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學人傳記】《青年胡適，1891-1917》x《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二冊套書(WT05013)

類別： 總經銷代理>春山出版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湯晏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08月14日
定價：1140 元
售價：90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1000頁
ISBN：4712966624423

【《青年胡適，1891-1917》】

▼  《青年胡適，1891-1917》

第三章　童年：上海─臺南─臺東─績溪，一八九一至一九○四

上海是胡適誕生的地方。胡適與上海有淵源，他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此。他與上海有緣；在績溪九年家鄉教育之後，一九○四年又來上海求取新的知識。一九一○年他考取庚子賠款公費留美，是年八月十六日他從上海碼頭上船前往新大陸。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在上海搭克里夫蘭總統號（President Cleveland）去美國以後，再也沒有回到過上海。在胡適離開上海去美國之前幾天，陳衡哲夫婦邀請胡適還有錢鍾書夫婦作陪（一共五人）在陳衡哲家裡舉行雅集小聚，那天在座的五個人都講上海話，據楊絳晚年回憶，胡適的上海話講得非常道地。楊又說他傍晚時在陳衡哲家裡有人汽車來接他，臨走時他還拿了一個蟹殼黃燒餅帶走。 胡適與任鴻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同赴紐約市北郊普濟布施造訪陳衡哲（莎菲），這是胡適與陳衡哲第一次見面。他們三人是最好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胡適在上海赴美前夕，任、陳在他們寓所為胡適餞行，沒有想到這是三人最後一次聚首。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任病逝。翌年二月二十五日胡適心臟病發猝逝，莎菲大女兒任以都告在香港友人：「無論如何不能讓好娘（即莎菲）知道。」

胡適出生時，上海是一個新興的城市。上海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時代，但信史可據是從隋唐開始。中國有的是古老的城市，要是與其他歷史悠久的城市，如長安、洛陽、開封、北京、金陵、蘇州、杭州等古城相比，上海是最年輕的城市了。但今日上海是中國幅員廣袤、人口最多（兩千三百萬人）的大城市。歷史上的上海位於揚子江口的一個漁村，在宋代是一個小鎮，元代始設縣治，至明代始建城池，而真正迅速的開發在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設五口通商，上海是五個口岸之一，而後又有租界興起，發展神速；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一八九○年代胡適出生的時候，上海已形成一個國際大都市的雛形。胡適在上海誕生兩個月後，父親奉調臺灣，因為對臺灣人地生疏，於是隻身赴臺，把眷屬留在上海川沙。胡適與母親在川沙住了一年後才去臺灣。

II

胡適父親胡傳於一八九二年二月底抵臺灣。一年後，確切日期是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襁褓中的胡適也跟著母親到了臺灣，他們先到臺灣南部的臺南（當時是臺灣首府），住在臺灣道署內。道署位於臺南府西定下坊道爺口，即今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上的永福國小。胡傳一度擔任鹽務提調，臺南鹽務局即設在道署頭門右邊。胡適母子住在鹽務局二個月十六天。後來胡傳奉調臺東，也是隻身先行，胡適母子於五月十三日搬至道署西邊暫住，計六個月二十五天。依據朱鋒計算，胡適住在臺南前後總計九個月十一天。 胡適父親於一八九三年六月調任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那時臺東是新設的一州，一切草創。胡適在《四十自述》裡說：「故我父不帶家眷去。到〔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們才到臺東。我們在臺東住了整一年。」

因為胡適幼時在臺南及臺東住過，故當他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一次從美國到臺灣，曾特地於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去臺南及臺東訪故居，受到當地居民熱烈歡迎（一九四九年三月胡適也曾到臺灣短期逗留，但未曾去臺南及臺東）。 當時（甲午戰爭前）在臺灣的外省人很少能有像胡適那樣的機緣：幼時隨父母在臺灣居住過。因此本省人對胡適另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把他當鄉親看待。而他自己亦自稱他是半個臺灣人，或者說臺南及臺東是他第二故鄉。關於胡適到臺南永福國民學校（今永福國小）訪問故居的報導，則以衡五在《臺南文化》上刊載的〈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胡適之先生在臺南訪舊追記〉一文最為詳盡。其中一段衡五這樣記述：「胡先生住過的房子連整個道署被日本人拆毀改建，已經面目全非。後來幸而發現這久被忽視的清代老樓房，不管它是不是胡先生的舊居，總算是道署舊物，應該與他有關係。於是清理打掃，叫它飛上枝頭，掛起『胡適紀念館』的招牌來。胡先生到那房子裡，就有人替他說明這房子的意義，其中一個人甚至武斷地對他說『這就是胡博士以前住過的房子。』但是胡先生不肯放棄他懷疑的老態度說，『記不得了！記不得了！』」

胡適走出來後，就在這棟小樓房前攝影留念，然後手植一株榕樹做為紀念。胡適後在永福國校內題字：「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八個字，並在題字左側題一小記：「六十年前曾隨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遊，蒙諸父老兄弟姊妹歡迎，敬記謝意。民國四一．十二．廿六　胡適」，胡適還為永福國校家長會會長黃伯樂題「遊子歸來」。 中午胡適在新生社應各界歡宴，席上說，他今天回到第二故鄉臺南，願意以臺南市民的身分，將來再回來看看自己手植的榕樹。然後去臺南體育場演講，講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聽眾有一萬多人。第二天上午九時在臺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七週年紀念會上講「工程師的人生觀」。講完後即搭十點四十分飛機飛往臺東。（下略）
《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

引言
我接觸錢鍾書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臺北建國中學讀書的時候，某日放學回家，一位同學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書，打開一看，是錢鍾書寫的《寫在人生邊上》。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囫圇吞棗，很快把它讀完。現在想起來，在當時我未必能夠懂得欣賞作者的睿智與文采。譬如，該書第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雋永、意義深長的散文，借魔鬼夜訪錢氏和作者的一段對白，針砭時弊，隱寓嘲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當推〈讀《伊索寓言》〉。也許是故事最迎合十幾歲大孩子的心理，我讀完後，還把全文抄錄在日記本裡，當時就認為作者才氣很高，文字俏皮。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權，國民黨退處臺灣，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敗的原因（原因當然有千百種），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打敗國民黨的不僅僅是解放軍，知識分子也有份。這個結論正與十九世紀英國學者笠頓（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筆之力甚於劍）的說法不謀而合。因為國民黨有這樣的想法，所以所有留在大陸的作家的作品在臺灣都被視為禁書，即使沈從文、錢鍾書等人毫無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從此我們在臺灣就看不到錢鍾書的作品了。

二十世紀六?年代中期，我去美國讀書，某日在紐約華埠友方書店看到一冊香港盜印的錢著《寫在人生邊上》，如見故人，很是高興，就買了下來。後來也陸續看到錢著的其他盜印本，如《人．獸．鬼》、《圍城》及《談藝錄》等，也一本一本地買來細讀，對錢鍾書的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萬萬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訪問，我在紐約拜見了這位心儀已久的江南才子──錢鍾書先生。確切的時間為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懇德堂（Kent Hall）四樓會議室。在夏志清先生為他安排的座談會上，我就坐在錢先生對面。這個座談會是很精采的。錢先生講得一口流利而帶有英國口音的英語。事前沒有準備（也無從準備起），可是他口才很好，有問必答，絕無冷場，妙語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後對人說：「錢鍾書表演了兩小時，滿堂熱烈鼓掌。」那年錢先生遊美在東西兩岸學術界風靡一時。錢先生在〈論文人〉（收入《寫在人生邊上》）一文中說，「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現在錢鍾書在我們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觀。

錢先生遊美返大陸後，我們經常通信，我屢獲錢先生贈書，後來幾乎成了「錢迷」。那時我就有給他寫一本傳記的念頭，可是沒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對朋友說，「我要為錢鍾書立傳」，這話當初說了好幾年，一直沒有動筆。光陰荏苒，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來變化很大，錢鍾書從一個被冷落的人而變成「印第安人」（紅人）──一個熱門人物。他的作品如《圍城》等書不僅在大陸再版，且在臺灣出版，有關錢鍾書的書充斥坊間。過去二十年我讀遍了海內外所有有關錢鍾書的著作──從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論文到大陸出版的張文江和孔慶茂的《錢鍾書傳》，以及艾朗諾（Ronald Egan）的英譯《管錐編》。我深深覺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論文太偏重於學術研究，而大陸出版的錢鍾書傳記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諱，就不能暢所欲言。胡適說得好：「傳記文學寫得好，必須能夠沒有忌諱，忌諱太多了，顧慮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

錢鍾書晚年纏綿病榻，於一九九八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勝悲懷，更使我追念這位中國「當代第一博學鴻儒」。為了實踐二十年前許下的私願，我決心為錢先生寫一部「可靠的生動的傳記」。艾希邦（Didier Eribon）為傅柯（Michel Foucault）作傳時一開頭就說：「寫傅柯傳是不好寫的。」因傅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寫錢鍾書傳也一樣不好下筆。錢鍾書出版的書照西洋標準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銳，尤好諷世，所以有些話雖然他說得貌似平淡無奇，但卻發人深省。即使他寫的散文隨筆，也都是雋永意縱，涉筆成趣，差不多每一則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錢鍾書傳不是那麼好寫的。

寫錢鍾書傳的另一困難處是，錢先生從不談他自己。像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一樣，為了保護他的privacy（私人生活），關於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沒有像他父親錢基博一樣有自傳留下來，也沒有像胡適一樣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傳》，故除了其夫人楊絳女士寫的〈記錢鍾書與《圍城》〉外，要找錢氏早年的傳記資料很困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名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讀歷史，少讀傳記。他說傳記大多虛實參半──不是誇大，就是失實（過猶不及）。狄斯雷利所言，或許稍微偏頗，但可做為傳記作者（biographer）的一個警戒。所以我寫這部傳記是本著兩個原則：取材嚴謹，行文簡潔。文中所述均有根據，然既非學術論文，就不一一注明來歷，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則省略之。大體上這部傳記，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

雖然這部傳記不是討論錢鍾書創作或學術成就的專著，但錢鍾書是一位學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論述錢鍾書生平時不討論錢氏作品及其學術成就；這部算是學術性的傳記，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當我細讀錢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時常有幾個問題繫在我心頭。錢鍾書像伏爾泰（Voltaire）—樣，留下一部為人傳誦的小說（《圍城》），他是否願後世以小說家稱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錐編》，但他是否以此為滿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發揮？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裡，錢鍾書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錢鍾書？他是一個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還是一個伏爾泰？這些問題是我關心的，將在這部傳記裡嘗試提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