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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約四十年來——這比我預想的時間要長，我在思想上，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實踐中，一直涉及權力的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因負責控制物價而被視為處於權力的核心，不過，人們對這個位置的權威性的印象，大於我的實際感受。在從事其他工作的另外一些時間裡，我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這使我能不受影響地更好好地進行觀察。在寫作方面，我的第一部著作的題目便是《抗衡權力的概念》（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我在這部書中認為，權力的對抗性運作，是化解經濟權力的主要方法，是防止權力在經濟領域裡運作的根本途徑。我在《新工業國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一書中再次將權力作為中心議題，該書以及其他論著是我在經濟問題上的主要成果。十年前，我以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身份發表題為「權力和有用的經濟學家」（Power and the Useful Economist）的演講。在該演講中我主張，不考慮權力的作用的經濟學，是毫無意義和不切實際的。我還曾十幾次或許不止十幾次地不太系統地談到這個問題。我在遇到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或論文時，幾乎總要注意它是如何從實用角度加以論述的。本書（我原想稱之為一篇擴展了的論文）的內容來自於我的經驗、閱讀和寫作，是我思索的綜合結果。本書不想囊括這一問題的全部內容，只想表達我對這一問題的心得。
多年來，我逐漸認識到，在通常所謂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宗教權力及出版、電視和公共輿論所具有的權力背後，有某些共同的因素。那些通常的說法沒有顯示出潛在的恆定因素，因此它們所掩蓋的內容，與它們所揭示的內容同樣多，或甚至更多。我一直考慮如何將這些恆定因素全部揭示出來，從人格、財產和組織方面，來確定權力的來源，並且考察行使和強制行使權力的手段。我希望，我的讀者最終將會對權力一詞的內涵及其在特定的經濟、政治和所討論的其他方面的意義，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為了撰述權力問題，我閱讀了一些有關的著作，這些著作成為我下面開列的一部分參考書目。我在某些方面明顯地受益於韋伯（Max Weber）、羅素（Bertrand Russell）以及貝爾（Adorf A. Berle ,Jr.）。後者是羅斯福才華橫溢的智囊、外交家、律師，並撰寫過有關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著作。貝爾對我的幫助尤其大，正是他鼓勵我發展了對這個問題的興趣。我還受益於米爾斯（Wright Mills）的經典之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林德布洛姆（Charles S. Lindblom）的《政治學和市場》（Politics and Markets），我的朋友彼得森（Wallace C. Peterson）的各種經濟著作，以及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出的《權威》（Authority）和丹尼斯．朗（Dennis Wrong）的《權力》（Power）等一些新近出版的著作。此外，還有一些著作也使我獲益不淺。和其他人一樣，有時我並非總能確定我所積累的思想的淵源；我能比較準確地知道的，是那些我認為無用的思想。譬如，我認為我一直深受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影響，但我長期以來懷疑勒納（Max Lerner）的意見，因為他的著作常常被那些沒有讀過他的著作的人所引用。
雖然我畢生對權力問題懷有興趣，但是我絕對無意自稱已經閱讀過有關這一問題的全部著述。人生是有限的，有些書根本不可能讀到，還有許多書則被我疏忽了。任何人在談到有關權力的文獻時，都應該小心謹慎。
在一部分寫過權力問題的作者中，包括不少顯露廣博知識和傑出才能的作者中，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把這一問題搞得複雜化和主觀化。人們能夠理解這種誘惑：複雜性和主觀性是對批評者的一種防範，屆時可以說批評者疏略了這一點；而且甚至可以因此而不必費力去進行艱苦的闡釋。但是複雜性和主觀性也是對真理的一種掩飾，它們取代了揭示問題實質的清晰徹底的觀點。而我則力求做到自始至終向讀者揭示權力的來源和手段。出於這個原因和能力所限，我迴避了某些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我後面提到的法院在調節權力方面的作用。此外，我在行文中有時重複了那些有利於我的論點和闡釋的東西。雖然這種重複實乃疏忽，但我仍引以為憾。最後我希望，一旦皮肉被剔除乾淨，權力的構架幾能暴露無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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