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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丘為君（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不僅是美國當代最具世界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同時也是最多才多藝的學者。他的著述甚多，但主要以探討工業界的大公司（Corporation）對社會的影響為研究主題。他探討美國經濟的兩本名著：《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和《新工業國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曾在1960年代對美國國內的政治學者與經濟學家帶來甚大的沖擊，並引起他們廣泛的注意與討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加爾布雷斯教授，由於在美國經濟的研究與觀點上有他的過人之處，因此對美國政府的經濟決策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由於這層關係，他的著作的重要性，與純學院的經濟學者並不盡相同。而他對影響經濟的非經濟因素的注意，也與美國當代的經濟學主流有一定的距離。
於1937年入籍美國的加爾布雷斯，係1908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一個充滿自由主義氣息的宗教家庭，作為家庭裡的獨子，他的幼年深受號稱「社區中的自由主義中堅」（the leading Liberal of the community）的父親的影響，他後來入世而又帶有自由主義氣息的特質，與家庭的淵源不無關係。他於1970年12月接受《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的訪問時，曾對他自己的自由主義特質作了一個最具體而簡約的表述：「長期以來，我一直為一些不同的目標奮鬥，例如結束越戰，杯葛五角大廈與軍事工業複合體，爭取婦女權益，結束種族主義，關注環境控制，以及甚至同性戀人的權益等等……我要繼續奮鬥來使這些目標實現。」
加爾布雷斯於1931年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唸完大學後，旋即進入美國的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習農業經濟，他後來回憶他在這所多元化學府的研習經驗時說，「在此地，我突然面對了一群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們。最奇妙的是，這些有深厚學養的專家學者們，還不時歡迎您對他們最專精的領域提出批評與討論。」加爾布雷斯於1933年在這所充滿自由主義氣息的高等學府唸完碩士學位，並於1934年在農業經濟學的領域完成博士學位。
自二十七歲（1934年）起即在哈佛講學的加爾布雷斯，還先後在劍橋、普林斯頓等世界知名學府任教。從1940年開始，他的觸角開始伸出象牙塔，開始與政府部門有所往來，擔任有關物價方面的顧問諮詢。在政治生涯方面，他一向站在與他氣質相近的民主黨這方。1960年當甘迺迪（John F. Kennedy）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素以文才與經濟學知名的加爾布雷斯，即被甘迺迪任命為競選總幹事，而甘迺迪當選總統後的就職演講，其初稿便是出自加氏之手。
1961年甘迺迪總統宣誓就職後，即任命加爾布雷斯出任亞洲大國印度的大使要職。加氏駐印期間（1961~63），運用他與甘迺迪政府的關係，為印度爭取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尤其在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上，加氏對印度的支持與協助，贏得印度上下的極大好感。
在政治生涯上，加氏的人道主義情懷當然有他不可磨滅的政績。然而就成就而言，加氏的學術貢獻遠在其政績之上。加氏在哈佛任教期間，曾出版三本重要著作，其一是《美國資本主義：抗衡權力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1952），另外兩本是上述的《富裕社會》（1958）和《新工業國家》（1967）。這一三部曲表面上是討論美國當前的經濟社會問題，但更深一層地來看，是作者有意識地圍繞著權力運作與經濟之間（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經濟背後的權力因素）這一嚴肅而鉅大的問題上。為了進一步探討權力如何在社會裡頭運作，加氏遂以三年的時間，來思索與解剖權力的本質、結構與目標，這便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本《權立的剖析》。
不同於政治學者從權威的角度來處理權力的問題，加爾布雷斯從「交換」的觀點來看待權力，並因而得出權力的三種概念：應得權力（Condign power），補償權力（Compensatory power）、與調控權力（Conditioned power）。順著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權力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行為之上的能力，加爾布雷斯定義應得權力為「通過將某種選擇強加於個人或團體的意願之上的能力來贏得他人的服從」。根據這一定義，補償權力則是與應得權力相對應的，也就是說，補償權力是「通過給予正面的獎賞，給予服從的個人以某些價值來贏得服從的」。鑒於這一組從屈從的概念來詮釋權力的特質並不盡然反映權力運作在當今這一日益繁複的社會的事實，加氏另外凝塑了調控權力的概念——即以改變信念（例如媒體和教育），來達成運使權力的目的——來概括當代權力運作的特色。他認為，在現代工業社會，為贏得服從而行使應得懲罰的現象已大大減少了，而富裕的程度提高，補償權力的強制力也大大地減弱了。由於窮困的壓力比前世代相對地變小，而可選擇的機會又相對地增多，因此，現代權力的真正表現形式便在於調控權力的概念。
相應於權力的三種概念，加氏睿智地歸納了權力的三種主要來源：人格（Personality），財產（Property），以及組織（Organization）。在原始社會，擁有強壯的體力即等於是擁有使人臣服的權威，它是權力來源最古老與原始的形態。另外，財產或財富也可以造成一種權威，並導致有條件的服從。這種權威，主要是與補償權力的運作——即以財貨購買他人的服從——相關聯。然而就加氏而言，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卻是組織。它克服了人格受到時間（即壽命）的限制，同時又擁有結合財產力量的優點。因此，像教會，政黨，公司，或者政府等組織，都具有令人生畏的強大權力。這些當中，尤以公司權力在 20 世紀的擴張最值得注意。
在加爾布雷斯看來，現代人的經濟行為不僅是一種財富的追求，它同時也是一種權力的追求。加氏認為他這一觀點不僅適用於人的身上，也同時適用於大公司大機構等非人格的組織。而在這一日益資本密集化的社會，大公司大機構等非人格的組織所產生的權力與影響，正在我們所生活的周遭中日益擴大。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權力以較明顯的形式來運作，例如男性可以將權威輕易地加諸婦女之上，使其服從自己的意志，或者，國家可以將權威輕易地加諸於其子民身上，使個人服從所謂的「整體」意志，但是在加氏看來，在這資本發達的現代民主社會，權力主要係透過例如像廣告宣傳等細緻的「隱祕調控」（implicit conditioning）來運行的，這樣便使得權力的運作變得益為「隱祕」，而不太被大眾輕易地察覺到它的存在，儘管它在社會裡的效果與影響卻是日益在擴大著，在這本關於討論權力的著作裡，加氏最大的貢獻便在於充份地突出了以「隱祕調控」為主的調控權力與現代社會經濟之間的細致、繁複而又辨證的關係。
加氏寫作此書的目地，用他的話來說，是打算喚起讀者對權力的性質與結構 權力來源和實施手段，權力來源和手段的各種組合，它們的歷史演變，以及它們的現代形式和作用——有一個恰當與明確的認識。的確，閱讀本書有助於吾人對權力的性質與結構有一個清澈而明晰的理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對現代社會權力運作獨具慧眼的洞察，也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學者在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過人之處。向來關於權力的討論似乎是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的專利，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從「交換」的觀點來看待權力，在其一方面來說，是補充了我們所忽視的關於權力特質的某些向面。就這點而言，加氏以七五之齡對權力的新闡釋與深度分析，也清楚地突顯了他的觀點在方法論上的貢獻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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