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求到幻滅(BC0035)──一個經濟家的自傳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千家駒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06月10日
定價：230 元
售價：18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04頁
ISBN：9571307025

【自序｜附錄】

▼  自序

《從追求到幻滅》是我的一部回憶錄，記述我自幼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最後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我理想的幻滅。這是我的一本自傳，也是我的一本懺悔錄。 20 世紀初的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世界潮流吧，從1917年俄國10月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主義的浪潮真是一浪高過一浪，淹沒了地球的一半。二次大戰結束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再加上東南亞的北朝鮮、越南、柬埔寨、拉丁美洲的古巴，看起來這真好像一股沛然而莫之能禦的性果潮流。再加以義大利、法國在議會中共產黨的強大力量，看起來資本主義真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快要被共產主義所埋葬了。我也是在這個潮流中隨波逐流的一個小人物。我自中學時代開始，在浙江金華第七中學讀書，受了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的刺激，憤於帝國主義之欺壓中國人民，遂投身於愛國主義運動中，便憧憬於社會主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參加了改組後的國民黨與建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成為跨黨份子。後來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被北洋軍閥張作霖政府所逮捕，同案二十三人，十三人被處決，而我因名列十五而倖免。1928年6月，東北軍退出關外，張作霖被炸身死，我亦經學校當局保釋出獄。自此之後，我雖未再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組織，但我始終為共產黨的同路人，追隨中國共產黨之後，為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而奮鬥。同時我是研究經濟學的，我服膺馬克思主義。在三十年代，我和一個朋友曾翻譯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當時《資本論》的中譯本尚未問世）的第一卷與第二卷，以商務印書館在國民政府禁令之下，譯稿雖付印而未敢發行。我以畢生精力研究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我是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終以為我畢生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理想實現了，真是歡喜若狂。我以一介書生，也做了大陸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官（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兼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靠邊站了。在「文革」以前歷次的政治運動中，我都以民主黨派的「左派」自居，在「反右整風運動」的初期，我還是一個響噹噹的「左派」。到了後來，他們發現我的「右派」言論不少，特別是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次學部大會中（我是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相當於各國的「院士」），我主張不要全部否定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不要凡是蘇聯沒有的學科，我們也一律取消。這被中國科學院黨組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的言論；但這時反右運動已經結束，所以我沒有被劃成「右派」，成為漏網的「右派」了。

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是迷信毛澤東，迷信中國共產黨的，總認為毛主席與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化身，是「真理」的化身。有時雖然覺得毛主席和中共領導的話有些不大對頭，那是因為自己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決不會想到毛主席還會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這種心態恐怕不僅我一個人如此，當時許多黨外的知識份子，包括葉聖陶、老舍、冰心、巴金等怕也無不如此吧。老實說，在「文革」以前，我對毛主席與共產黨的信心達到了迷信的程度。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當時只覺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還沒有想到「文革」是毛澤東為清除異己而發動的瘋狂的政治運動；對於紅衛兵的法西斯暴行，也只是認為在群眾運動中難以避免的過激行動，而沒有把它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聯繫起來。在「文革」剛一開始，我因為受江西駐京辦事處壞份子的陷害，一度去香山跳崖自殺，後被救了起來，從此戴上「叛徒」、「反動學術權威」兩頂帽子，送往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了三年。1972年返回北京以後，依然沒有恢復我的政治待遇，甚至不讓我參加民主黨派的學習會，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讀了六、七年的書。我生平的唯一嗜好就是讀書，特別是有關歷史以及中外古今名人的回憶錄筆記等等。但自參加工作以後，簿書期會，迄無餘暇，所以始終抽不出時間有系統有計畫的讀書，這下倒好了，沒有朋友來看我，也沒有什麼會要我參加，我得以專心讀書了。

從1972年到1978年這六、七年間，我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十餘卷（每卷約三、四百頁），通讀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以及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明史》中若干卷，通讀了一些名人的回憶錄，如《邱吉爾回憶錄》（二十卷）、《杜魯門回憶錄》、《朱可夫回憶錄》、《赫魯曉夫回憶錄》以及戴高樂、阿登納、艾森豪威爾、斯大林等人的傳記或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以及二次大戰史若千種，還讀了許多古人的筆記；此外還讀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如《莎士比亞全集》、《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這是我生平收穫最豐富，也是我思想比較成熟的時期；當然，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理論，這也是我「最愚蠢」、「最反動」的時期了（毛主席最高指示：「讀書愈多愈愚蠢」，「讀書愈多愈反動」）。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上千封通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其人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他是主張人道主義的，絕不是毛澤東所說，在階級社會中，除了階級的愛以外決沒有別的愛的唯階級鬥爭論者。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是掛的羊頭賣的狗肉，他居然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自居，馬克思泉下有知，一定要羞愧得無地自容。從《資治通鑑》中我又可以看出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鑑》只學到了劉邦、朱元璋如何排除異己，殺戮功臣，以及曹操「寧我負天下人，毋天下人負我」那一套。毛根本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只能說是一個不世出的「梟雄」而已。我對社會主義的懷疑，是從「文革」中讀書後開始的。我寫了許多讀書筆記，又寫了《七十年的經歷》一本自傳，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著作能在生前出版。我的讀史筆記都是有針對性的，說它借古諷今也罷，或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罷，總之是有感而發，決非無病呻吟。我把讀書筆記寄存在一個朋友家裏，怕放在身邊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最近已由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千家駒讀史筆記》）。我在《七十年的經歷》的回憶錄寫了一篇自序，其中說：「我這部回憶錄是寫給我的子孫看的，使他們知道 20 世紀七十年代有這麼一個祖先，經歷了這麼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但萬一我的子孫將來成為文盲呢，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那就聽憑它蟲蛀鼠咬，湮沒無聞，最後作為廢紙賣掉，送到造紙廠去當原料吧，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想到，毛澤東1976年9月去世後，不到一個月，10月間一聲霹靂把「四人幫」揪出來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終於結束了，但這時「英明領袖」華國鋒還在台上，還在推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凡是派」還是當權。一直到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東山再起，我被取消的政協委員資格終於恢復了，通過了中共黨內兩派的鬥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終於佔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開始執行了，中國大陸又有一線新的生機，又重新喚起我對共產黨的幻想，我又重操舊業，研究起中國的經濟來了。

談到這裏，我要說一說重操舊業的經過。眾所周知，我是以畢生精力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與成立以後，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人們都把我當成「經濟學者」。殊不料在1962年4月全國政協大會舉行時，我會同五位經濟學家（陳翰笙、沈志遠、彭迪光、關夢覺、吳半農）在大會上作了一個聯合發言，發言要點分三點：（一）「糧食過關」應該是指全國範圍說的，不是要求每一人民公社都要糧食自給，如果要求每一人民公社都要糧食過關，那麼就沒有人種經濟作物了。（二）我們反對當時提出的一個口號，工業要：「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消費」，認為如果那樣做，那麼上海、天津、青島這些地區的輕工業原料那裏來呢？（三）我們主張開放農村的集市貿易市場，以活躍經濟。由於這個發言是我執筆起草的，按姓氏筆劃我又排在首名，那天大會上也是我代表他們五人上台發言的。

誰會料到這樣一個不過是經濟學ABC常識的合理建議，竟惹出大亂子來了。當1965年政協大會舉行時，當時中國民主同盟主席楊明軒又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在人代大會上發言說，上次政協大會上，有個別民主黨派成員，假借政協莊嚴講壇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要「挖社會主義經濟的牆腳」，其危害性不亞於五七年的六大教授云云。誰也知道這不是楊老個人的意見，他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所授意的。他是中國民盟主席，我是民盟中央常委，其餘幾位除陳翰笙為共產黨員外，亦多為民盟中央委員，故楊老的發言，亦代表民盟有自我檢查之意。楊老雖然沒有點我的名，但誰也知道這是針對我而說的。

不久，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到民盟學習組來「蹲點」了。在學習組上，他點名要我做「自我檢查」。

從此以後，我在民盟成為不劃右派的「右派」了。民盟同志大都另眼看待，與我劃清界限。我從此亦不再寫經濟文章，將近二十年之久。一直到1980年我在《人民日報》上接連發表了兩篇關於教育問題的文章，香港某報記者竟發了一個專電說：「久矣乎不見千家駒發表文章了，最近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都是談教育而不是談他的本行經濟的。」因此有朋友問我是不是改行了呢？我說，我沒有改行，只不過在中國，經濟問題是很敏感的，容易犯錯誤，所以我不再寫經濟論文罷了。朋友們說：現在情況已有不同，黨中央一再聲明要實行「三不」（即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還可以重新研究經濟啊！於是民盟同志為我安排在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做了一次經濟形勢的報告，我說了一些老實話，很受同志們的歡迎。從此以後，各地的學術團體、大專院校、政協、民主黨派紛紛邀請我去講學，在這六、七年內，我先後去了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做了不下一百次的學術報告，聽眾多的達五、六千人，少則數百人，又寫了好多篇經濟論文，這就是我重理舊業的經過。

1987年以後，我從北京移住深圳經濟特區。我所以定居深圳，亦有一個經過。深圳特區是1980年正式創辦的，我第一次到深圳參觀是1983年。當時中共內部對深圳便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好得很」，一種認為「糟得很」。有人說，深圳早已「四化」了，那便是「香港化」、「租界化」、「資本主義化」、「殖民地化」。又有人說，深圳除了「五星紅旗」之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東西了。

我到深圳以後，參觀了深圳的經濟建設，看到了原來是寶安縣一個偏僻小鎮，在闢為特區後，短短的兩三年內，便成為高樓大廈、工廠林立、市面繁榮的新興城市，實在令人咋舌。當時的梁湘市長請我對深圳高級幹部講一次話，我在講話中完全肯定了他們的成績，說他們做對了。以後回到了廣州，《羊城晚報》記者採訪了我，我又說了同樣的話，在報上也發表了我的談話。

1984年冬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鄧完全肯定了特區的成績，並說特區是他建議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自從鄧小平對特區工作做了肯定之後，共產黨內再沒有人說三道四了。以後就是一陣頌揚之聲。接著國務院召開了會議，除四個經濟特區之外，又增加了十四個經濟開發城市。當我再一次去深圳時，這就在鄧小平視察之後了。深圳市的領導人對我說：「在鄧小平視察之前，也有許多經濟學者或學術界名流來深圳參觀訪問，從來沒有人敢作全面的肯定，只有你在公開講話中肯定我們的成績，給我們以很大的鼓勵」，所以他們送給我深圳市政府的第一號（0001）的聘書，聘我為深圳市經濟學會名譽會長。以後我幾乎每年都去深圳一次，並為他們召開了特區經濟工作會議。因為我和深圳特區有這樣一段歷史關係，所以我自1987年起便舉家移住深圳了。

移寓深圳以後，我經常往來於港深之間，對香港的情況也有所了解。1985年我應香港中華總商會霍英東會長的邀請，訪問香港。我在他們的公宴上說，資本主義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決非如毛澤東主席所說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很大膽的發言。在中國國內是沒有人敢講的。

我是全國政協委員，每次全國政協開大會，我總是參加的。政協既不是一個政治協商機構，也不是一個諮詢機構，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統戰機構。在1986、87、88年三次大會上，一次我就三峽工程不應匆促上馬；一次我對經濟特區，希望中央要放手；一次就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都引起大會強烈反應。特別是最後一次在不到卅分鐘發言中，獲得了全場卅一次熱烈的掌聲，說者謂為政協大會成立以來所未有。但也正因為我的幾次發言引起全體委員的共鳴，這就激怒了中共的保守派，他們認為我是故意為共產黨「抹黑」，是「譁眾取寵」，所以在89年政協大會尚未舉行之前，便有人向我示意，說這一屆大會發言，應代表組織而非代表個人，我見政協的民主氣氛日益稀薄，八九年的政協大會便藉故請假了。

1989年的「六四」慘案，給了我以極大的刺激。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後一點點希望也消滅了。八九年的民運是有缺陷的，他們沒有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學生們比較幼稚，而且天真。他們想用「絕食」來感動中共當局，但中共當局如果有誠意的話，問題是不難解決的。用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運動，這不但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所未見，亦北洋軍閥政府所未聞。即就各國歷史來說，亦從未聞以坦克機槍來對付本國同胞的。我因家住深圳，既未參加北京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亦未在任何支持民運的文件上簽過名，但是我不能同意北京當局這種法西斯的暴行；所以我在「六四」發生的第二天，便給任仲夷同志（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寫了一封信，請他轉告廣東當局，「千萬要保持清醒理智頭腦，對民運採取克制態度，對學運要網開一面，為廣東人民留一線之生機。」我因住在深圳，經常往來於深港之間，適值美國有學術團體邀我講學，遂於1989年7月間來美。半個多世紀以來，我確已看破社會主義的紅塵。來美以後，聽了星雲大師的講經，受到佛教的感染，遂於1989年11月5日皈依佛門，成為一個佛教徒。

我是一個馬列主義信徒，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為什麼會以耄耋之年皈依三寶呢，這在我「我為什麼皈依佛門」一文中有所闡明。因為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大師創建了佛光山，為推動人生佛教建立人間淨土，訂下（一）以文化弘揚佛教；（二）以教育培養人才；（三）以慈濟福利社會；（四）以朝聖淨化人心之四大宗旨，把佛教的光明、幸福、歡喜散佈人間，這些都是與我平日做人的宗旨相吻合的。但是皈依佛門，不等於我脫離塵世，更不等於我脫離中國。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熱愛祖國，我在《去國憂思錄》的後記中說：「古人云：『身在異邦，心存故國』，書生報國無門，只有以文字表達心情，但願祖國富強，民權昌盛，民生安樂，一息尚存，此志不泯。」這幾年我又寫了幾十篇文章，並出版了好幾本書。這本《從追求到幻滅》便是我一生的事蹟的回憶錄。我看破了社會主義的紅塵，但我並不後悔我走過的道路。 20 世紀初的青年不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是落伍的；但在 20 世紀末，如果一個人還執著於共產主義的空想，便是麻木與愚昧的了。是為序，時在洛城，年八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