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與西方(BC0102)──彭定康治港經驗
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彭定康
       Chris Patten
譯者：蔡維先、杜默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10月13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40頁
ISBN：9571327115

【彭定康序】

▼  彭定康序

讀者請注意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論語》第十四〈憲問篇〉

「沙爾特先生這邊只能唯唯諾諾的附和。
當柯普爾勛爵說得對，他會說：「對極了，柯普爾勛爵。」
要是他說錯了，就答道：「差不多。」
「讓我想想看，我說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來著？
日本首都？橫濱，不是嗎？」
「差不多，柯普爾勛爵。」
「香港是咱們的，不是嗎？」
「對極了，柯普爾勛爵。」

~《獨家新聞》（Scoop），埃佛林．沃

給智者的話：我不希望大家對這本書有錯誤的期待，因此我最好先直截了當的排除這種可能。

首先，這不是一本回憶錄。一些政治要角也許需要寫回憶錄，而大家或許會去購買，甚至還可能真的去閱讀。對歷史學者來說，這些回憶錄正是他們用鑿子來鑿尋瑕疵的石板；回憶錄也是個門擋，擋得住一般讀者，卻擋不了企圖心旺盛的讀者。煞費周章的為自己大肆辯解者，很少能寫出引人入勝的文章。那些在政壇打滾多年的人物，從來沒有基於偉大的情操而執筆，所以也無啥需要寫回憶錄。所以我決定略去從我快樂的童年一直到幸福的中年，這段平實無奇的人生里程。

其次，我保存著一本記載我在香港大部分行止的日記。主要的用意，就是在我離開人世之後，家人能從我冒失而詳實的記載中得到一些慰藉。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偶爾會去參考這本日記，重溫昔日的記憶。港督生涯是我這輩子所從事過最重要也最有趣的職務，但是這本書的目的並不在為這個工作留下鉅細靡遺的紀錄。已經有人就本身的經驗寫下這些日子的點點滴滴，或多或少有其事實面，相信未來還有人會這麼做。目前我只記下我的經驗，為的是從中汲取可資借鏡的教訓，若逾越此一分際就很不公平--不但對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不公平，對香港也不公平。有時候，我也會懷疑，縱使我把來龍去脈未加粉飾的和盤托出，也不見得有人會相信。所以，這麼做的時機還沒有到。

第三，吹捧亞洲奇蹟的書籍已汗牛充棟，這股出版風潮亦暫告平息，我不想在這些書堆裡錦上添花。過去，人們爭相稱頌亞洲四小虎的美德，小虎的價值，小虎的奇蹟，小虎的未來等等；以致於現在從繁榮轉趨蕭條後，人們才猛然發覺早就有人警告過我們，所有的老虎都被剝皮風乾做成標本了。亞洲過去的經歷，的確不同凡響；但是過去所吹捧的，如今卻被人嗤之以鼻。我希望這本書能在這場重要的辯論裡，提供一些持平不偏的立場。

第四，這不是一本關於亞洲經濟的教科書。不過，書裡倒是有些相關的資料與論點。你偶爾會遇到諸如國民生產毛額之類的統計數字，但是如果你想查閱印尼的儲蓄率，或是預估菲律賓健保成本，就應該到別處找資料了。

以上是本書沒有寫到的地方。

我試圖以擔任港督的經驗，來表達一些看法，其中有些和亞洲有關，有些涉及經濟政策之推動，有些是政府英明統治的要件，有些則著重在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之連帶關係。居港五年，我得以仔細觀察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情勢的演變。我必須與中國打交道，其中所涉及的議題足以暴露出中國領導當局最醜陋的一面，這些議題同時也是中國與全球其他區域關係中最敏感的層面。身為香港總督，我體驗到這個繁榮自由的亞洲城市的旺盛生命力，也不斷看到人性最美善與最醜陋的一面，這也讓我對一些一直確信不疑，卻很少去思考的原則，重新加以探討。偶爾，在輾輾難眠的長夜裡，我發現自己必須坦誠面對政治行動的道德層面，其深度勝過從前。此外，我還須重新檢討一些直觀的想法，本書開始時所引用的兩段話，就反映出我深切的感受。沒錯，橫濱當然不是日本的首都，但是「差不多，柯普爾勛爵」始終是我對大部分政治辯論與分析之喧擾結局一成不變的反應。如果我必須替我的政黨命名，「差不多」可能就是最適當的名稱，這可能是為什麼我過去一直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自由派的保守黨黨員的緣故。

但是，「差不多」也有無從適用的時候。對和錯是有區別的；某些中國政府過去所做，而且目前仍然在做的邪惡事情，就是一例。批評中國共產黨的人並不必然就是反華份子。鄧小平時代唯一遭全國清算運動判定為邪惡份子的作家白樺，就堅持愛國和愛共產黨不必然是同一回事。這個道理是不辯自明的。然而，即使是已經開始崩頹的極權體制，也依舊會堅持國家利益和體制利益是完全一體而且徹底平行的，同時，國家和黨在意識型態上是絕對可以相互取代的。沒有人必須認同這種低俗無禮、毫無意義的想法。我非常景仰中國文化以及中國許多偉大的成就--包括1980年代的經濟開放政策在內；我交了許多中國朋友，我心目中也有一些中國英雄。但是，我絕對不仰慕推崇中國共產黨，正如我過去不推崇蘇聯共產黨一樣。

有人認為我討厭共產黨及其作為就是敵視整個中國，他們更抓到一個荒謬無比的註腳。我永遠稱呼北京為Peking，而非Beijing。這並不是一種侮辱，因為在英文裡，中國的首都就叫Peking。同樣的，我也不稱羅馬Roma而稱Rome；不稱布魯塞爾Bruxelles而稱Brussels；不稱里斯本Lisboa而稱Lisbon。當我這麼稱呼這些國家的首都時，從來沒有人因此而指責我是反義大利份子，反比利時份子，或是反葡萄牙份子。

這本書的內容，時空背景正逢亞洲各經濟體似乎如火箭般快速成長；但是在當我真正開始動筆寫作時，背景卻充斥這些火箭紛紛墜地的噪音。不過，我的許多看法卻始終沒有改變。這種與眾不同的一致性，使我備受批評，因為我向來就拒絕隨著當時過分誇大亞洲及其遠景的流風起舞。我猜，現在，有人又要大肆批評我不願意全盤否定亞洲的成就了。儘管亞洲最近碰到一些挫折，但是大體說來，我仍認為亞洲所發生的一切，對整個區域及全世界，都是個振奮人心、獨特而且有益的經驗。它絕不是奇蹟，因為亞洲可以視為自由貿易與技術進步之受益者。它不能歸因於某種大陸體系的價值系統。「亞洲價值觀」一向是威權主義、專權跋扈、朋黨營私者流，為一己之利合理化的便利工具，而非開放負責之經濟管理。價值應該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市場經濟也一樣，因為它在任何地方的表現都優於其他經濟體制，事實上自由與開放的經濟體在多元社會裡的表現也最有效率。自由經濟體和自由民主體制往往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就像自由、民主、法治、安定與繁榮也經常如影隨形。在和平與開放的社會中，自由經濟與自由民主之間的關係勢必在亞洲各地受到試煉，其中尤以中國所受的試煉最大，因為中國的死硬派領導階層有意向外界展示，列寧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可以和樂共存的。中國民主社會究竟是會就此出現，還是會受到打壓，其結果勢必受到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影響。在下個世代裡演進的中國及其演進的方式，將嚴格考驗我們在下個世紀裡維護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的努力，是否能超越這個世紀。

在本世紀後半，美國在拯救全球自由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美國隨時準備維護其價值觀，因為這些價值觀以博愛關懷、力量和決心塑造了美國的自由與繁榮。有時候，美國做得十分笨拙，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國的立場始終如一。如今，雖然吃力不討好，但是美國在亞洲仍須繼續不斷的努力捍衛這些價值觀，不僅不逃避面對中國及其他威權陣營國家，而且要有原則與得到對方回應的與之來往，不能敷衍了事。美國還要與政治說客辯論，這些說客以過時的證據強辯，中國不會對北京當局認定政治行為不妥的人，開放截至目前為止只能當成一塊充飢畫餅的富饒市場。華盛頓當局只能獲得歐洲國家時有時無的支持，因為這些歐洲國家自命為普遍而且尊榮的全球政策，天啊，早就被中國靈巧的兩面手法，以貪婪無知的一方打擊貪婪無格的另一方，搞得一塌糊塗。雖然往後的幾年困難重重，但是我仍然對亞洲經濟與政治的展望維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在沙爾特先生的警告之下，我相信一種無法逆轉的進程正在次第展開，這種進程可以確保下個世紀不屬於亞洲，不屬於美洲或任何其他大陸，而是屬於那些可以雅納合宜與美滿生活的價值觀。一百年前，英國詩人郝斯曼（A. E. Housman）的「遙聞鼓聲頻催」警告世人即將降臨的死亡與苦難。今天，在下一個世紀前夕，我們所見到的預兆似乎好多了。無論是向東或向西，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的土地。

我已經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不單是基於婚姻的禮數；她一直是我的紅粉知己，也是堅定的精神支柱，只有她和我女兒知道她對我的支持有多大。雪莉．奧森伯瑞夫人（Dame Shirley Oxenbury）為了看稿專程去買了一支放大鏡，我的手稿都是她用驚人的速度打出來的。佛瑞妲．伊凡斯（Freda Evans）從吱吱作響的錄音帶中把我在香港的日記（也就是我寫作這本書的依據）打成文字稿。她們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不可多得的助手。

我也要向我的英國編輯史都華．普羅費特（Stuart Proffitt）致敬，他具有旁人所缺乏的勇氣與坦誠。書裡任何不足的地方，我個人當然要負起責任，但是史都華．普羅費特和我的文學經紀人邁可．西森斯（Michael Sissons）幫了很大的忙，讓這本書能以我想要的形式和世人見面。我們都是一齣小型戲劇的演員，梅鐸（Rupert Murdoch）和他旗下的一家出版公司也來客串演出，可悲的是這場鬧劇變成本書部分內容的縮影。

除此之外，我還要把這本書獻給香港人民，我和他們共處了五年快樂的時光，必須為他們的福祉負責。他們都是既善良又勇敢的百姓，其中只有固定比例（或許更少）的人可謂孔老夫子所稱的「固」（冥頑不靈）。他們讓我學到很多東西，而香港領導能力卓越，忠誠專業的文官體系，以及該市民主與民權自由運動的領導人，也讓我更深入思考我為何要進入政界以及我的信念為何。雖然英國在許多方面把這些中國民眾統治得很好，留下一個富饒自由的社會，但是就在最後的重要殖民責任上，英國並沒有達到其殖民紀錄的最高標準，這將永遠是我公職生涯裡最深的遺憾。這個在殖民列強之中最具有人性也最具有善意的帝國的故事--故事中有學養豐富的行政長官，了解與熱愛他們所治理的遙遠土地，甚至遠勝於自己所服務的祖國；他們在長滿熱帶叢林的土地，或是一片荒蕪的冰原上撒播著法治、公平與寬容的種籽，用和平的方式為許多新國家的獨立（有時極為成功）預作準備，使之成為自由與多元的社會--故事終於在一個燠熱潮濕的夜晚，在香港燈火如織的港邊畫上了一個永遠的休止符。這個故事的結局可以更悲慘。但（如同我將在本書中所提出的辯白）香港理當獲得更好的結局--理當獲得英國更好的待遇。我們在英國的做事方法，我們所試圖扮演的角色，在在明白的透露出這些訊息。那是一種令人難過的告別方式。我想，被我們留在當地的人對此是心知肚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