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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版後記
一、
首先要說的是，我讀的佛經，與桑奇工匠所讀，不是一個本子，甚至有的時間還會更晚，比如馬鳴，又比如龍樹的撰著。這裏尋求的不是圖像與文本的嚴格對應，而是文意與圖像的大致相合，那麼可以說是逆向追索。因此很大程度上，我是把桑奇浮雕的一大部分作為佛陀畫傳來讀，而它正是時代早且保存最為完好的一部。
讀圖過程中，常常翻閱的兩本書，是于凌波《釋迦牟尼與原始佛教》、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又渥德爾《印度佛教史》、查爾斯．埃利奧特《印度教與佛教史綱》第一卷中關於佛傳的部分。作者從釋典中勾稽釋迦牟尼事跡，努力於復原一位貴族青年由迷惘、困惑走向覺悟終至成為精神導師的歷程，所引佛經或以漢譯為主，或取自巴利文佛經，而不同文字的佛經於世尊行歷，都有切近人情的敘述。由說法的睿智風趣，固可見出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智者風神，此外的若干言行，也頗可教人讀罷低迴不盡。
比如于著中“釋尊的容色言行”一章舉出的不少事例，其中一例是“佛自乞僧舉過”：“這是《增一阿含經》上的故事。說是及弟子們夏安居結束，在‘自恣’儀式的時候，世尊坐在草座上 ── 就是敷草於地而坐。因為是‘恣僧舉過，捨憍慢故’，所以不坐本座而坐在草上 ── 告諸比丘說：‘我無過咎於眾人乎？又不犯身口意乎？如是至三。”
又比如，世尊從不鼓勵弟子和信眾對他個人的膜拜。《印度教與佛教史綱》中提到，“在拒絕過分恭維時，他的言詞既有諷刺而又謙虛。有一次舍利弗說：‘世尊，我有如是信仰，我認為過去、現在和未來沒有一人比世尊更為偉大和更有智慧。’佛陀回答說：‘舍利弗，你當然知悉過去一切諸佛。’‘不，世尊。’‘那末，你知道未來諸佛。’‘不，世尊。’‘那末你至少知道我，而且徹底看透了我的心。’‘世尊，這我也不能說。’‘那末，舍利弗，你的話為甚麼如此豪邁大膽呢？’”
又《長阿含經》卷一《遊行經》記世尊行將入滅之際，守候在旁的阿難心中惶懼，因請世尊再施教誡。世尊答曰：“阿難，我所說法，內外已訖，終不自稱所見通達。吾已老矣，年且八十，譬如故車，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壽，自力精進，忍此苦痛”。然後，“佛告阿難，吾滅度後，能有修行此法者，則為真我弟子第一學者”。至入滅之際，“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脅如師子王，累足而臥。時雙樹間所有鬼神篤信佛者，以非時花佈散於地。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此雙樹神以非時華供養於我。此非供養如來。’阿難白言：‘云何名為供養如來？’佛語阿難：‘人能受法，能行法者，斯乃名曰供養如來’”。非時鮮花佈散於地，固為供養如來，然而世尊以為，能夠接受如來的教法，能夠身體力行如來的教法，如此，才是真正的供養如來。
總之，溯源尋流，每每會發現源頭的清澈，而向下流淌的過程中失去最多的便是這樣的因子，雖然這條清流是在不斷增添別樣的豐沛。
二、
本書援引的佛經，或稍嫌多，不過真是我喜歡的文字。這裏把它作為桑奇故事性浮雕的“畫外音”，卻是很少考慮佛理或學理的因素，只是覺得某一段文字與某一幅圖像對讀，最可得會心之樂，便引錄下來。想想《出三藏記集》裏講述的譯經場中的情景，會覺得更有意思。雖然早期多是出自胡僧，不過當日胡僧的中西兼通之水平，今人未必可及呢。
第一章引述較多的馬鳴《佛所行贊》，其成書要稍晚於桑奇，── 馬鳴的活動時間約在公元一、二世紀之間。《佛所行贊》雖然收編在佛典，但它實在是詩而不是經。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曰，“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並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周一良《漢譯馬鳴〈佛所行贊〉的名稱和譯者》考證《佛所行贊》的名稱即應為《佛本行詩》。它“在印度文學史上，屬於宮廷詩（Kavya）一類，據說這種詩裏一定要講到統治國家和做人的道理，要描寫女人，要描寫打仗，並且要用比較雕琢文飾的字句。《佛所行贊》這幾點上都成功地作到。治國家和做人的道理由優陀夷說出，見《離欲品》。《厭患品》敘述太子出遊時女子們爭先恐後的搶?看，《離欲品》敘述太子夜間在宮中看見女子們睡眠時的種種相。對於女人的服飾、動作和心理有?極細膩周到的描寫。不過中譯本刪去很多，大概認為與經典的莊嚴不合，不知梵文原本本來是‘詩’而不是‘經’也”。又在《論佛典翻譯文學》中評說曰，“馬鳴的《佛所行贊》是以詩的體裁來敘佛的一生，原文尚存半部，在梵文學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名作”。“如《合宮憂悲品》‘生亡我所欽，今為在何所？人馬三共行，今唯二來歸。我心極惶怖，戰慄不自安。終是不正人，不暱非善友。不吉縱強暴，應笑用啼為。將去而啼還，反覆不相應。……故使聖王子，一去不復歸。汝今應大喜，作惡已果成。寧近智慧怨，不習愚癡友。假名為良朋，內實懷怨結。今此勝王家，一旦悉破壞’。雖然不如原文之暢達，也足以表見一個女子既恨且怨的口吻。‘生亡我所欽’是據高麗藏本，宋元明三本都作‘共我意中人’。案原文相當於這一句的是Gatah Kvasa chandaka manmanorathah。意為‘車匿，我心所悅之人何在？’宋元明三本之‘意中人’比‘我所欽’更為近似”（《周一良集》第?卷，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馬鳴詩中，類此之傳神寫心的文字尚有不少，本書所引只是與圖像相關的部分。相傳它的譯者是北涼曇無讖，不過《漢譯馬鳴〈佛所行贊〉的名稱和譯者》認為很難成立，應是“失譯”。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論翻譯曰，“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又卷二十七《含光傳》後附論云，“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幹也，東夏者，傳來之枝葉也”；而“入土別生根幹”，“善栽接者，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結步搖而飾冠珮。南海之人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蠶婦之絲，巧匠之家得之，繡衣裳而成黼黻。縿（繅）抽之嫗，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我於是自比於“見而不識”之嫗，讀經有“聞而可愛”之喜，也就很滿足了。
三、
魏晉以降，至唐中期，前後五百餘年間，中土高僧“西天取經”者，有百數十人，而以五世紀印度笈多時代和七世紀戒日王稱雄北印度之際為最多。與佛陀一生行歷相關的聖跡多見於《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笈多時代的阿旃陀石窟也在《大唐西域記》中留下記載，但桑奇遺跡卻是不曾見諸文字。
法顯、玄奘為古代印度的社會生活留下了寶貴的紀錄，有些甚至是唯一的紀錄。相比之下，對現當代印度考古以及考古成果的深入研究，吾人則是少之又少，不論遠古的印度河文明抑或早期佛教遺跡。這是否可以算作一項遺憾呢。
然而以“桑奇”為題寫一本書，我的條件卻是遠遠不夠的。桑奇佛教遺址的發現，距今將近二百年，海外學者對它的研究，已經很充分，但我除了馬歇爾與福歇的若干著述之外，其他幾乎沒有接觸。所讀佛經，不及大海中的一滴水，遑論對佛學精義的理解。因此可以說既無語言優勢，也無專業優勢。
寫作的動力，第一來自於三年前的印度之行。其時所到之地為北方邦耶木納河西岸的馬圖拉，中央邦首府博帕爾的桑奇，比哈爾邦恆河南岸的巴特那，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旃陀石窟、埃羅拉石窟，孟買的坎哈瑞石窟，又馬圖拉、巴特那、那爛陀、加爾各答等諸地博物館和新德里印度國家博物館。十三天裏，日程安排十分緊湊，每一天都是曉行夜宿，── 凌晨四點鐘起身，午夜以後入睡，而緊張的一天總是收穫極豐。雖然很多圖像早在書中讀得熟了，但親見實物的感覺與之自不可同日而語。歸來整理照片，如同一次又一次返回陽光下的桑奇，如此往返無數，不免添得牽掛無數。於是很想讀一讀今人（除了我八年前讀到的台灣橡樹林文化版林許文二、陳師蘭《印度佛教史詩：圖解桑奇佛塔》之外）對它的介紹，以解決懸疑。
不料找尋的結果，卻是發現中國大陸竟然沒有一本全面介紹桑奇的專著（此刻心中仍存忐忑：會是因為我的疏漏而沒有找到麼），因此它便成為寫作動力之二，── 做這樣一件很難不被人哂笑的事，實在是需要特別的勇氣。不過本書副標題“西天佛國的世俗情味”，多少為自己的讀圖開啟了方便法門。就視覺形象而言，它給予觀者的感覺是世間情味多，出世的情味很少。對佛陀的讚嘆，是來自對一位聖者的智慧之崇仰，而這一位聖者，便完全隱身在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故事裏。
幸運的是，去歲春夏之交以及仲秋時節，分別得獲赴歐洲幾個博物館和印尼爪哇婆羅浮屠參觀的機會。行旅所及，在關注早期佛教藝術的過程中，慢慢生出看世界的感覺：一個小小的紋飾，竟可以折射出跨山越海的曲折經歷。傳播的因素當然有很多種：和平的，戰爭的；偶然的，必然的，等等。天下格局分而合、合而分的不斷變化帶來的文化傳遞，常會演出令人不可思議的傳奇。有的可以大致勾畫出經行的路經，有的卻只能是若干虛?，甚至只是分散的點。我想，作為一個遊客，我在這裏記下近年各地遊走所見以及歸來後整理印象之際遇到的相關資料，且選擇一種我喜歡的方式，把印度之行拍攝的照片資料刊佈出來，以成專題介紹桑奇三塔浮雕的一小冊，這樣的努力，也許不無意義罷。
四、
印度之行曾得到敦煌研究院支持和部分贊助，歐洲行旅得獲法國遠東學院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支持和部分贊助。印度考察行程仰賴新加坡袁?女史體貼我之心願的周到安排和調護，歐洲博物館參觀、購書以及本書所涉法文圖書的翻譯，悉得益於賢友王楠。稿成，承陳平同道悉心披閱，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見。老友吳彬的細心編校，亦使此書避免不少疏失。在此一併深致謝忱。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圖片除署名以及註明出處者外，均為李志仁同志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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