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WT02014)
Michel Foucault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迪迪耶．艾希邦
       Didier Eribon
譯者：尉遲秀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2月25日
定價：760 元
售價：6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616頁
ISBN：9786269563906

【第三版序｜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初版前言（一九八九年）

死亡並未隱藏任何祕密，也沒有開啟任何一扇門。死亡是一個人的終結。存活下來的，是這個人曾經給予其他人的東西，留在他們記憶裡的東西。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替傅柯寫一本傳記，此事似乎有些矛盾弔詭。傅柯不是多次擯棄作者的概念，因而排除了傳記研究的可能性嗎？當我著手進行本書的寫作時，有好些人（我的朋友、傅柯身邊的親友）都提醒我這個問題。不過，儘管反對的意見看似中肯，但卻難以成立。傅柯曾對作者的概念提出質問？是的。那麼他的質問想表達什麼？他讓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社會裡，論述的傳播不得不屈從於作者、作品、評論這些形式的束縛。儘管如此，他也無法自絕於他所生活的社會──他和所有人一樣，都受到他所描述的這些「功能」的限制。所以他為自己的作品署名，他透過一篇篇序言、文章和訪談，將這些書一本本連結起來，盡力重現他每一階段的研究的連貫性和原動力；他接受評論的遊戲規則，參加為他的研究舉辦的研討會，回應反對的意見，回應批評，回應誤讀也回應正確的解讀。簡而言之，傅柯是一位作者，他完成作品，作品受到評論支配。直到今天，不論是法國或其他地方，都還在舉辦各種關於傅柯的專題研討會與座談會；我們收集他在世界各國出版的文字，為的是結集成一套完整的「言談和書寫」；我們討論是否該出版這些或那些不曾發表的文字，討論是否該將他在法蘭西公學院的課程錄音編輯成書。那麼，為何只有傳記始終是禁區？因為不時有人聲稱，傅柯一向拒絕提供生活細節？錯了。傅柯曾在多次訪談中提供大量的清楚說明，除此之外，他還同意讓《傅柯訪談錄》（Colloqui con Foucault）在義大利出版，那是一系列的訪談，裡頭有一大部分在回顧他的智識歷程。他還在一九八三年提議要我跟他一起做另一本比較完整、「文字比較講究」的訪談錄，放在幾位學者回憶自己的養成教育和研究緣起的書系裡。

反對自傳的真正原因或許並不在此，而是因為直到今天，提及同性戀依舊會引起爭議。在我進行訪查期間，總是不斷有人對我提出相同的問題：「這本書會寫到同性戀嗎？」有些人擔心這會遭到誤解；有些人則很驚訝，都一九八九年了，竟然還有人會為坦然談論此事感到猶豫。顯然，這本書注定會激起對立的反應，一方會認為同性戀的部分我講得太多，另一方則會遺憾細節太少或描述不夠生動，譬如傅柯在美國的生活。我能怎麼回應？我覺得，或許我跟第二種看法比較接近。我不想讓抱持第一種看法的人覺得不舒服。我不希望歪曲事實，我不打算憑感覺寫書。要找到平衡並不容易。我想要抵抗隨時準備出手的軟性鎮壓和審查，我想要抵抗，更因為這是一本關於傅柯的書，而他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當作對於「規範化」（normalisation）權力的反抗來讀。可是，炫示和暴露不正是承認了這些權力，也承認了這些權力容許的偷窺癖所擁有的力量嗎？為了繞過這塊雙重暗礁，我的決定是，如果在理解傅柯的某些特定事件或學術生涯、作品、思想、生命（和死亡）的某些特定面向時必須陳述這些事實，那麼我會將這些事實放在現實的背景裡陳述；如果有些事實僅牽涉到每個人都會在私人生活裡為自己保留的祕密版圖，我會默默走過。然而有一點是應該說清楚的：傅柯自己曾在法國或國外接受若干同性戀期刊訪談時侃侃而談。希望那些醞釀著要為我的「揭露」而憤怒的人能明白，這些「揭露」經常只是一些翻譯和引述。

傅柯很喜歡引用夏赫（Rene Char）的這句話：「發展你們正當的怪異。」我們就拿它作為本書的標誌吧。這本為傅柯而寫的書，寫作緣起僅僅是因為對於一個人及其著作的崇敬──這個人和他著作的光芒不斷啟迪法國和國外的知識活動，至今近三十年。

＊

剩下的就是進行訪查時遭遇的困難了。首先是必然會在這類調查時出現的障礙：受訪者的記憶有可能因為時日久遠而衰敗，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訪談和討論，才會緩緩爬升至回憶的表面，結果得到的經常是彼此矛盾的敘述，還得去尋找其間的交匯之處。還有就是文獻遍尋不獲，或是藏在重重管制的檔案裡，得通過重重的官方許可，或是要靠層層的關係出手相助方能得見。為了蒐集這些資料，為了和這些受訪者談話，我必須四處旅行：這個研究帶著我從突尼斯（Tunis）到普瓦提耶（Poitiers），從里爾（Lille）到舊金山，從克雷蒙費弘（Clermont-Ferrand）到烏普薩拉（Uppsala）或華沙（Varsovie）。我也必須在一個非常異質的文化空間裡移動：從科學史學者（索邦大學〔Sorbonne〕退休的名譽教授）到《解放報》（Liberation）的總編輯；從瑞典外交官到前衛作家；從法國前總統府祕書長到凡森大學（universite de Vincennes）創校時期的極左派人士等等。其後必須做的，是拿著書面資料和我收集到的所有家人、朋友、同事、學生、反對者的訪談紀錄進行比對。

不過，關於傅柯，還有一些特殊的困難之處。他是個多重面向的複雜人物。「他戴著面具，而且一直在換。」杜梅齊勒（Georges Dumezil）這麼說，他比任何人都瞭解傅柯。我不曾試圖揭露傅柯「唯一」的真相，因為在面具之下，總是有另一副面具，我不認為在重重的偽裝之下，可以發現人格的真相。傅柯不只一個？有上千個傅柯，一如杜梅齊勒所說？是的，或許如此。就我所見，我將這些傅柯呈現出來，他們經常和我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間所認識的傅柯非常不同，不過我盡量避免評判，避免建立某種好惡的排序。

然而最大的阻礙是更隱蔽、更潛藏的。光是為了確立事實，首先就得擺脫所有包圍傅柯的神話。這些神話緊緊黏附在他的身上，有時形成屏障，遮蔽了來自文件和訪談的明顯事實。傅柯自一九六六年《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出版之後，就占據了公眾舞臺的前緣，但他的名望很快就跟他在七○年代的政治活動重疊在一起。從那時開始，寫到傅柯的文字，經常都帶有遲遲才被建立的「入世哲學家」（philosophe engage）的形象印記。這樣的印記似乎反過頭來修改了傅柯此前的一切。

請不要誤解我的用意：雖然這本書致力於重建歷史事實，對抗層層沉積的傳說，但並不是要剝除傅柯作品的創新、耀眼和豐富，而是相反，要將這些光采全數還給他的作品。過去四十年，傅柯的作品有非常多的解讀，這些解讀遭到遺忘、壓抑、忽略。這些解讀消失了。讓傅柯的作品從單一、殘缺的面貌中脫離出來，並不是在傷害他的作品。讓傅柯的作品回歸其歷史脈絡，重現其多重力量，其實是讓傅柯的作品變得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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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一個人的生命，確實是一件永無止境的工作。就算花上二十年去說，還是一直會出現待人發掘的東西。就算寫上十部，還是得再多寫一部補記。舉例來說，我們不可能在這裡為傅柯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四年間簽署過的請願書建立完整的目錄；我們也無法想像要如何重述他參與的每一次抗爭行動。克洛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在他十卷的日記《靜止的歲月》（Le Temps immobile）裡花了數百頁的篇幅述說這些事，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提到其中幾場抗爭行動。我們也不可能回顧傅柯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校園所做的每一場演講，或列出他接受過的所有報章雜誌訪談的清單。我也無法逐一提及傅柯見過的每一個人，這些名字非常多，經常是一些私交，沒什麼特殊的影響，或是友誼深重，不容置喙。此外，傅柯跟許多人的關係，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但是，既然我寫的是傅柯的傳記，就應該關注對傅柯而言重要的那些關係，而不是去關注傅柯對他們而言意義重大的那些人。

書中提到的事件、文本和時期，也有所取捨。我給某些事的篇幅比其他的多，是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更有意義；我引用某些文本的篇幅長過其他文本，是因為我覺得這段文字最適於表達傅柯某個時期的思想，或是因為資料已經不易取得了，也可能只是因為某些文本並沒有法文版。

書中觸及的每個時期，我都試著重建傅柯身處其中的知識風景。顯然，沒有一種哲學是配備著全副的概念與創見，在一個醉心於思想演練的孤獨心靈裡誕生的。要理解某種知識藍圖及其發展，只能參考某種理論的、制度的、政治的空間，也就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場域」（champ）。所以，我嘗試將某些哲學家的見證集結融合在這本書裡，這些哲學家或曾在傅柯的學術生涯裡與他同行或交會，或曾看著他的作品成形，或曾跟隨他的演變。我和他們見面、提問，一連數小時，通常要訪談好幾次，這些人包括：古義耶（Henri Gouhier）、康紀言（Georges Canguilhem）、阿圖塞、勒布杭（Gerard Lebrun）、帕希雍特（Jean-Claude Pariente）、德松提（Jean-Toussaint Desanti）、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維耶曼（Jules Vuillemin）、塞荷（Michel Serres）等等。還有一些人則是將各種見證、記述、相關資料，或是極重要的文件和文章交付給我，列居首位的是杜梅齊勒，當然也少不了維納（Paul Veyne），還有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布迪厄、拉比諾（Paul Rabinow）、卡斯特（Robert Castel）、帕瑟宏（Jean-Claude Passeron）、藍東（Mathieu Lindon）、龐格（Maurice Pinguet）等。我無法在此列出所有曾經提供我協助的人，完整的名單將置於書末。他們的人數太多了，因為本書最重要的期望是成為一部集體的歷史，不是某個時期的肖像（一如人們提到傳記時經常說的），而是以好幾個時期、好幾種文化調性為輪廓的一幅畫像：戰後巴黎梧爾木街（rue d’Ulm）的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六○年代的法國文學、結構主義論戰、一九六八年後的極左陣營、法蘭西公學院（法國學院生活的獨特機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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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次，我也涉入或出現在我所報導的這些事件中。我一向避免以第一人稱發言，僅有極少數例外──我想是兩次──理由是我很難不這麼做。通常，我會以其他在場者或同樣擁有這項資訊的人代替我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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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一部傳記。所以，這本書不是傅柯作品的研究。然而，之所以要寫一部傅柯的傳記，正是因為他寫了一些書。我試著介紹傅柯的重要著作，並將這些著作嵌入它們誕生的時期。我忠實對待文本，避免加以評論。相對的，我用了很多篇幅去談每一個文本如何被接受，如何被理解，這是這些著作的歷史的一部分。作品後續的迴響有時就構成了這段歷史本身，《瘋狂與非理性》（Folie et deraison）正是這樣的例子。

為這些歷史寫歷史，這項計畫或許比我們所想的更接近傅柯的精神：傅柯提到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時曾寫道：「思想的原初形式就是它們自身的導讀──它們唯一認可的注解形式是它們的歷史，唯一認可的評論形式是它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