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BC0023)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林書揚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2年09月10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571305030

【自序｜書摘】

▼  自序

1950年5月，大陸上的內戰炮聲漸歸沉寂，臺灣島上的政情卻顯得混沌不清。局面緊張，氣氛沉悶，隱約間叫人感受到一場政治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從海的那邊敗退下來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大量駐進城市鄉鎮，裝備零落、衣著不整、表情木然。二．二八肅清期間的恐怖感重又瀰漫島上。

5 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深更、本人被捕解往警局。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審訊的實況不是本書主題，容日後再談。到了9月間，本人遭到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宣判無期徒刑遞奪公權終身。罪名引自剛出爐不久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企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著手實行」。罰則本來是唯一死刑，「姑念」如何如何，減死刑一等無期徒刑。

爾後，等著我的鐵窗歲月竟然有三十四年七個月。在感受上，「漫長」兩個字幾乎不足表現究竟有多「長」。有關獄中的三個半年代，從二十五歲到五十九歲的受刑人生活，也不是本書範圍。只是，1984年12月17日以假釋名義離開綠島監獄後的第五年，1989年，南韓的著名兩兄弟政治犯——徐俊植、徐勝的故事，由幾位日本朋友介紹到臺灣來。他們拿一篇剛出獄的徐俊植君的文章給我看，還建議我應該以一個臺灣的長期國事犯的身份，也寫一篇類似檢討比較臺灣南韓這兩個實質上處在軍事統治下的地區的政治犯問題。

本人一時間不免感慨。寫了一篇短文。自寫自翻譯，日文部分交給日本朋友，也請轉交徐君。中文部分沒有地方發表，就一直塞在抽屜底下。

現在把其中的頭一段抽錄出來，稍事彌補自序的貧乏。

——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人對人的「合法」的、「意圖性」的虐待，是人閒無限悲哀的種子。因此，即使是一個個案，能使這種悲劇打上終止符，總是令人高興的事情。本人對徐俊植君的出獄，隔著海表示慶幸。

臺灣與南韓之間，一般意義上的「國情」的差異不少。但在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政權的根本體質方面來說，兩者具有相當多的類似點。尤其兩者都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繼續受其餘毒，被迫承擔民族分裂國土分斷的痛苦現實。就這一點來說，更是背負著同一種時代悲運。

作為一般論，一個政府對付支配下的反抗或異議分子的嚴酷程度，是政權本身的穩定度的大小來決定的。不論南韓的數度交替了的政權或臺灣的長期壟斷政權，都具有來自歷史反動性格的恆存的潛在危機，和意圖掩護政權的脆弱性的、手段上的暴虐性。這一點甚至不止於是南韓、臺灣如此，凡在帝國主義陰影下被剝奪了自主性而只依靠「工具性」來維持政權的第三世界的部分國家，也都具有相同的命運。對那些執政者來說，如何滅絕「叛亂」的種子或幼芽，是永遠的「急務」。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是不擇手段的。

但是，拯救暴虐政權壓制下的人民，把他們帶離絕望，也不是完全沒有路可走。由於各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不同，有關的具體方案當然不可能是劃一的。但在大眾之間如何把正義和民主的理想維持不墜，經常讓大家正確地反映問題的性質等等，應該是群眾中的覺醒分子的努力重點之所在。這一次徐君終能出獄，雖說徐君本人的強韌的鬥爭意志是主要的憑藉，但人民大眾的努力一波波地產生了相乘效果，終於出現了這樣的新事態，這也是明白不過的事實——後略。

本人出獄後的生活初靠翻譯賺稿費。陳映真兄、王曉波兄幫忙很多。到處（其實範圍相當有限）替我留心工作機會。旅日的戴國煇博士也讓我賺取了不少筆酬。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幾位的發意下，以近三年的集體作業完成了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整編的《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的翻譯。全五冊，一百三十數萬言的鉅作。卷首譯序由本人執筆，也收錄在本書裏。

後來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甚麼，說的是甚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讀者一讀便知（有朋友擔心因其如此，書可能賣不好）。但那是本人在三十四年七個月的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

換言之，那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前者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決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這樣的自然要求。而後者則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責任的勤勞大眾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

的確，生活在其中的臺灣資本主義，已經衍生出太多的，本身無法解決的難題群。還有，我們的族群所背負的歷史問題，也不是用摔開、割斷的方式能夠解決的。正面面對著它、苦撐下去，這樣的態度才是時代良心。承受而不是逃避時代的痛——不論是病痛還是產痛，一心祈望終能超脫它，這就是一時代的良知良心。本人不敢自我證明自己體驗了多少時代的痛覺，只是知道這麼一點道理而已。書中幾篇很不成熟的文章，如果能有這麼一點道理的點出，那是本人最大的安慰。否則對不起慫恿本人出書的那許多肝膽朋友！

藍博洲出的書叫我寫序，這次他替我安排了規定上該做的一切手續細節。校對多麻煩了吳俊宏。他是在病妻的臥床邊一字一句校出來的。

沒有他們的熱心協助，就沒有這本書。

1992年6月於臺北

另外，書中收三篇二．二八事件的報導性文章——大鼓與黑牢、美夢與悲劇、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都寫在戒嚴令未解除之前，因而筆者在文中的身份都加以某種掩飾，請讀者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