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紐約當農夫：全球最大的屋頂農場如何創造獲利模式，改變在地飲食(DKB0016)
The Farm on the Roof: What Brooklyn Grange Taught Us About Entrepreneurship, Community, and Growing

類別： 自然‧科普‧數理>環保綠活
叢書系列：EARTH
作者：安娜斯塔西亞‧普拉基斯
       Anastasia Cole Plakias
譯者：甘錫安、溫澤元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04月21日
定價：330 元
售價：26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0頁
ISBN：9789571369709

【摘自第一章：志同道合與信念的十字路口】

▼  摘自第一章：志同道合與信念的十字路口

當紐約處於不確定的未來時，一位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年輕人弗蘭納也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他取得工程學士學位之後，搬到美國東岸從事商業顧問，這個工作的收入讓他擁有大多數人到紐約都想追求的生活：一棟位於最時尚的下東城房子、每年出遠門旅行，有多餘的錢可經常光顧樓下的雞尾酒吧。

但他的工作頗具挑戰性，每星期都很忙碌。弗蘭納是顧問公司的分析人員，負責找出最能讓公司獲利的業務。

他會找出部門效率不彰之處，指出如何處理虧損漏洞，而不影響品牌識別或品牌誠信，有時會刪去數百萬美元預算。弗蘭納經常接觸新公司和新產品，了解各種商業問題、消費趨勢，以及因應策略。

弗蘭納進入這家公司剛滿一年，某天被指派負責某知名紅酒品牌的團隊。他跟幾位同事飛到澳洲，乘飛機越過數千英畝的葡萄園，最後到達田野旁育種大樓的臨時辦公室，研究如何提高紅酒的利潤。弗蘭納把資料輸入Excel統計，每天工作十六小時。有一天中午當太陽升到最高點時，農夫從葡萄園走進屋裡吃午餐。原本寂靜只有細小鑰匙聲的育種大樓，頓時充滿生氣。農夫帶來泥巴、汗水、葡萄味、笑聲，以及食物被人偷咬一口的喊叫聲。弗蘭納一邊沉思一邊旁觀他們，發現自己很渴望這種志同道合的感情。他說不上來是什麼原因嫉妒這些澳洲農夫，但他的確有點嫉妒，有種坐立不安的感覺開始糾纏他。

弗蘭納知道顧問工作無法帶來快樂。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很累人，壓力也很大，但他知道自己很幸運才能擁有這些機會。在紐約有幾百萬人努力求溫飽，但當一群人擠進車廂時，經濟優勢者就無法忽視眾多的弱勢者。弗蘭納慶幸自己的工作能讓他學習有價值、有市場的技能，但他是個謙虛的人，覺得自己還有許多東西要學習。他也捨不得放棄自己為成功事業所做的努力。他不快樂也不想大幅改變工作，因此到澳洲幾星期後獲得一家數位管理公司行銷部門的工作機會，就接受了這個職位。新的辦公室很棒，看來似乎可以解決上一個工作使他不快樂的問題：工作時間沒那麼長、團隊工作氣氛比較濃，工作也沒那麼孤單。然而經濟環境不佳時，辦公室瀰漫一股不安感。每人彷彿都不再喜歡自己的工作，但都覺得自己幸運地還有工作。

然而，樂觀的弗蘭納仍然盡力扭轉惡劣的環境。每月的某個星期五，他會推著裝滿材料的推車在辦公室遊走，做酪梨醬請同事享用。另外幾個星期五，他會打上蝴蝶領結走來走去，提供客制化冰淇淋麥根沙士。他請同事到他的小隔間喝咖啡，用法式濾壓壺泡咖啡，還偷偷在辦公桌抽屜裡做堆肥，因為他提議全公司製作堆肥的計畫被打回票（他離職時忘了清理這個堆肥抽屜，幾個月後新人到職時才發現）。

有一天，弗蘭納的老闆找他到辦公室。

老闆提醒他：「你明天工作時或許可以戴耳機。你應該沒事，但有很多人會被資遣，有些事你可能不想聽到。」

此後上班變得很無趣。

接著幾星期，他的同事少了一五％。留下來的同事開始彼此競爭。換工作也沒什麼幫助。弗蘭納的生活大多是資料而不是人，工作時也只用到大腦。在有空調的辦公室裡打字時，他擺在鍵盤上的手常會發冷，這種感覺讓他有些不安，彷彿身體是沒有生命的儀器。弗蘭納發現自己開始計算這一天還有幾分鐘才結束，他什麼時候才能擠進尖峰時間的電車，回家做自己興趣的事：做辣醬和苦啤酒，以及在廚房裡醃肉。

弗蘭納已經厭倦為優渥的生活而工作，他希望做有興趣的工作。他在澳洲葡萄園看到農夫快樂工作，他知道自己必須做能讓身體和心靈合一、讓自己參與周遭世界的工作才會快樂，而不是坐在與外界隔絕的小隔間裡。他的思緒愈來愈常轉到那些葡萄農夫身上。他開始每星期到聯合廣場的農夫市集，而且待得愈來愈久。他問攤商挑選蔬菜的祕訣時，覺得自己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裡。他喜歡農作的踏實感，還領略農作可以整合各種思維能力，例如依據風味和耐受性選擇最佳作物，設計效率更高的種植方式。農作最吸引他的是：從業者是人、服務對象也是人。

弗蘭納在二○○八年夏天做了決定，要在第二年春天辭職，不管採取何種方式都要當農夫。到加州聖巴巴拉參加行銷會議時，他偷偷離開數不盡的PowerPoint簡報會議，去造訪附近的農場。他回家後打電話請病假，當天又跑去當地農場。他申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農業生態學課程，即使被拒絕了也沒有絲毫猶豫。他開始上網訂購農耕書籍，在通勤的電車上仔細研讀，並在書上寫筆記，還把要重新閱讀的頁面折起來。

有一天他翻閱《紐約》雜誌，一張照片映入眼簾。起先他以為那是一片野花，但定睛一看才發現照片的田園風景宛如接近天際線，被四周磚造煙囪和木造水塔環繞。照片裡的景緻不是市區後院或都市公園，而是在屋頂上。這張照片出自克里斯（Chris）和莉莎．古德（Lisa Goode）的專題報導。這對夫妻自己建造屋頂花園，在裡面飼養雞和蜜蜂，後來還成立綠化屋頂公司。弗蘭納受到激勵，躍躍欲試。他想到只要把現有模式（也就是綠化屋頂）和他在閒暇時研讀的密集農耕方法結合起來，就有機會在紐約建造農場，他就有機會務農了！

除了胸懷大志和對食物與農耕的熱情，弗蘭納也是很有系統邏輯思維的人。工程學訓練讓他了解萬物如何運作、在哪些狀況無法運作，以及如何讓萬物運作更有效率。譬如屋頂農耕，他就看到兩個系統可以相互滿足。例如，農業必須面對配銷問題：不論耕作時使用的化石燃料減少到什麼程度，種出來的蔬菜仍然必須運送到消費者手上，而在可預見的未來，運送仍然需要消耗化石燃料。另一方面，都市人缺乏綠地，但經費拮据的市政府連建設綠地供公眾使用都很困難，維護更不用提了。都市農業能以共生方式同時處理這兩個問題（及其他問題），減少運送食物所需的能源，同時為都市居民提供可用的綠地。弗蘭納毫不遲疑，當天就打電話給古德夫婦。

紐約最棒的一點就是在這個八百萬人的城市，你往往有運氣在最需要的時刻認識最需要的人。克里斯就是在這樣時刻出現的人。弗蘭納向克里斯表示要把屋頂變成產量豐富的菜園，克里斯聽後並沒笑他痴人說夢，他說：「對，我也想做這件事。你擬定農場計畫，我們保持聯絡。我有個不錯的地點。」

紐約還有個特色，這裡的人似乎是全世界最忙碌的人。弗蘭納多次發電子郵件給古德夫婦，但隔了好幾星期都沒有回音。不過弗蘭納沒有放棄計畫，而且決心更加堅定。冬天來了，弗蘭納打算在春天離職的日子逐漸接近，他開始蹺班。他家樓下那間酒吧的調酒師都知道他迷上農場，他跟朋友聊的也只有這件事。他在農夫市場逛來逛去，向攤商詢問農業問題。有一位攤商介紹他認識另一位農民安妮．諾瓦克。弗蘭納向她提出許多問題：應該造訪哪些農場？應該看哪些書？她問弗蘭納為何那麼有興趣，弗蘭納向她說明了自己的計畫，此時諾瓦克毫不猶豫地說：「算我一份。」

現在萬事具備，只欠地點。三月的某一天，弗蘭納離職日即將到來，他的收件匣出現克里斯的名字。克里斯來信告知地點已經準備好了，而且可能提供建造經費。弗蘭納不敢相信，他的農場夢真的要實現了。

克里斯介紹紐約房地產名人東尼．阿爾簡托（Tony Argento）認識弗蘭納。他是電影、電視攝製公司百老匯舞台（Broadway Stages）的老闆，最著名的成就是在熱門地段以外拓展空間，讓大眾負擔得起影視娛樂。他是很有眼光的人，所以他發現絕佳的機會在布魯克林區東緣，占地一六八坪的倉庫屋頂實行一項創舉。他不懼怕風險，為這項計畫提供建造經費。他很有遠見（後來阿爾簡托在農場進行時裝秀和電影拍攝，這個決定讓他感到值回票價。弗蘭納當時還不知道，但這是我們學到關於「附加價值曲線」的第一課：每人認同你想法的理由不一定相同。至於阿爾簡托和古德是否相信弗蘭納，能為都市農業創業家創造發展準則，這是無關緊要的。阿爾簡托喜歡把農場當成拍攝場景，古德則喜歡評鑑建造工作，因此獲得建造全世界最大綠化屋頂農場的名聲）。

紐約人的另一個優點是不怕困難。古德夫婦以前在電影業工作，熟悉使用起重機和建築機具建造布景和從上空拍攝全景畫面，弗蘭納認為他們會是阿爾簡托的重要合作夥伴。他們負責建造工作，讓弗蘭納專心處理最熟悉也最喜歡的事：採購工具、規劃設計與選擇種子。

春天很快就來臨了，街上最後一場雪也融化了，弗蘭納看著自己的夢想逐步實現。他們依照農場所在地址，把農場命名為「鷹街農場」。第一季，弗蘭納和諾瓦克努力把土堆鏟成整齊的條狀，用來種植羽衣甘藍、高麗菜，中間點綴辣椒和番茄。附近居民不久就發現這裡，開始走進倉庫頂樓購買瑞士菾菜（甜菜）和沙拉用的生菜。農場攤位休息時，弗蘭納會騎著載貨三輪車，從一家餐廳到另一家餐廳，向主廚兜售新鮮香料和爽脆的小蘿蔔。主廚對這些現採農產品從何而來感到不解，但都讚賞品質很好。農場產量不錯，弗蘭納把作物都賣完了。

這家農場的名聲不脛而走。當地部落格和報紙到跨國電視台，各種媒體邀約如潮。每人都想了解這個屋頂農場。一個陽光普照的夏日下午，莉莎打電話給弗蘭納，表示《紐約》雜誌有位記者報導她和家人的屋頂農場，也想寫一些鷹街農場的事情。這篇報導很短，但搭配一張農場的彩色照片，弗蘭納和諾瓦克在照片裡蹲在走道上。這篇報導於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夏季登出。

此時，在紐約熨斗區和鷹街農場隔河對望的一棟十層大樓裡，我坐在電腦前看著陽光在一年中最長的一天，慢慢消失在曼哈頓區的天際線。當時我是在設備齊全、氣氛愉快的黃色角落辦公室擔任執行助理。我的老闆是餐廳和酒莊負責人喬．巴斯提亞尼齊（Joe Bastianich），當時正在參加科羅拉多州的阿斯本餐酒展。科羅拉多的時間比紐約晚，因此我還在待命。電話終於響了，巴斯提亞尼齊最近熱衷於演奏搖滾樂，還找幾位名人主廚朋友在展覽中演奏。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表演，他非常興奮。《紐約》雜誌計畫在部落格報導這件事，巴斯提亞尼齊希望文章一上線就馬上讓大家知道。我試著解釋谷歌（Google）快訊讓他了解，他以為自己是瀏覽器的「刷新」按鈕。我可能因此整夜都要待在那裡了。

我隨意瀏覽網站，網頁底端有張照片和另一篇文章的連結，吸引我的注意。我按了那個連結，螢幕上出現一片很小的植物，有兩個人在其間休息，我讀了照片旁介紹鷹街屋頂農場的一小段文字，後來又讀一次。我覺得十分驚奇。

這不是我第一次接觸城市屋頂農場，而是近幾個月經常接觸，而且和弗蘭納一樣深深著迷。我有幾位在酒吧工作的朋友，打算在荒廢的布魯克林區布希維克社區開一家披薩屋。說真的，起初我並不認真看待這件事。披薩市場已經過度飽和，而且這個地點不好。不過我有位朋友派崔克．馬汀斯（Patrick Martins）是餐飲界名人〔他創立美國慢食分會，透過他的傳統食品公司（Heritage Foods）銷售肉品給我老闆的餐廳〕，他說要在後院的貨櫃屋設立美食談話節目電台。

二○○八年冬天我第一次光顧羅貝塔披薩屋，當時對這家店根本一無所知。店裡滿是灌鑄混凝土和廢木料，連瓦斯管都沒有，天冷時必須用電暖器，在披薩烤箱裡燒煮麵水。這家餐廳裝飾幾張老海報，看起來像是從某人祖父母的滑雪小屋牆上撕下來的，還有幾個有對話的手繪卡通人物。客人偶爾有二十分鐘沒人服務，因為外場人員都跑到後院喝啤酒。這家店很瘋狂、很龐克，與全世界的餐廳不一樣。

到巴斯提亞尼齊的公司工作之前，我曾經在他的餐廳工作，這家餐廳是紐約最有名的高檔披薩屋。他擁有十幾家這類餐廳，還有幾家酒莊。他的餐廳是米其林星級餐廳，我吃掉二十道主廚推薦免費的菜，與多數人一樣狼吞虎嚥三明治。放假的時候，我在部落格記錄逛市場的經驗、在外面吃到的餐點、在家做的菜……但我還渴望其他東西。

我一直想離開這個輕鬆工作，回頭撰寫雜誌文章。我是靠寫文章念完大學的。我想為《美食》雜誌和《紐約客》雜誌撰寫文章，探討已經瓦解的食物系統。我在紐約長大，吃的品質一向很好。我媽媽常帶我和姊姊去採購，但我們不去大型超市，而是到肉店買肉、到麵包店買麵包，再到聯合廣場的農夫市集買農產品。我到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念書時，感到自己對食物的感情多麼天真，但擁有這樣的想法又是多麼幸運。

大一時我走進食堂，以為可以吃到農夫市集攤商供應的夏末農產品，這些農民都在肥沃的哈德遜河谷上下游耕作。但我只吃到來自數百甚至數千英里外大型契作農場提供，沒味道的結球萵苣和番茄。這些食物不只令人作嘔，還讓我覺得脹氣和不舒服。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自己的志業是什麼。

整個冬天我帶著數位錄音機，跟隨羅貝塔披薩屋兩位老闆克里斯．帕拉奇尼（Chris Parachini）和布蘭登．赫伊（Brandon Hoy）以及馬汀斯，想寫一篇關於布魯克林區最新飲食現況的報導，投稿給媒體編輯。不久我又被一項農耕計畫吸引。計畫發起人想在馬汀斯打算設立廣播電台的後院貨櫃屋頂，和附近幾位餐廳常客提供的後院建造農場。我腦中充滿無數問題：土壤要從哪來？要怎麼把土搬到貨櫃屋頂？要種什麼？他們無法回答，但也沒被嚇倒。他們就是想做這個計畫。

我到了二十五歲，還在學習做計畫，甚至還有應變計畫的應變計畫！大學畢業生受過觀察、分析、評論等等社會科學的技能訓練，但我的創造力僅限於幫老闆印出最新的出差行程表。不過依照這些人的說法，他們要「拚了」。之後幾個月，我們經常用到這個詞。「今天只有三人來，運土車來晚了，我們必須在天黑前用五加侖桶子把兩噸的土移開人行道，穿過這棟公寓送到後院！」

「嗯，我想我們必須拚了。」

像帕拉奇尼這樣的人不多，他以前是民間軍事承包商的現場工作人員，在西非的獅子山擔任軍醫，天不怕地不怕。有時會懷疑，他做許多事只是因為有人說他做不到。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後來我放下錄音機，拿起鏟子加入他們），克里斯沒興趣接受採訪。這個想法或許源自他在戰區那段時間，他認為講太多計畫會妨礙行動，採取行動才有實際意義。如果你不喜歡這個世界，就動手改變它。

他確實這麼做了。後來幾年，羅貝塔農場從冰冷的混凝土房間變成避風港，充滿鄰近藝術家和坐L線火車來探險的遊客對話聲音。隔壁的廢物堆置場變成茂盛的綠色空間，鄰近的建築慢慢有了中央廚房，二○○九年夏天我們建造的種植台變成兩個高聳的拱形溫室，底下是廣播電台發著紅光的「廣播中」標示牌。這些多半沒有事先規劃，而是隨機會而自然出現。不過它是有意義的混亂。當時，羅貝塔披薩屋似乎變成你在世界大戰發生時第一個想逃去的地方，或是叛變時第一具火箭發射的地方。

他們用很少的預算開了這家店。克里斯說，當時他們連一次買整盒螺絲的錢都沒有，所以每星期都要去五金行。這對商界高手而言簡直是夢魘。披薩屋附近都是藝術家和勞工，不是把收入花在外食的族群。這個地點距離道路太遠，連瓦斯公司都不願意派人安裝瓦斯管線，直到開業一年後才來。不過，他們沒有因為這樣就放棄。他們相信附近的人需要有個地方閒坐，可以讓自己感覺像在家裡，他們需要一家有自己特色的餐廳。因此他們沒有採用某些專家的建議（包括我老闆），而是拚下去開這家餐廳。

有些人說這家餐廳是DIY，有些人則說它擁有河對岸那些百萬美元裝潢餐廳所沒有的「正宗味」。無論如何，這家餐廳讓人振奮。我把全部閒暇時間都放在那裡之前，一直覺得自己走在傳統職涯道路上：在雜誌擔任助理編輯、協助研究文章，接著自己寫報導，最後當上總編輯……說不定還會寫一本書！我從來沒想過離開這條道路，走上創業之路。不過羅貝塔的創辦人就這麼做了，看見這家餐廳開花結果讓我躍躍欲試，因此決定放棄這個可以寫在履歷表上的工作（也就是我認真努力才得到的工作、能讓父母吹噓的工作），而是做了一件傻事，在半世紀來全球最不景氣時告訴老闆，我要去跟大老鼠爭奪羽衣甘藍。

在曼哈頓對岸，另一位瓦薩學院畢業生葛溫．山茲也做了很傻的轉職決定。葛溫在關注飲水、食物，和能源議題的非營利機構擔任撰稿和研究員，這個工作或許不能讓雙親吹噓，不過可讓自己引以為榮，而且有不錯的薪水和優渥的健康保險。不過做了幾年研究、撰稿，和見到因為資源減少和瓦解的食物系統，使全球人口逐漸衰弱，葛溫因此感到心灰意冷。她的先生克里斯多夫．聖約翰（Christopher St. John）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工作，也有同樣感覺。他們每天晚餐都在討論如何離開現在的工作。他們需要改變。後來他們想到，雖然走過大半個地球，但從來沒有好好看過自己的國家。他們覺得，布魯克林或許不是最適合他們的地方，到其他地方或許可以更快達成改變。他們應該大膽走出去，看看其他人在做什麼。

（摘自第一章：志同道合與信念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