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敘
我懷著作此書的意思已有多少年，但決定動筆寫此書，卻是很近的事情。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中華學藝社在南京中央大學開年會，我以社員資格出席，最初只想去聽聽各專家的宏論，絕不想說話。那知報到的時候，秘書主任馬宗榮先生說預備會議決定第一日開會時派我為社員演說員之一。我當時既無預備，又不曾攜帶書籍，臨時得不到題目，只得將我平日的教育意見略為講述。不料下台之後，蒙許多社友讚許，夜間公宴席中，更有約為個人談話表示贊同者多人─姓名現在不盡記得，只有鄭天民及費鴻年兩先生所給我的印象特別深─而當時的主席歐元懷先生於述歡迎詞之餘，並特別提出我的講演來說。雖以講演時的時間迫促，我的意見不能盡量宣布，致使聽者有不明瞭之處，但大家對於我的見解之注意我卻深深感謝。
還有，當我講演的時候，中央大學有許多學生在旁聽，第二日教育學院更約我去講演。五六年來我都不願在學校裏演講，但為著上述的兩件事實，也就決然答應，並擬定題目為〈我和教育〉，於五日下午公開地講了兩小時，而且聲明要寫成一部書。
這是我寫此冊的原因，以下說「我和教育」的含義。
在中央大學講演之前，我本擬定題目為「我和我的教育觀」。後來覺得不對：因為我要說的不盡是教育見解，有的是我從事教育的經驗，有的是我受教育的經過，而且有的只是些與教育間接又間接有關係的事情。所以最後改為「我和教育」。這樣，凡屬與我個人有關的教育事業、教育經驗、教育見解、教育理想、教育方法，以至於個人教育經驗，都可以自由地講出來，供大家批評。
我以為從廣義講，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實：無論誰都得受教育，無論誰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屬於「我個人」的代名詞，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為一切第一人稱的代名詞。也可以說誰都可以把他和教育的種種關係，寫成一本書叫作《我和教育》。故這樣的書，不能算作一種什麼著作，只是一種敘述我個人與教育有關係的各種記事冊而已。
當我未講和未寫之前，我也曾想過這樣的記事冊是否有寫出的必要。我固然受教育二十餘年，恃教育為生者又十餘年，但是反躬自問，我對於教育的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記述，不過是個人教育生活史的自白，在教育學識上自無貢獻可言。─但是再三考慮的結果，我仍要將《我和教育》寫成，也有一種很重要的理由。
我以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據他的天稟而外，其餘都是為時代的輪子所轉移；所以一個人的思想，精密講來，都是反映時代的鏡子。我個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國社會上，當然都是渺滄海之一粟，算不得什麼。但是我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卻有很重大的意義與價值。這就是說：中國社會各方面都有最速的變遷的，要從清末海通以來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變遷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戰以後：從那時起，在國際方面由閉關轉到通商；在經濟方面由農村自給漸入工業社會；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轉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個別教學轉到班級制，由私塾書院轉到學校，由考試制轉到學年制。至於社會思想的轉變更為複雜：自從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後，世界上的各種倫理學說，各種政治理想，各種社會主義，各種文藝思潮，都曾在中國智識階級中占一席地，而以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情形為尤複雜。我在此時代中最為幸運，幾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聞目見或親歷其境。因為我是生於甲午的前一年，是小農之子。幼時曾受過純粹小農社會的私塾和書院教育，十五歲以後，又曾受過新式的學校教育，二十四歲以後即從事於教育事業，三十二歲以後專力於教育著述；較難得的是我的生活是由小農社會而轉入工業社會。雖然我現在絕不能再回到故鄉去過小農社會的生活，但小農社會的種種生活習慣，我仍絲毫不曾忘去，而且很感興味；同時因為職業與生活的種種需要，對於工業社會的種種習慣我也能相安，它的好處和壞處，我還能判斷。在教育方面，我更有些奇怪的經驗：就是我當學生時，曾因鬧風潮而被開除，更曾借過別人的文憑考入高等師範；當教員時，曾教過幾省的中學師範及大學，並曾作過四次風潮的對象而幾至於生命不保。所以在現代中國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過各種各色的角兒，同時也曾做過各種各色的觀客。把我的生活歷程作根線索，去演述近代中國教育的變遷，我想或者比作幾篇空洞的教育論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書冊，還容易使人感興趣一點。所以也就不避誇大之嫌，毅然寫成此冊。同時希望讀者不專把此冊看作我個人的生活的記錄─私塾和書院在中國舊教育制度上占極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生活情形，現在的青年便無從經驗；我這記錄也許有可以供研究中國教育史之參考處─而從這不完備的記錄中追求時代的精神、推進時代的輪子，使它日日新、又日新，那是我所馨香頂祝的。
我寫此書，於表白自己關於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給讀者以三十五年間的一部分教育真實史料，故一切以率真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寫作時的「我」力求客觀地記述被寫作時的「我」的真實現象；對於父母、親族、師長、朋友亦本此態度，不避冒犯與嫌怨，力求客觀。因為我以為「人」是不完全的，「人生」是有進步的，倘若我把我的父母、師長、親族、朋友都矯揉造作或隱惡揚善地寫成完人，或把我已往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寫得完美無缺，那無異以宗法的觀念替他人和自己作墓誌，根本不足以表現時代中的「人」與「人生」，亦根本不必寫此書。因為立意率真，故事中關涉師友、親族的地方難免不有冒犯或不敬之處，尚望與此書有關之師友、親族諒之。如能根據事實，予以校正，則更所感禱。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