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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內文摘錄1
妳也要參加#MeToo？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惡夢再度甦醒。我原以為再也不會被安熙正性侵了。
二○一七年，我被聘為隨行祕書，初期被性侵三次，每當安熙正犯下罪行後，都會口口聲聲說：「我再也不會這樣做了，真的很抱歉。」我每次都真心相信了他，如果不這麼相信，我就會活不下去。被傷害後的我雖想尋死，另一方面卻又想苟且地活著，我並不想否定過往認真的人生。為了生存，我必須遺忘，哪怕是要將鮮明的記憶從腦中刨挖出來，我也必須活著。直到覺得自己再也承受不了，鼓起勇氣向身邊的人求助，卻吃了閉門羹。我於是明白，除了沉默我別無他法，我以為直到死的那天，都沒辦法再說出來。
擔任隨行祕書越久，我更深刻體認到安熙正握有多龐大的權力。我是受害者，將此事實說出來的瞬間我就可能人間蒸發，這樣的恐懼令我不敢動彈。後來我才學到一個描述此現象的詞「習得性無助 」。我必須揹負著這個炸彈生活，只要我開口，就會引爆全身的雷管身亡。但痛苦的記憶未曾抹去。為了忘記，我刻意區隔了事件與工作，也將加害者安熙正與職場上司知事 安熙正徹底區分。我既無法從加害者手中逃跑，也無法大聲求救，只得束手就擒。後來我也才知道，這稱為「解離現象」。
安熙正的幕僚稱我為「殉葬組」。意思是王駕崩後，必須帶著王所有不為人知的祕密一起活葬，也就是到死都要封住嘴巴。
安熙正在組織內的地位難以撼動，他是下屆總統大選中最有力的候選人，多數人都如此認為，因此安熙正的話是不可忤逆的命令。既然組織中最高的權位者都道歉了，我也只能接受，繼續過著服從的人生。過去八個月不斷屈服的人生，壓縮成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最後一個受害日。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晚間，我結束工作，從首爾南下回鄉，與家人一起享用晚餐。這時安熙正聯繫我，我頓時感到驚慌，他要我到位於麻浦的住商公寓──那是安熙正有首爾行程時會使用的空間，也是之前經常因公出入的場所。他說有急事找我，但已經很晚了，我心生恐懼，擔心又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平時就經常未事先告知有什麼工作，只要我先過去，等我抵達該場所才會接到指示，所以我只好先行前往。就算重感冒請了病假，只要知事一聲令下，我就必須立刻出勤，這種模式早已成了日常，其他員工也多半如此。
「知事找我，怎麼辦？」我開始和家人商量。無論休假或節日，回家後又被叫回辦公室的情況已經發生多次。有一次是晚上十一點，還有一次是回家才半小時又要回去。難得能團聚卻被迫早早結束，家人雖感失望，但也沒辦法強留我。
但我仍用了最委婉的說法告訴安熙正，要回首爾恐怕很難。時間這麼晚了，又必須共處一室，我也害怕會發生什麼事。但安熙正催促我說有事商量，要我必須來一趟，晚一點也無妨。妳在哪裡？快點過來。在接連不斷的催促下，我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有什麼辦法能讓安熙正不要再找我？不，那是不可能的。那麼，我能讓安熙正繼續等我嗎？不，當然行不通，我無法違抗他。我穿上高跟鞋火速趕去住商公寓。那一天，我再度經歷了死亡。
位於首爾麻浦區桃花洞的住商公寓，就是第三次性侵的地點，為安熙正的友人S先生擔任大股東的建設公司所有。安熙正於二○一七年十月得到這間公寓，便把夫人和自己的私人物品搬來這邊使用。這個場所究竟用途為何，安熙正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是為了提供安熙正方便而存在的地方，連知道住商公寓的人也對這個場所隻字不提。雖然過去也有針對該場所的疑惑，卻沒有更進一步的調查。
那天安熙正緊急找我過去，說必須處理的重大事情，就是要從我口中聽到「我不會參加MeToo」，性侵卻再度發生。犯下罪行隔週，安熙正公開宣稱自己支持MeToo。美國的MeToo運動已席捲全球，引發眾人質問安熙正身為政治人物，為什麼完全不表態的時間點也相對晚了許多。
那天，安熙正看著來到住商公寓的我：「最近我看到MeToo運動，明白自己傷害了妳，還好嗎？」他觀察我的反應。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沉默。
「對不起，妳還好嗎？」他再次問我，「現在還好嗎？」我無法回答，默默垂下頭。他問：「關於MeToo，妳有什麼看法？」接著又談起我的未來，「我是可以休息一陣子，但妳也要跟著休息。」安熙正再次讓我體認到，我和他是命運共同體，我感受到強烈的壓迫感。
我說，「我怎麼敢參加MeToo呢。」他從我口中得到了答案。安熙正讓我對自己的回答感到無力後，再度對我性侵。我逃不了，在放下圈套、等待食物上門的獵人面前，我動彈不得。
犯行結束、超過凌晨兩點的深夜時分，安熙正對我說：「我太太早上會過來，妳清掃完就出去吧。」他告訴我打掃用具的位置，我用除塵膠帶整理了寢具。我在清掃時，安熙正在看高爾夫球頻道，不斷催促我怎麼還不趕快出去，似乎對我掃太慢感到不悅。我被那語氣嚇壞了，一時不知該把握在手中的一把垃圾丟在哪裡，於是胡亂塞進皮包後走了出去。
我覺得自己好悲慘，那天的心境猶如被揉成一團的垃圾。安熙正過去六個月暫時中止的惡行又出現了，我再度墜入深不見底的地獄。我心想，我一輩子都無法擺脫這個枷鎖。
內文摘錄2
奇怪的女人
二月二十五日的幾天前，媽媽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來啊？」我和媽媽說好週末回去，家人都在等我。就在我收拾行李準備回去時，接到同事的聯繫。當天要拍攝KBS的時事教養節目《明見萬里》，但現場沒有隨行祕書，政務組人員也很少。這是從我接下隨行祕書的工作就開始參加會議、籌備了半年的行程。碰上這等規模的行程，隨行人員卻少得不可思議。換作平常，應該每個人都要來才對，但也許正值週末，連政務組也幾乎無人駐守。聯繫我的同事K不太瞭解政務組的業務，我覺得他必須獨自處理這些很可憐，於是掌握狀況後來到現場，K也放下了心中大石。
我一抵達電視臺，看哪裡缺人手就去幫忙，大約整整四小時都站著監控現場的電視牆旁，只要是政務組的人都會這麼做。前任祕書交接時表示，舉行總統大選討論會時，現場也只允許一名員工出入，由隨行組長入場監控畫面。我也按照前任所說的執行，確認知事的語調、現場氣氛，用手勢向知事傳達訊號，一邊確認現場狀況和錄影內容，一邊與負責人溝通。
「幸好有智恩小姐在。」K邊說邊把手上知事的物品和衣物遞給我。他之前就覺得安熙正很難搞，每次工作都就會要求我或另一位女同事Y幫忙，像是拍攝影片時要待在一旁，原因在於有女性在場，拍攝氣氛才會和樂融融。
參加MeToo後，安熙正與部分媒體卻宣稱當時的我是想見安熙正，即便不屬於自己的業務範圍卻還是跑到現場。只要是待過道廳或競選團隊的職員都會知道這是謊言，卻被說得好像是事實，成為熱門話題。我不僅有正式的出差紀錄，實際上也做了事，目睹這一切的人也不少，安熙正卻主張我是他的「私生飯」。連同事K也持相同論調，明明是他要求我提供工作協助，也向同事說很感謝我幫忙，但上了法庭說詞都不一樣了。
當時我是管理安熙正個人電子郵件與社群網站的政務祕書，必要時可以隨時和他見面、直接聯繫他。不知道我工作內容的人可能會隨這種無中生有的說法起舞，但就連對業務組織瞭若指掌的同事都沒有出面指正。打官司時，比起證明安熙正的性侵事實，攻防那些荒誕無稽的主張更令我心力交瘁。
俗話說「三人成虎」，好幾個人一起說謊，我就真的變成了「那種女人」──公私不分、知事的私生飯、不可信賴的怪女人。在我身上貼的這些標籤，成了打官司時他們用來窮追猛打、也幾乎是唯一的策略。
內文摘錄3
在活著的權力面前說出真相
「我是安熙正的祕書金智恩，過去多次遭到安熙正性侵。」
二○一八年三月五日，我在活著的權力面前說出「真相」前，我一直在恐懼中顫抖。下屆總統有力候選人、是未來的掌權者安熙正，其影響力是現在進行式，他的力量難以估量。他不但是下屆總統民調第一名，還曾參與學運、具有三八六世代的優勢。從青瓦臺到財政界，與安熙正建立關係的人多認為他會成為下屆總統，都渴望能結識他。與各界建立關係，觸角蔓延、彷彿具有生命的龐大組織核心，正是安熙正本身。
要參加MeToo運動揭發這等人物，說出「你做了錯誤舉動」，不只是對安熙正個人喊話，也意味著與他的政治地位，以及與其有關的無數人士對抗。對我來說，MeToo是展開一場與深不可測的力量的抗爭，就算能倖存，來日也將如行屍走肉的自殺行為。
但就算會死，我也不想再回到那個賊窟。第一次性侵發生後，安熙正向我道歉，我以為一次就會結束的傷害卻反覆發生。二○一八年二月，我再次受害，這才領悟到自己永遠無法逃離。我想擺脫這個反覆的枷鎖，再也不想當一個被獻給神祇的祭品，靠遭受性侵維持生計，身邊的人卻都默許領導者使用暴力的那種組織。
看到徐志賢檢察官參與MeToo運動，我一直感到很不真實，只當成新聞上他人的故事，是另一個世界的事，而非我的現實處境。我劃清界線，閉上了眼，「妳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妳的對手是總統候選人安熙正，妳絕對打不贏的。上次不也如此？就算鼓起勇氣說出來，也沒人願意出手相助，只要妳閉嘴就沒事了。」
但MeToo在韓國開始發酵，過去沉默的女性逐漸發聲。我看著她們陷入苦惱，鼓起勇氣，又猶豫不決。二○一八年二月，安熙正在我面前提起MeToo卻再度性侵我。如今這種事不會再發生在我身上了吧？我帶著自嘲口吻的洗腦、苦撐的日子頓時潰堤。我感到自己很悲慘，暈眩、頭痛、出血等病痛隨之而來。被性侵後，我去了澡堂，但洗了又洗，卻什麼都洗不掉。
這時，競選期間擔任安熙正隨行組長的前輩打來，問了幾件公事。但就連話筒另一端的微小聲音，都彷彿在鞭打我的心，皮膚細胞彷彿飛至空中自行移動著，我根本沒辦法正常對話。前輩很快就察覺有異，問：「有什麼事嗎？我可以幫妳，妳說說看。」我猶豫了一番，終於吐露了被性侵的事。話筒那端一陣寂靜。是啊，果然大家都一樣，根本沒人會幫我。就在腦中閃過這種想法時，前輩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我幫妳。」
聽到這句話，茫然的恐懼頓時瓦解。我決定昭告天下，但是，我真的能辦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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