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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徬徨與孤獨
1875年春天,文生被調到辜比總公司

作 者 作 品

林布蘭:陰影中的亮光

譯 者 作 品

我的熊弟弟

繪畫、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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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藝術‧攝影‧影視>繪畫、書法
叢書系列:發現之旅
作者:Pascal Bonafoux
       Pascal Bonafoux
譯者:張南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05月31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32開/平裝/184頁
ISBN:97895713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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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徬徨與孤獨1875年春天,文生被調到辜比總公司



  第一章 徬徨與孤獨

1853年3月30日這天,荷蘭格魯.榮達(Groot Zundert)教區的牧師家裡一片忙亂,有人祈禱,有人盼望。牧師迪奧多雷斯.梵谷(Theodorus Van Gogh)的妻子即將臨盆。去年的同一天,她生下一個死產兒,本打算取名文生.威廉(Vincent Willem)的。這次生的孩子也取了同樣的名字:文生.威廉.梵谷。

第一章 徬徨與孤獨

從17世紀起,梵谷這個家族就有人以文生為名。與文生同名約有他的祖父,1789年出生,是布雷達城(Breda)的牧師;還有他的叔叔──桑叔叔(l"oncle Cent),1820年出生。桑叔叔在海牙普拉茲(La Plaats)街14號,開了一家買賣現代版畫及油畫的商店,號稱「國王及王后收藏館的供應商」。他的兄弟漢德里克(Hendrick),也就是漢叔叔,和科內里斯(Cornelis,科叔叔)兩人,也經營藝術品的生意。五個兄弟中,只有迪奧多雷斯繼承了父志做牧師。1849年4月1日,迪奧多雷斯27歲時,終於被任命為格魯.榮達的牧師。這是北布拉邦省(Ie Brabant)的一個市鎮,靠近比利時邊境。他隸屬於溫和的喀爾文教派,管轄的教民只有一百多人。

1851年,迪奧多雷斯與安娜.科內麗亞.卡本泰絲結婚。1855年,安娜生下一個女兒,安娜.科內麗亞。由於這個女兒與母親同名,所以1857年5月1日所生的兒子也就跟父親同名:迪奧多雷斯,簡稱迪奧(Theo)。格魯.榮達的牧師住家,在墓地後面的教堂旁邊,在這兒後來又誕生了三個孩子:1859年的伊麗莎白(Elizabeth),1862年的維蕾米娜(Wilhemina),及1867年的科內里斯(Cornelis)。

沈默孤獨的文生常在田野中漫遊。進入公立學校後,開始讀書識字,學習算數

1864年10月1日,文生的父親把他送到位於羅森達爾(Rosendaal)和多德雷升(Dordrecht)之間的濟凡伯根(Zevenbergen)當寄宿生,進入普羅維利(Jean Provily)先生所辦的私人學校。這是文生第一次離開家人,他才12歲。文生的課程有法文、英文和德文,他的成績並不好。後來文生又被送往狄爾堡(Tilburg)的漢尼克學院(l"institut Hannik)。可是到了1868年3月中旬,他父親的經濟情況開始惡化,無力支付昂貴的寄宿費用。文生回到了格魯.榮達──15歲時,他的讀書生涯便結束了。

桑叔叔由於生病,把店賣了。巴黎的辜比公司(Goupil et Cie)買下桑叔叔的店,作為在荷蘭的分行。這家公司的總公司位於巴黎的夏普塔爾街(rue Chaptal),有兩家店面,一家在蒙馬特大街(Montmartre),另一家在歌劇院廣場(place de l"Opera)。此外,辜比公司在倫敦和布魯塞爾也有畫廊。

1869年7月30日,由於桑叔叔的介紹,荷蘭分行的經理泰斯提格先生(H.G. Tersteeg)僱用了少年文生,當銷售複製品的店員。今天,這家分公司的信紙箋頭上,還特別標明是以前的「文生.梵谷畫店」。

文生.梵谷賣力、認真,是一個無可挑剔的模範店員

他看書,參觀美術館,過著規律、刻苦、勤奮的生活。1872年夏天,他離開海牙到赫爾瓦特(Helvoirt)與家人團聚。自從1871年1月底他父親被任命為該地牧師,他們家也搬到了赫爾瓦特。仍在附近市鎮瓦斯特維克(Oisterwijk)求學的迪奧,也回到家中。他們家的經濟情況仍然沒有好轉。迪奧無法繼續求學。於是兄弟倆一起離開家。迪奧先陪文生回到海牙,在那兒逗留了幾天。然後,文生寄宿在魯斯(Roos)一家人的家中。當迪奧又回到瓦斯特維克,兄弟兩人開始彼此通信。

12月中旬,父親通知文生,由於桑叔叔再度出面幫忙,辜比公司聘請了迪奧,將從1873年起在布魯塞爾的分公司工作。文生寫信給他弟弟:「我真高興從此我們將從事同樣的行業,而且是在同一家公司。我們以後一定要經常寫信。」以後整整17年,他們兩人持續通信,其間只中斷了三次。第一次從1874年8周到1875年2月,這是文生徬徨、不安的轉變時期。第二次,從1879年10月到1880年7月,文生因為弟弟的責備而停止寫信。第三次,從1886年3月到1888年2月,這段日子文生就住在巴黎弟弟的家中,還需要寫信嗎?

1873年1月,公司為文生加薪。兩個月後,文生被調到倫敦。那兒的畫廊只為畫商開放。他在6月到達倫敦。倫敦的居住問題很快獲得解決,但是,公寓似乎太貴了──一星期18先令,洗衣服的費用尚不包括在內。而且公寓裡同住的幾個德國人喜歡嬉鬧唱歌,雖然是愉快的伙伴,一起出遊時卻變愛花錢,文生學不來……,他想找一個比較便宜的住處。

文生在倫敦開始接觸英國繪畫,他說是「去適應它」……。

他讀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1795-1837)的詩,逛公園,到泰晤士河划船,上博物館看畫。他初識幾位英國大畫家的作品,例如,影響了法國巴比松(Barbizon)畫派的康斯塔伯(John Constable),以及透納(J.M.W.Turner);擅長肖像畫的雷諾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兼作風景及肖像的甘斯伯羅(Thomas Gainsborough)。關於康斯塔伯,文生說:「大約30年前的風景畫家。畫得好極了!有點類似迪亞茲(Narcisse-Virgile Diaz)和多比尼(Charles Francois Daubigny)的風格。」迪亞茲和多比尼兩人是當時的法國風景畫家。

公司裡賣的是繪畫複製品──如19世紀法國古典畫派大師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Ingres,1780-1867)的《自水中升起的維娜斯》。另外也做彩色照片、剪貼簿等的生意。文生幹得十分起勁,彷彿公司是他自己開的倣的。寫給迪奧的信(他弟弟先是在布魯塞爾,後來調到海牙接替他原先的職位),也像是商業信函,盡談些業務上的指示、方法和建議等。「你要繼續經常散步,熱愛大自然,因為這才是學習深入瞭解藝術的正確途徑。畫家都瞭解大自然。」寫這些話時的青年文生並沒有想到要當畫家。這時他20歲,心滿意足,「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認為自己是「一個真心以四海為家的人」。尤其重要的,是他發覺自己不再是個孩子,而是一個男人。

一個戀愛中的男人。從1873年8月起,他寄宿在盧瓦葉太太(Mme Lover)家裡。盧瓦葉太太是寡婦,家裡有個19歲的女兒烏絲拉(Ursula)。文生在離開倫敦前往荷蘭之前,曾向烏絲拉求婚。盧瓦葉小姐沒有答應。她告訴文生,她已經私下跟別人訂了婚。遭到拒絕的文生,回到赫爾瓦特父母親家中,失望,迷惘,茫然不知所措。關於這次的創傷,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隻字未提。

從1874年到1875年的冬天,文生再度居留倫敦,有幾個星期的時間陷於沮喪的悄緒裡

文生回到了倫敦。他的妹妹,19歲的安娜,陪他一起回來。安娜想在倫敦找工作,當小學教師、私人教師或貴婦女伴都好。有好幾個星期,只有安娜陪著他。文生這次是住在肯欣頓新街(Kensington New Road)395號的「長春籐小舍」。他對什麼事都不再有興趣。「在英國曾有過繪畫念頭,卻又消失了。不過,這個念頭也許哪一天又會出現。」雖然有過念頭,卻無關緊要,什麼事情他都無所謂了。公司呢?「我們可能要搬到另外一家店面,比現在這間還大。」難道他還關心辜比公司的前途?至於妹妹的事:「我們很難幫她找到工作。」他是否為此感到難過呢?

兩個月後,文生在給迪奧的信中,附筆錄下法國作家赫南(Ernest Renan,1823-92)的幾句話:「在這世界上,若要有所作為,必須捨棄自己。人在世上不只為了求得幸福,也不單單是為了做個誠實的人。他活在世上是要為社會做大事,為了成為高尚的人,超越芸芸眾生的庸俗生活。」這正是畫家梵谷一生的寫照。那時,或許連文生也不自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