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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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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吳建國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22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7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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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內文摘錄



  內文摘錄

楔子:蔣氏父子在臺灣統治的結束

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照例是國民黨中央舉行全體中央常務委員會議的一天。

前一天下午,擔任秘書長的李煥還曾親自來到蔣經國的臥床前,向他報告明天常會主要討論的議題,由於沒有重要議題,李煥還曾建議蔣經國不必親自出席主持,而是循例由中常委輪流主持,以免蔣經國過於勞累,不利身體的保養(見《追隨半世紀》一書第257~258頁,林蔭庭著,臺北天下文化公司1998年2月出版)。

不料,當天蔣經國精神出奇的好,表示自己已經有一陣子沒有主持中常會,所以,想到明天應該體力許可,可以親自主持,也可與許多久未晤面的中常委同志見面,甚至還流露出期待與喜悅的表情。

李煥見蔣經國興致如此高昂,不便再加勸阻,就自請告退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不到,李煥就來到中央黨部秘書長辦公室坐鎮,檢查各種常會的資料,做好蔣經國要來親自主持常會的準備工作。

結果,事與願違,早上八點半,七海官邸侍衛來電,告訴李煥,蔣經國早上起來,本來已著裝準備出席常會,卻不料突然感到噁心欲吐,頭暈眩。因此,只有躺在床上休息,不能前來主持中常會了。

對於這種狀況,李煥早已習慣。過去已有許多次,蔣經國說好要來主持中常會,都因臨時身體不適,取消了原定的行程。

蔣經國不來主持常會,國民黨中央也早建立了一個輪流由中常委主持的制度。執行起來,毫無窒礙。當天的常會,就照輪流的秩序,由行政院長俞國華擔任主席,由於沒有重要議案的審議,常會行禮如儀,很快就結束了。

李煥臨危受命

回到辦公室,李煥整理著案頭諸多的資料。想到半年前,蔣經國執意要李煥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李煥曾再三向蔣經國懇切請辭,希望能繼續讓他在所熟悉、所熱愛的教育部長工作上,多為國家服務兩年,相信對國家的貢獻絕對會超過從事黨務工作。

尤其,當時李煥已在積極籌畫延長國民教育為十二年的計劃,並已得到初步的共識與結論,那就是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實施,必須是免試的、免費的與自願的。

因為,延長國民教育的目的,就在消除升學掛帥的弊病,讓每位願意升學的青年,都能有學校讓他升學。否則,還要維持聯考,升學的壓力與惡補的陋習仍然存在,如此延長國民教育,又有何意義?

其次,既然延長國民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國民素質,這應是政府的責任,加上在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政府財政收支狀況良好,年年均有大量歲收的盈餘,足以支應延長國民教育所需增加的經費。

最後,所謂「自願」的,就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只有義務教育是強迫的。是以,政府在辦理非義務教育的國民教育時。只能本乎自願的原則,讓所有願意接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國民,都能享受政府的德政。在當時李煥的規畫中,只要再有兩年的時間,十二年國民教育就能順利開始實施,完成這個台灣教育史上劃時代的成就,才是李煥個人衷心追求的個人事業目標(請參閱「追隨半世紀」書中第245頁)。

不過,蔣經國可不這麼認為。他對台灣政治的民主與開放,已定了自己心中的時間表,雖然並未曾公開宣佈,卻自己根據心中的時間表,正逐步堅定的執行已定的政策。

事實上,自從一年多前,1986年9月28日,一群政治上追求民主開放,甚至提出應建立台灣為一個新而獨立國家訴求的所謂「黨外人士」政治異議份子,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集會,正式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這是台灣過去三十餘年來的第一次,發起組黨的多位首從份子,已有被台灣當局逮捕的心理準備。不過,事後等待了幾天,卻未見那時專門負責抓政治犯的台灣警備總部有任何行動。大家納悶之餘,甚至還有些「失望」、「失落」的感覺。

再過了幾天,1986年的10月7日,蔣經國總統透過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專訪,正式宣佈台灣即將全面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與報禁。

這在當年可是驚天動地的大消息,蔣經國的這番談話,立即在國際間激起了千里浪。預告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來臨,一個與過去三十餘年截然不同的時代就要到了。他亟需能夠瞭解他想法、又能忠實執行他命令、觀念又要開明開放的重要幹部,在這個關鍵時刻,來擔任關鍵職務。黨政高層人事的調整已是勢在必行。

此時的蔣經國,已是風燭殘年,為嚴重糖尿病所苦的軀體,使得他腳部腫脹潰爛,必須依靠乘坐輪椅出門。臃腫虛胖的身材,就算平日在家,也都只有躺臥床上,以減輕身體沈重的負擔。

如此健康狀況的蔣經國,已沒有足夠的精神,承擔治理一個國家繁忙的工作。他只能躺在床上治國,依靠的就只剩少數幾位能夠得到他信任的老臣、重臣了。

這樣的狀況,事實上已有幾年了。蔣經國早已不復當年在救國團、在行政院時期那樣的上山下海,探訪民瘼,結識民間多為布衣寒士的好友。

自從他就任總統以後,蔣經國的身體已大不如前。從第一任總統任期時所患嚴重眼疾的白內障,使他一度眼睛失明,只能靠秘書讀報、唸公文的方式,處理國事,以致到第二任總統任期,腳部的不良於行,使他只有躺臥在床,在病榻上治國。

身為台灣最有權力的頭號人物,他自知來日不多,他必須要與時間賽跑,要以有限的時間,完成如此重大的改革,本來就非易事,最重要的是他身體不行,許多事不能自己親自督導執行,就必須仰賴自己信得過、又有能力來執行這些重大改革的幹部。

他的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李煥。這位曾經與他一起創辦救國團,還經常得到蔣經國耳提面命式教導、在蔣經國時代來臨的1970年代,曾身兼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與救國團主任三大要職、被視為蔣經國最倚重幹部的李煥,的確是在那個時候,能夠擔負台灣民主開放大任的不二人選。

為此,蔣經國從1987年初開始,就告訴李煥,要他準備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可是,李煥的反應,是出奇的冷靜與堅定。他告訴蔣經國,自己過去曾經在黨部工作很長的時間,當時也有許多的付出與努力。然而,結果卻不是如此,他認為過去在黨務工作上的經驗與失敗,自認並不適合從事黨務工作。他很滿意現在教育部長的工作,這是他教育專業的本行,做起來有目標、有方向、有成就。他很委婉的拒絕了蔣經國的好意,希望蔣經國能同意他繼續留在教育工作崗位上,為國服務,他就很心滿意足了。

李煥這番話,或許是肺腑之言,不是做作。但是聽在用人孔急的蔣經國耳中,卻並不以為然。

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是馬樹禮。馬秘書長為人正直,頗具有早年受人敬重黨工的特質。蔣經國是在1985年2月,台灣發生十信案件,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彥士不幸牽涉在內,不久遭到撤換。蔣經國特別徵召長年在日本,擔任駐日代表的馬樹禮返國,接任秘書長的職務。

馬樹禮在兩年半的秘書長任內,給人的印象,總是沈穩有餘、開創不足。
所以,在這個需要開創的時候,撤換馬樹禮,改由李煥接任,應是最合適的安排。

李煥雖是百般的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重返黨部、重做馮婦,不過,對於蔣經國來說,除了李煥,他已無其他人選可用。他不惜三番兩次找李煥談話,向他分析為何在這個時候,非要用他擔任秘書長的必要。蔣經國清楚的將政治的民主開放,做為解嚴後,必須要推動的重要配套工作。這個工作除了李煥以外,已沒有第二適合的人選,足以擔當這個重任。蔣經國甚至不惜以共創歷史相勉,盼望打動李煥,同意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然而,這一次李煥似乎是抱著鐵硬的心腸,不管蔣經國說什麼,他就是委婉的希望蔣經國另尋高人,不願再度回到曾讓他跌倒的黨部,觸動他內心的傷痛。

說到最後,蔣經國不得已,拿出了師長的威嚴,要李煥服膺他的命令,因為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是沒有個人意願可言,唯有服從長官的命令。

李煥看到臥病在床的蔣經國,還為了國事憂心,真的感覺於心不忍。想到自己打從民國33年在重慶報考中央幹部學校,開始追隨蔣經國,就是深受蔣經國無私的精神所感召,而決定永遠的追隨他。李煥自己一生的事業,幾乎每個工作都是蔣經國所安排。他對蔣經國是絕對的服從,在蔣經國前面,他是無我的,更何況蔣經國在病榻上治國的晚年,他怎能違逆他的命令呢?

就這樣,1987年7月1日,李煥奉命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當時臺北新聞界紛紛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個重要的任命,甚至還有許多報紙不約而同的都說:「蔣經國終於打出了手上最後一張的王牌」!

可是,對李煥個人而言,離開了他所熱愛的教育工作,使得原本已規畫完成、水到渠成的十二年國教,竟因此推遲了27年,而實施的辦法卻早已偏離李煥當年親訂的免試、免費、自願的基本原則,結果不但沒有人認為十二年國教是政府的德政,反招致整個社會的反對,民怨四起。九泉之下的李煥,若是有知,應該會有許多的感慨。

蔣經國最後的三大心願

發表秘書長新職四天後,蔣經國特別在總統府召見李煥,當面交代他三項重要工作:

一. 黨務要革新;
二. 政治要民主;
三. 國家要統一。

這三個工作要點,或許可以認為是蔣經國生前最後的遺願。因為,半年後,蔣經國就過世了。他交代李煥的這三件事,應該就是他臨終前,心中念茲在茲的最大心願(請參閱「追隨半世紀」書中第247頁)。

1987年7月15日,政府正式宣佈解除解嚴,同時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從這一刻起,台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為了因應解嚴後所面臨的新政治局面,並執行蔣經國所交代的三項重點工作,李煥召集了三位副秘書長,做了以下的分工:

首席副秘書長宋楚瑜負責開放大陸探親事務的規畫:
高銘輝副秘書長負責地方自治法治化,就是省市首長開放民選的問題;
馬英九副秘書長負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就是國會改革的問題。

有了妥善的安排,李煥也感到十分振奮。畢竟,在面臨台灣政治新局的關鍵時刻,能親身參與,並主導新局的發展,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三不政策」

1987年11月2日,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政府決定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了兩岸幾近40年的隔絕與隔離,也為國家的統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時自己打破了當初一再堅守的「三不政策」,可說意義更為不凡,代表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然來到。

正當這一切的發展,都在按步就班的穩健規畫下,朝既定目標前進時,沒有想到蔣經國的健康會在此時發生急劇的變化。

本來,以蔣經國的情況,若是保養得宜,經常維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應該可以再拖個兩、三年,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而,就在1987年12月25日,適逢行憲紀念日,依例國民大會在臺北市中山堂集會,邀請總統蒞會致辭。
當天蔣經國精神不錯,決定親自參加。他穿著西裝領帶,坐著輪椅來到會場。
在行禮如儀之後,大會主席恭請蔣經國致辭。

就在蔣經國正要開口說話時,坐在中排的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有計劃的拉開白布條、跳上座椅,高呼:「國會全面改選」、「打倒萬年國會」等口號,會場一時紛亂騷動,有人拍桌叫罵,有人推倒桌椅,會場亂象與理應莊嚴的行憲紀念,顯得無比矛盾。

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這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面對民進黨人士的粗暴抗爭。他無力的勉強抬起脖子,凝視著前方發生的這一幕,口中似乎在喃喃自語:

「我為你們做了那麼多,你們還不滿足,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呢?」
是的,從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正式組黨,當晚警備總部請示蔣經國是否要抓人。
蔣經國嘆了口氣,揮揮手,表示算了,由他們去,不必抓了。
九天後的10月7日,蔣經國又親口宣佈即將解除戒嚴。

然後,包括政治的全面民主開放與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都早已組織了專案小組,正在積極研擬辦法,逐步實施中。

因此,在蔣經國的心中,認為你們(指民進黨)的要求,我幾乎都已照辦,你們還有什麼不滿足?為什麼還要在國家如此重要的集會場合公然「鬧場」,給政府難堪,有必要嗎?

懷著這樣不解與失望的心情,蔣經國坐在輪椅上,滿臉的倦容,沈重的國事壓力,幾乎使他的脖子抬不起來,無神的雙眼望向遠方那些正在大鬧現場的民進黨國大代表身上,對於他們不能共體時艱、不能支持他的民主改革,心中的痛苦是不可承受的重。

據接近蔣經國身邊的黨國大員事後的認知,民國76年12月25日的民進黨國大代表大鬧行憲紀念日會場,的確對蔣經國的心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之後的十餘天,直到蔣經國過世,他的心情都處於低潮糾結之中,幾乎可以說是鬱鬱以終。

吐血而亡,沒有交代身後的權力安排

話題再轉回1988年1月13日下午,最先是行政院俞國華院長在一點半左右,接到蔣孝勇(蔣經國的三子)從七海官邸打來的緊急電話,要俞院長盡速趕到七海官邸,而且提醒他要從正門進入。蔣孝勇並沒有在電話中提到蔣經國病危,只是要俞院長立刻趕來。

俞院長接到電話,立即驅車在兩點鐘趕到了七海官邸,並從正門進入官邸,看到蔣孝勇獨自著急的坐在客廳中。

蔣孝勇見到俞院長,迫不及待的告知蔣經國病危,大量吐血,從口、鼻冒出許多鮮血。醫生正在官邸後方的蔣經國臥房中急救。夫人蔣方良平日身體也不是很好,此刻則在蔣經國的身邊,陪伴已經垂危的丈夫。
俞院長在瞭解情況的嚴重後,只有默默的在客廳中等待消息。

不久,同時接到通知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參謀總長郝柏村、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與官邸秘書出身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還有副總統李登輝都陸續趕到,大家都焦急的在客廳中等待消息,盼望能有奇蹟出現,讓蔣經國的病情轉危為安。

不過,奇蹟並未能如願出現。下午三點五十分,蔣經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
從此,蔣經國時代正式結束,走入了歷史,也結束了蔣家父子兩代對臺灣四十年的統治。

然而,蔣經國留給台灣人民的,卻是一個走向民主開放的社會,也開啟了與大陸的交流,還有實質極為豐盛的經濟遺產,包括政府零負債、外匯存底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經濟發展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如此一個漂亮的成績單!

不過,最大的遺憾,他對身後黨、政、軍權力的具體安排,沒有任何的交代。也因為如此,演成「後蔣經國時代」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的激烈政爭與鬥爭,加上黑金政治當道,國民黨的式微與沒落自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