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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第1章 概論
中美關係無疑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和中國分居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國，並且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如果中美能夠為共同目標而結為夥伴，則許多事情會成為可能。一個重要例子是2015年12月由196個國家以及其他各方一致同意達成的阻止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正是依靠中國的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的歐巴馬總統的共同努力才得以促成。中美兩國以夥伴身份開展合作，還有助於實現許多類似的重要全球目標，如非洲減貧、朝鮮半島無核化，加強全球網絡安全，以及推動世界範圍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巨大進步，但2017年中國人均GDP只有9,137美元，尚未邁過中等收入國家12,000美元的門檻，排名在全球第70位以後；而美國的人均 GDP則高達 59,518美元。中國的整體軍事和科技實力仍明顯落後於美國。作為國際交易媒介或價值儲藏工具，人民幣也無法與美元匹敵。雖然中美在聯合國安理會都有否決權，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組織中，中國的影響力仍比不上美、日和歐洲國家。現在把中美作為「兩國集團」（G2）相提並論，明顯為時過早。
此外，儘管中美互為最大的貿易夥伴國，雙方經濟往來中卻存在重大摩擦和潛在衝突。這引發美方的諸多抱怨：對中方有利的貿易收支，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美國企業難以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夠公平、對國有企業存在偏袒，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例如「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內容），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強制外國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對工商業信息的網路竊取，以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等。這些抱怨最終導致美國總統川普在2018年決定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分三輪實施新關稅制裁，總貨值達到2,500億美元，由此引發了兩國間的貿易戰。
2018年3月1日，川普總統宣佈對進口鋼鐵產品徵收25%的從價關稅，對進口鋁製品徵收10% 的從價關稅。中國雖然不是對美國的鋼鐵和鋁製品的主要直接出口方，依然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了對這些關稅的申訴。美國專門針對中國商品的第一輪關稅制裁在2018 年7 月6 日實施，稅率為25%，涉及340 億美元的多種商品，如飛機輪胎、熱水器、X光機部件以及各種工業部件等。這些關稅措施很快遭到中國方面對價值34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的關稅報復，稅率同樣為25%，涉及電動汽車、豬肉和大豆等產品。兩國之間的第二輪新關稅制裁是在2018年8月23日實施，互相針對16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稅率依然為25%。中國同時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了對美國新關稅措施的新申訴。
美國的第三輪關稅制裁發生在2018年9月24日，針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來自中國的商品，初期稅率為10%，從2019年1月1日起將提至25%。這輪關稅措施將使受美國新關稅影響的中國商品的總價值達到2,500億美元（=340億+160億+2,000億），接近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總價值的一半。中國方面的報復措施是對價值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實施5%至25%不等的新關稅率，使受中國新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的總價值達到1,100億美元（=340億+160億+600億）。在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中，目前還有價值約400億美元的部分未受新關稅的影響，包括大型飛機、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等。
還有，川普總統已發出威脅，如果中國對美國的新關稅實施報復，美國將對另外的價值2,67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提高關稅。如果實施，這將使受美國新關稅影響的中國商品的總價值達到5,170億美元（=2,500億+2,670億）。根據美國的官方統計，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總值為5,056億美元。因此，如果新一輪關稅制裁真的發生，意味著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全部商品都將受新關稅的影響。當然為保護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部分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有可能被免除實施新關稅。例如，在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全部商品價值中，大約有10%屬於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該產品在中國組裝，計入中國的出口，但其中屬於中國國內增加值的部分卻非常低，不足5%。所以到目前為止，在中國製造的手機尚未被納入美方前三輪關稅制裁的範圍。與此相似，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半導體也幾乎都是由美國的高科技公司為美國市場而生產，只是在中國完成最後的加工組裝環節，其中屬於中國國內增加值的比例同樣很低。對此類產品實施新關稅的成本將主要由蘋果公司等美國企業及手機用戶等消費者負擔，而不是落到中國的製造承包商頭上。因此新關稅是否會徹底實施還存在某些不確定性。另據報導，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的工作午餐會上，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達成暫時和解協議。雙方同意在90天內不會增加新的關稅，以等待後續談判。這被認為是很有希望的進展。
這場中美貿易戰給國際貿易和投資造成了擾動，其影響不限於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還關係到在過去幾十年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全球供應鏈。貿易戰給世界所有地方的企業與居民的消費和投資決策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並有可能導致中美關係的永久性轉變。
寫作本書時，筆者心中有三個主要目標。首先，筆者希望闡明，雖然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實際影響不容忽視，但對中國而言仍然相對可控，對美國而言更是如此。即使美國的新關稅最終覆蓋來自中國的全部進口產品，這一說法也依然成立。所以無需驚慌。然而貿易戰對中國的股票市場和人民幣匯率有巨大心理影響，會打擊中國的企業與居民的信心和預期。
其次，筆者希望揭示，貿易戰背後是中美之間潛在的經濟和技術競爭，以及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在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的興起。中國和美國對於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的暗中角逐，以及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21世紀核心技術領域的競爭，或許不可避免。這將有可能成為「新常態」。不過筆者將通過分析闡釋，儘管中國的實際GDP總量可能會在2030年代某個時候超越美國，但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仍遠遠落後，恐怕直至21世紀末才能真正與美國並駕齊驅。還有在科技發展的總體水平和一般的創新能力上，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也仍然巨大。在兩個國家的排外情緒都處於膨脹之際，雙方的政府有責任不僅借助言辭而且通過行動來證明，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並不必然導致任何人受損，而是有足夠大的整體收益讓所有人都獲利。當然，雖說國際貿易整體上總是對貿易雙方都有利，卻肯定會在每個國家內部造成不同的贏家和輸家。不幸的是，市場本身無法把贏家的部分利益轉移給輸家，因此必須依靠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政策來實現從贏家到輸家的恰當的再分配。
第三，筆者希望展示，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相互合作是個潛在的正和博弈，即雙方能同時實現雙贏。鑒於這兩大經濟體之間的互補性，通過貿易往來、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尤其是通過改善經濟合作，充分開發和利用對方目前的閒置或未盡其用的資源，對雙方都將大有裨益。平衡中美貿易是切實可行的，可通過增加雙邊貿易和投資，從而加深彼此間的共同經濟依存度。這也有助於建立信任，減少衝突可能性，避免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他認為由於新興強國對老牌強國的統治地位發起挑戰，中美之間最終不可避免會爆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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