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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序
從電影文化出發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多少年來，台灣電影界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便是「大學生不看國片」。大學生其實就是廣義的知識分子，這個說法道盡了知識分子對國片的鄙視。評論界除了偶爾對胡金銓、李翰祥等導演致敬之外，往往將國片置於評論殿堂之外，甚至選出「十大爛片」來一洩積怨，對於西方經典和大師又一逕崇拜宣揚。觀眾的排斥，使業界隔不久就得舉辦國片自救座談或促銷活動。嚴格地由文化立場來說，除了僵化的政宣片或愛情、功夫、暴力色情等商業投機，電影界交出的是一張幾近空白的成績單。
這種一味逃避現實，寄情虛幻的電影情形，在近三、四年開始有了變化。在有心人的共同努力之下，電影文化默默地掙出了一條路。所謂「新電影」的崛起，在台灣各種文化範疇內取得了電影應有的位置。不論這個「新電影」與大家心目中的「電影運動」距離有多遙遠，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支電影創作流派，雖非如西方電影史觀那般有意識型態導向（亦即採取美學或內容的斷然決裂立場），但是這一群平均年齡較低的電影工作者，以誠摯的創作態度，以及對現實的關注，成為三十多年來以逃避主義為大宗的電影所未見。
短短幾年間，要為這個發展蓋棺論定，是完全短淺及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起碼可以看到這種變化產生的成績：
一、使台灣電影不遑讓於小說、舞蹈等的卓越成就，為台灣文化的成長與反省盡了一份力量。
二、使台灣電影受國際重視，間接為台灣做了最好的外交宣傳。各大影展負責人主動來台選片，外國評論紛紛撰文推介台灣電影。過去的漠視與政治敏感逐漸瓦解。
三、培養了一群對電影文化有信心的觀眾。國片不再是娛樂毒藥，觀眾逐漸認知電影的「藝術」、「歷史文化」意義，為電影文化的紮根及延伸做了最好的起步。
四、有了新電影對文化的體認及實踐，有民族、文化自覺的評論者終於有了「影評政策」的目標和落實的立場，不再淪為西方優勢文化的買辦，或是商業娛樂的推銷員。
然而這樣一個文化提昇的契機，也受到相當阻力，最明顯的是一股保守勢力的昇起，使電影的意義不明。在商業口號與政宣政策的夾縫中，誠摯的電影風氣遭到挫折，不但使製片計劃產生阻撓，而且其創作的正面價值頻道否定。這般保守勢力的影響，可在許多現象中展現，包括金馬獎抹煞[戀戀風塵]、[恐怖份子]（給它一個「陽春」最佳影片算數）等片的成就；輿論界的影評人與記者大讚港片技術與內容的大勝，哀嘆國片的「失色」；製片資本大幅度地投入政宣電影（動輒六、七千萬的預算），對年輕電影的成本卻多番刁難；公營電影機構大拍商業電影與民爭利，忘卻自己的文化責任；淘汰的商業類型（瓊瑤、武俠）在電視界來勢洶洶的復興；以及國外影展爭相邀約好片，國內選片小組竟冠以「台語片」、「節奏太慢」等侮蔑字眼，不願讓這些電影代表台灣出口。
在這種保守勢力環伺下我們同顧台灣新電影的歷程，一方面，希望電影回歸「文化」的領域，在台灣面臨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的焦點上，檢視台灣電影應負的責任，並期待一個開明進步的文化向歷史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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