲學家是文化的醫生，有能力診斷時代的病症。上帝已死與虛無主義，這兩者原是一體之兩面。現在人的責任更重了，他必須勇於冒險，尼采說：「我們要大膽前進，我們的原始力量迫使我們來到海上，到所有太陽都從那而下沉的地方。我們知道將會有一個新的世界。」在虛無主義的彼岸，是新的人類，也就是尼采所構思的「超人」。
維根斯坦是富家子弟，家中常客有舒曼、馬勒、布拉姆斯等音樂家。他幼時家中接受教育，十歲就設計了一架新型縫紉機。十四歲到林茲的中學就讀，當時希特勒也在那裡念書。他後來研習工程學、數學與哲學，是羅素口中的天才典型。
他應三位教授（包括羅素在內）的要求而參加博士論文口試。當這些教授正在苦思他簡單而深奧的語句時，他走過去拍拍他們的肩膀說：「沒關係，你們看不懂的。」他取得博士學位，以研究員的身分授課，教室裡「常常會有一段長時間的寂靜，只有維根斯坦偶爾的喃喃自語……他的目光是專注的，面容是生動的，手勢是吸引人的，表情是不可捉摸的；大家都知道，我們面對的是最嚴肅、最專注，以及巨大無比的思想上的壓力。」
他說：「哲學即是語言治療。」「能說的，就能說得清楚明瞭；不能說的，就該三緘其口。」他的觀點別開生面，他說：「信仰上帝，意謂著了解生命意義的問題。」上帝是世界的總和；上帝即是命運，或是獨立於我們意志之外的世界。他的哲學不會輕易批判或否定人們的經驗，而是要以新的角度詮釋所有可以講清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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