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序：故事在哪裡 觀眾就在哪裡
錄影帶曾經是我個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扇窗。
小弟我只比最早的錄影帶格式Betamax早了幾個月在臺灣南部的高雄出生。成長於沒有金馬影展、沒有太陽系MTV、沒有電影圖書館的臺南，在我十多歲時現身的家庭式錄影帶店就是我的全部。那裡就是我的電影學校，就是我的藝術啟蒙。《狗臉的歲月》（My Life As A Dog）、《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和《阿瑪迪斯》（Amadeus）就是我的人生導師。
我的成長經驗中，電影從來沒有跟電影院劃上等號。過去不是，顯然未來也不是。
我家那個不算寬敞的客廳才是我人生最常前往的影廳。
那個影廳甚至早在家父買了第一臺錄影機之前就已經開張營業好幾年。三年前過世的影評人景翔老師，在一九八?年代的時候會替無線電視臺的電影放映節目做演前、演後導讀。我永遠記得小學六年級守在不比我現在的筆電螢幕大多少的電視機前看完《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時，那種頭皮發麻、無法言語的恍惚狀態。多虧景翔老師的演後解說某種程度上收回了我已經魄散四方的靈魂。
錄影帶不只是上個世紀的革命性科技媒介，也是一整個世代橫跨二、三十年的共同生活型態。最終保存不易的錄影帶實體可能已經佚失，然而錄影帶世代留下的生活記憶仍挺住訊號衰減的類比宿命，清晰地刻印在DVD、iTunes、Netflix世代身上。
寫作這本書的三年期間，電影業正好面臨了空前的震撼：COVID-19期間世界各地電影院史無前例地大規模停業和網路串流服務的破壞性崛起，當然還有整個電影業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到終於接受「故事在哪裡、觀眾就在哪裡」的心理轉折。
錄影帶這個近半世紀前的「科技媒介」其實和後來Netflix的故事有幾乎完全平行的故事線：新生的刺激和興奮、本能的恐慌和抵抗、打亂又重組的秩序、雨過天青之後的百花齊放，最後上場的是遲暮將至的感傷和悼念。這些屬於一整個世代觀眾和從業人員的情感經歷正是我企圖在這本書記錄下來的生命細節。
最後，必須提到沒能寫進這本書的另一個我生命中的電影花園：
我高中就讀的臺南一中隔壁，正好是來自美國的天主教神父紀寒竹的華燈藝術中心。紀神父在那個勝利路的地下室小房間裡定期放映自己的電影收藏，也許我們這些隔壁的高中生可以用類似圖書館的書卡檢索那些錄影帶和LD光碟的片名和演職員表等資訊（那些卡片就是我人生第一個IMDb），並且支付微薄的費用租下場地跟一中電影社的同學們一起觀看。
紀神父的這個作法肯定在法律邊緣，然而卻是這些十六、七歲南部少年在那個當下絕無僅有的一道電影的光。
我當然也會把青春期的每一個週末耗在如今廣為人知的二輪電影院全美戲院，對父母謊稱在學校溫習功課，然後跟同學騎著腳踏車飛馳前往全美（對！我們這一代就是活在《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的宇宙），一口氣連闖兩廳看盡四部電影。
然而錄影帶、光碟的體驗終究是專屬於我這個世代的生活體驗。這種實體媒介的體驗正因為網路串流的全面統治力量，而像電影片尾的牛仔一樣，背對著觀眾緩步騎向遠處的夕陽。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責無旁貸必須代表錄影帶的世代寫下這個故事。
而且企圖將一個即將滅失的故事印成紙本這件事本身就很錄影帶。很夕陽，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