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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光和光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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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觀光‧旅遊‧常識>旅遊文學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余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4年08月22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18開/平裝/272頁
ISBN:97895713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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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台大傅園和傅鐘

每次到台大,我必定去承載著七十餘年歷史記憶的傅園拜謁。傅園與傅鐘,不僅是台大的地標,更是自由精神的象徵。
作為一名北大人,若要讓我選擇一位最敬重的北大校友,我會脫口而出:傅斯年!

歷史的無情在於,很多人在做學生時,血氣方剛,單純善良,誓言匡扶正義;待到做了長官與名流,則朋比為奸、腦滿腸肥,蛻變成自己年輕時反對的對象。中國的李克強和台灣的江宜樺都是如此。傅斯年則始終如一,從「五四」時代鐵肩擔道義、走上遊行第一線的學生領袖,到學界祭酒、大學校長,從未背叛過青春時代的理想。
傅斯年只當過一年的北大校長和不到兩年的台大校長,卻奇蹟般地成為北大與台大之間一道起承轉合的彩虹,將北大的自由主義命脈帶到風雨飄搖中的台大,並使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傅斯年繼承了近代自由主義將大學視為「公共領域中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之理念,以歐洲哲學家斯賓諾沙「貢獻這所大學給宇宙」的精神辦學,在威權的時代,讓台大成為學術獨立、抵抗政治高壓的堡壘。
半個多世紀之後,「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在彼岸的北大蕩然無存,卻在此岸的台大枝繁葉茂、碩果累累,第一功臣當推傅斯年。

高懸的傅鐘,為誰而鳴?
遠遠地,還沒有到台大校門,就可望見傅鐘。淺灰色基座上,四根紅色鋼管將古銅色的「傅鐘」高高擎起,上面刻有傅斯年確立的台大校訓「敦品、力學、愛國、愛人」。
自從一九五一年傅鐘鑄成之後,台大上下課的鐘聲便是二十一響,因為傅斯年認為「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的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台大的校徽亦以傅鐘為主題,以勉勵學子「作息定時,生活有序,俾聞聲惕厲,精進不已」。
當年,共產黨的鐵騎席捲中國,傅斯年毅然渡海而去。他的朋友和學生中,有不少選擇留下來的,無一例外,個個都不得好死。而在美麗的台灣島,傅斯年戮力將自由的魂魄陶鑄在高懸的傅鐘裡。
台灣初步實現民主化之後,台大的師生們很少在傅鐘下面舉行抗議性活動,傅鐘蘊含的反抗威權主義的象徵意義,逐漸隱遁到歷史記憶之中。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台大二十多名教授和學生又聚集在傅鐘前面,他們發起連署,針對的卻是彼岸的「姊妹學校」北京大學——他們抗議北大因政治原因解雇經濟學院副教授夏業良。
北大是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源地,先有蔡元培首倡「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繼有胡適推崇「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再有傅斯年宣揚北大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之後,北大飽受共產極權體制之摧殘,尤其是慘絕人寰的「六四」屠殺,使得北大校園從此魂飛魄散、萬馬齊喑。殘存下來的極少數敢言的教授,錢理群、賀衛方、焦國標、夏業良等人,紛紛遭到不同形式的整肅。
正因為台大與北大分享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台大的師生們這一次才為夏業良發聲。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說,大學是追求真理、闡述意見的開放場域,學術自由是大學存在的基礎。以政治力壓制、干預學術自由不但嚴重阻礙真理的發現,也摧毀了大學的基石;沒有了學術自由的大學,就不再是大學。
法律系教授陳昭如說,這項聲援活動不只為中國,也是主張台灣的學術自由。今天北大壓抑自己老師的學術自由,明天台大教師要跟中國交流時,心中難道不會產生「自我檢查」的意識嗎?
台大的師生們指責北大的做法是「摧毀大學學術自由的精神」,並要求台大校長楊泮池致電北大校長王恩哥、盡早恢復夏業良的教職。教授們要求台大在與北大交流時應加入「學術與精神自由」保障條款。這來自傅鐘的雄渾厚重的聲音,必將穿破彼岸專制的鐵幕,激盪起驚濤拍岸之波瀾。

從「傅大炮」到學運萌芽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傅鐘從未沉默。
傅斯年生前被譽為「大砲」,雖然不是陣前殺敵的大砲,卻能將行政院長宋子文轟下台去。有趣的是,鑄造傅鐘贈送台大的,是兵工署;而執掌兵工署多年、後來出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是傅斯年之妹婿與摯友。由兵工署鑄造的傅鐘,是有戰鬥性的,「傅大砲」之魂魄附著於傅鐘之上,鐘聲不只是報時,更是自由的吶喊。
由於傅斯年給台大留下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台大的學生運動一直走在台灣諸大學之前列。鄧丕雲在《八十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中指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台大學運與台灣學運幾乎是同義詞」。台大的學生運動,多半以傅鐘為第一舞台。
傅鐘和傅園本身具有歷史紀念意義,且又位於台大的中心位置,周圍有椰林大道和行政大樓等日治時代留下的歐式風格的大型建築,在那裡聚集,很容易產生「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效果。
如果台大沒有了傅鐘,就如同《西遊記》中沒有了孫悟空,聖經中沒有了大衛王,那該是怎樣的單調與無趣?正如有台大校友所回顧的那樣,從七○年代開始,傅鐘下陸續有懷抱著不同議題,以及不同詮釋角度的人前來靜坐,關心的範圍有校園、有社會,有民族主權、民主自由或人權等等。一代代的學生從傅鐘擷取屬於自己的理想,如同傅斯年生前維護民族氣節與自由學風的雙重特性,傅鐘成了一種讓學生們各取所需的精神載體。
二○一三年乍暖還寒的春天,我在台北見到了八○年代台大學運的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吳介民,一位是羅文嘉。吳介民看上去是一位謙和儒雅的學者,筆鋒銳利如刀;羅文嘉從宦海歸來,臉上帶著返璞歸真的微笑。
那一年,威權政府已成強弩之末,當時的台大校長孫震仍強勢打壓學生運動。那個時代有一個傳統,每年的五月十一日,是台大學生在傅鐘之下表達自己意願的「學生日」,「這是學生自己創造出來的節日,也是學運把自己的抗爭文化轉換成象徵符號,凝聚集體的歷史記憶」。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彼岸的天安門學運如火如荼,台大則有學生組成「反幽靈劇團」,在傅鐘前以肢體語言與鼓聲等行動劇,傳達學生爭取校園改革的努力。他們遊行到校門口,沿途多位義工發放傳單給圍觀的群眾。
當時,台大校方派人觀察,也有警方在旁邊監視,但最終未對學生採取行動。這是台灣的大學生第一次直接挑戰和顛覆「神聖不可侵犯」的兩蔣圖騰。吳介民和羅文嘉都因參與學生運動而受到校方「記過」的懲戒。
一九九二年,我入北大時,北大已是一潭死水,連微瀾也沒有。我想如吳、羅兩位那樣,成為校方眼中的「壞學生」,卻求之而不得。

從傑弗遜紀念堂到傅園
傅鐘與傅園是一體的。傅園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熱帶植物標本園,是日本人企圖以台灣為基地向南洋挺進,積極調查與收集台灣與南洋各地的熱帶植物,所留存下來的園地。
一九五○年,傅斯年積勞成疾去世後,各方商議將其骨灰安葬在此,並修建傅園紀念之。這是台灣第一位享受此尊榮的大學校長。
傅園的建築形式,擷取帕德森神廟的建築語彙,與周圍的方尖碑、水池,環狀步道的對稱造景融為一體,形成一個莊嚴隆重的紀念場所。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羅家倫前導,台大學生會主席李德進同學手捧骨灰盒,將傅斯年之骨灰安葬在紀念亭內大理石墓中。此地遂被命名為傅園。
我移居北美之後,生活在維吉尼亞鄉間,距美國國父之一、第三位總統傑弗遜締造的維吉尼亞大學及蒙蒂塞洛莊園不足兩小時的車程。傑弗遜也是一位偉大的建築師,參與規劃首都華盛頓、維吉尼亞大學,設計維吉尼亞議會大樓等建築。
我們一家曾驅車去探訪蒙蒂塞洛莊園、維吉尼亞大學主樓及圖書館等古蹟。這一系列建築均成為美國議會建築、校園建築以及新古典主義建築之典範。
而傅園之設計便是仿效傑弗遜紀念堂而來,背後的期待與當年的傑弗遜一樣:回到古希臘充滿光明與威嚴的人文理想之中。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傅斯年的思想不受統治者的歡迎,傅園被校方長期閒置荒廢,以致其光景如杜甫詩歌所形容的那樣──「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曾就讀於台大的作家楊照回憶?:「傅園的深鬱氣氛,和傅斯年的大氣剛烈,形成強烈對比。這裡是整個台大大樹密度最高的地方,不管任何時間都是蔭影滿地。所以另一個功能,這裡最適合孤僻沒什麼人緣,沒課時不知去哪裡好的人,獨處閒坐。」
直到二○○四年,傅園才被校方重新修整,恢復了新古典主義建築堂皇明亮、莊嚴高貴之本色,也與傅斯年那雄獅般張揚淩厲、自信堅韌的氣質吻合。
我第一次來傅園時,周遭學生們的怒髮與裙裾、閃亮的眸子與銀鈴般的笑聲,讓我回到當年在北大讀書的時光。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不禁想,長眠於此的傅斯年校長,必定會含笑陪伴著一茬又一茬的學子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傅斯年常常為捍衛學術自由而怒髮衝冠,其中最動人的一幕細節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台大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軍隊闖入校園抓捕學生。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式徑行進入校園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發出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彭氏是「二二八」之屠夫,是蔣介石的心腹,人人畏之如虎;傅斯年乃是一介書生,卻聲如洪鐘、先聲奪人,讓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亦退避三舍。
傅鐘和傅園,不僅屬於台大,亦屬於台灣,如費城的自由鐘和華盛頓的傑弗遜紀念堂之於美國,傅鐘和傅園必定忠貞地守護這片沃土的自由與獨立。
二○一四年春天,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我在臉書上看到學生們在傅園裡留下的鮮花和卡片,有一張卡片上寫著這樣一行字:「校長,希望沒讓您失望,希望我們沒讓台大丟臉,我們知道用血、汗、淚所換來的民主,是何等甘甜可貴。」若傅校長地下有知,讀到這張卡片,一定會移開煙斗、開懷大笑。


黑暗中的舞者
蔡瑞月舞蹈社

有人?,舞蹈是最能凸現人類渴望自由的本性的藝術形式,舞蹈家是上帝遺失在人間的天使。被譽為「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舞蹈家,她一生漫長的舞蹈歲月,經歷二次大戰、二二八事件、並於白色恐怖時期身繫牢獄,在擠壓的空間中,堅持以生命投注舞蹈,以深情凝視土地。
台北的中山北路上,銀行和公司大廈林立,車水馬龍,讓人目不暇接。轉入一條小巷,意想不到地出現了一方淨土:掛著「玫瑰古跡」和「跳舞咖啡」的院落和一組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這裡就是蔡瑞月舞蹈社。
我穿過一片青青的草地,以及寬闊的木質平台,進入昔日蔡瑞月教孩子們跳舞的大廳,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蔡瑞月的學生和媳婦蕭渥廷女士正在等候我的來訪。

在舞蹈中尋覓身體與靈魂的自由
蕭渥廷和丈夫、蔡瑞月唯一的兒子雷大鵬都是舞蹈家,這大概是孤獨一生的蔡瑞月最大的安慰吧。蕭渥廷跟我談話的時候,一直稱呼蔡瑞月?「老師」而非「媽媽」,也許她是要特別強調蔡瑞月舞蹈藝術代代相傳的脈絡。
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過:「舞蹈是生命的詩歌。」那?,蔡瑞月就是以身體來譜寫生命史。
寬敞的舞蹈教室,如今空空蕩蕩,可以想像師生在此揮汗如雨地起舞、切磋、嘗試的場景。蕭女士?,有學生來此上課的時候,雖然蔡老師不在了,但她仍然覺得蔡老師似乎還在現場熱情洋溢地指指點點。
蕭女士請助理先?我放映一部動畫短片,是專門?來此參觀的孩子們製作的。動畫片的主人公是一個喜歡在屋頂做夢的女孩。
一九三三年,日本石井漠舞團來台南演出,五歲的小女孩明白了自己從小喜歡的那件事叫舞蹈。後來,她鼓氣勇氣給石井漠寫信,結果大師回信表示願意收她當學生。
十六歲的女孩孤身一人到了東京,成為大師親手調教到弟子。登台到那一天,她全副武裝,扮演太陽之女,「這時我預備自己當作一具弓;屈服彎深我的軀體,將如箭般舞蹈,送向自由的思潮」。
「蔡桑,不算美,眼睛小小的,和我一樣。」蔡瑞月的老師石井綠說,「但是每次演出時,總是有人跑來問我,台上的那位美麗的舞者是誰啊?我一看,不正是蔡桑嗎?!她一上台,就立刻光芒萬丈,成為眾人焦點。」
戰爭結束後,蔡瑞月回到台灣,開設舞蹈學校,展開台灣舞蹈運動。一九四七年,蔡瑞月與詩人雷石榆結婚,詩歌與舞蹈的結合,浪漫而溫馨。可是,白色恐怖的浪潮很快襲來,在台大任職的雷石榆被祕密拘押半年,然後被趕出台灣——與那些不經審判即被槍殺者相比,已經是莫大的幸運了。
受苦的卻是蔡瑞月。她不被允許與丈夫同行,數月後,又因為丈夫寄來的一張明信片,而被無辜入獄三年。
一朵玫瑰,在監獄中也照常開放。對蔡瑞月而言,只要跳舞,就能拯救一切,她在獄中創作了《嫦娥奔月》和《母親的呼喚》等作品。那個時候,作為母親的她被迫與年僅一歲的兒子分離,她只能在舞蹈中擁抱虛擬的孩子。
出獄後,蔡瑞月長期受到監視,並在國防部的壓力之下?達官貴人和官兵表演。即便如此,她依然在舞蹈中演繹自己的夢想。進入晚年,她雖然不能親身起舞,堅持用手勢和言語指導學生。八十歲後,即使在台下,蔡瑞月也是風華絕代,有一種震懾四周的氣場。她的美不是肉體的表像之美,而是藝術家經過生命最嚴苛的淬煉,篩濾一切雜蕪虛飾之後,所呈現出的生命的原質之美。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蔡瑞月與雷石榆,是詩人與舞蹈家的組合。結婚後,他們住台灣大學的教師宿舍,蔡瑞月在家裡一邊教學生跳舞,一邊創作。在那短暫只有三年的幸福時光裡,雷石榆常常騎單車載著蔡瑞月去看電影和逛書局。雷石榆?愛妻寫了一首詩歌〈假如我是一隻海燕〉,蔡瑞月將其改編成舞蹈《海燕》,後來成為一個常演不衰的保留節目。
最美好的時光也是過得最快的時光。新婚燕爾,稚子在抱,雷石榆突然被特務帶走,蔡瑞月四處打探,不得要領。數月後,她才得知丈夫即將被趕出台灣,且自己不能同行。兩人在憲兵的監視下匆匆見了一面,兩人緊緊擁抱,惟有淚千行。
蕭渥廷帶我到隔壁,參觀公開展出的有關蔡瑞月的一批圖片和物品。她?,雷爸爸離開台灣之後,大陸很快淪陷,兩岸隔絕,再無音訊。
很快,蔡瑞月也無辜被捕,先後被關押在內湖監獄和綠島監獄。監獄當局沒有忘記搾取其「剩餘價值」,蔡瑞月時常被帶到外面,在不知道表演的地點和觀眾的情況下參加演出。有幾次,她甚至被安排在演出後給蔣介石夫婦和外賓獻花。
到底是誰提議從監獄找一位女囚為獨裁者跳舞,而其丈夫又被驅逐出境?那樣荒謬的場景,讓蔡瑞月創作了第一個表達人權和自由理念的作品《傀儡上陣》,當年演出該作品時使用的那個搖籃,仍然擺放在舞蹈社的門口。
當年,蔡瑞月是無罪入獄,並無判決書,也沒有確切的出獄記載。當白色恐怖政治犯開始得到平反補償時,她卻因為提不出相關證明檔,而被拒絕受理。獨裁者的罪孽,在解嚴、民主化之後,依然由無辜的舞蹈家默默承受,真是情何以堪。
蔡渥廷介紹?,即便彼岸的雷爸爸音信全無,蔡老師仍然對愛情忠貞不渝,從來沒有考慮過再嫁。
一九七三年,逃離中國的音樂家馬思聰訪問台灣,特意安排與蔡瑞月會面,告知在「文革」初期,他曾經與雷石榆一同被囚。雷石榆告訴馬思聰,如果有機會去國外,一定要幫助他探望在台灣的愛妻蔡瑞月。當時,台灣尚處於白色恐怖的氛圍之下,蔡瑞月不敢跟來自中國的馬思聰深談,生怕又被冠以「通匪」的罪名。
直到八○年代後期,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蔡瑞月才陸陸續續地從各個管道知道了關於雷石榆的一些消息。雷石榆在中國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她與他再也不可能再續前緣了。
一九九○年,蔡瑞月攜帶兒子雷大鵬、兒媳蕭渥廷及兩個孫子,赴中國保定探望雷石榆。蕭渥廷?,當火車緩緩停在破敗的保定車站的時候,分別四十多年的兩位老人,久久凝望,四十年積攢的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浴火重生的舞蹈社和在暗夜中點燈的舞者
木地板、扶桿、鏡子、音樂、身體,是舞蹈社缺一不可的五樣東西,其中身體最為重要。學者彭瑞金指出:「如果說蔡瑞月的舞作重建象徵台灣舞蹈浴火重生,它的重要意義並不是讓失去的歷史場景重現,而是早期臺灣舞蹈家受挫的理想的復活、重振。」
有人?,這是一所會呼吸、會跳舞的房子。蕭渥廷告訴我說,一九四六年,蔡瑞月舞蹈藝術研究所於台南成立;一九五三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於現址成立,從事舞蹈教學、創作、演出、史料保存。若以建築本身而論,這是一座建於一九二○年的日本文官宿舍,不足百年的歷史,不足以成為古蹟;但是,這是蔡瑞月留下的舞蹈社,是台灣現代舞蹈運動的見證,也是後人可以繼續此寫下個人生命史最深一刻的園地。
一九九四年,因台北捷運工程施工之故,舞蹈社面臨拆除的命運。藝術家和文藝界發起了「向蔡瑞月致敬」和「一九九四藝術運動」,搶救文化遺產。這是第一次跨領域的、用藝術表達抗議的運動,有兩百多人參與,其中有蕭渥廷等三位舞者,在高空中飄蕩二十四個小時。
持續努力五年之後,一九九九年,舞蹈社終於被指定?古蹟。但就在公告的第二天,舞蹈社被人縱火,多數服裝、音樂、道具等珍貴史料付之一炬。已經移居澳洲的蔡瑞月,聞此噩耗,匆匆趕回。接受媒體訪問時,老人家哽咽著?:「我感覺好像一個女兒過世了。」她不顧年邁體衰,親自領導艱難的重建工作。
晚年的蔡瑞月,仍然創作不輟。二○○四年,她與美國人權舞蹈大師埃立歐.波瑪爾(Eleo Pomare)等聯手以台灣近代史詩為主題創作。她還以黃文雄、鄭自才「四.二四」刺蔣事件為素材,編作《讓我像個人一樣站起來!》。二○○五年,她展開創作「林義雄:靜默的腳印」的研究工作,直至臨終之際,依舊掛念著該舞的編劇。
時代的陰差陽錯,政治的詭譎激盪,讓蔡瑞月從一位單純的舞者變成了一名不屈的人權戰士。詩人李敏勇評論?:「蔡瑞月,既是女性,也是台灣;既是文化,也是政治;既是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也是國民黨中國殖民體制的顯像與隱像。如果有一齣像蔡瑞月人生與命運的舞蹈,那無疑是呈現台灣人、藝術家在台灣特殊歷史構造中的命運圖像,交織著線條與色調,而且充滿壓抑和奔放衝突的旋律與節奏。」這一天中午,我在「跳舞咖啡」點了一杯茶,外面雨水淋漓,木板的平台上,仿佛有一群舞者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