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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 l920）自1960年代「新經濟史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之初，就在經濟史學界享有盛名。他與羅伯．傅戈（Robert W. Fogel）因「透過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於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而更新了經濟史的研究」，而一同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早期在新經濟史創立時期的開拓，以至後來在「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ism）的建設，諾斯一直是當代經濟史學界備受注目的焦點。
諾斯的研究一直環繞在西方歷史的長期經濟發展。為了結合理論以及找尋適當的理論，諾斯深入地展開了以制度分析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本書原出版於1981年，它可說是至目前為止諾斯的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一本。一方面，本書是諾斯在《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as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91，與藍斯．戴維斯[Lance Davis]合著）與《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種新經濟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與羅伯．湯馬斯[Roben P. Thomas]合著）之後，關於西方長期經濟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另一方面，本書也是諾斯進一步朝建立制度理論的方向努力的轉捩點，開啟了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1990）中所探討的眾多有關制度與制度變遷的議題。
《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指出美國經濟成長的主因是在於制度創新的能力。在既有制度下未能充分利用獲利機會時，制度就面臨改變的壓力與機會。成功的安排財產權以降低交易成本乃是提高效率促進成長的關鍵。《西方世界的興起》更將這個架構應用到十至 18 世紀歐洲的歷史。英、法、荷蘭與西班牙各自擁有不同的資源，在封建制衰落後經濟成長的先後與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是，有效率的組織以造成有利於成長的制度才是長期經濟成長的根源。而且，法國與西班牙的失敗顯示出，有效率的制度和財產權並不容易獲得。尤其是政府的力量是建立與執行財產權的重要條件，可是一旦不受節制，又往往成為破壞財產權的主因。
這兩本著作雖然受到經濟史學界普遍的重視但仍然有些限制。除了對史料詮釋的細節問題之外，諾斯在這兩本著作中對制度變動的來源仍訴諸於技術與人口的變動，而制度的範圍也仍以財產權的契約關係為主。雖然這樣的架構在歷史研究上已見重大的貢獻，但是對於解釋歷史過程中促成制度變動的集體行為還有些不足。這個問題的挑戰也就是本書中最關鍵的重點。
二
諾斯在本書中展現了他建構一套歷史理論的宏大企圖。諾斯認為經濟史的任務是解釋長時間之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成就。為了讓解釋完整一致，我們必須根據適當的理論基礎。他明白地指出，一個分析歷史的一般性架構應該具備多種理論互相配合，包括人口理論、知識成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諾斯並不認為本書裡的架構是一個歷史理論，他所提出的乃是一個以制度理論為中心的分析架構。即使如此，諾斯在本書中的建樹已經帶給當代經濟史學界極有價值的貢獻。
首先，針對歷史變遷極為重要的制度變動，諾斯簡明扼要地批評了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個人主義的行為假設無法完全解釋推動制度變動的集體行為。另外，馬克思理論中階級行動的分析也並未適當地處理行為假設。於是有別於這兩大主流，諾斯所採用的是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組織行為假設。這個根本上的突破使得諾斯超越了長期困擾經濟史學家的障礙，而能建立其制度理論，進行歷史結構與變遷的分析。
諾斯在本書的制度理論架構中，除了前作中已有的財產權之外，特別強調的是政府理論、經濟組織以及意識形態。政府是有關制度變動的最重要的組織。諾斯在本書中直接處理歷史上政府所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它的存在對於經濟成長極為必要，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為造成經濟衰敗的來源。因為政府通常擔負著建立與執行財產權的任務，所以分析政府行為及其所受到的限制乃是瞭解財產權形成與演變的重要步驟。如此結合政治因素的作法，也給經濟史研究帶來更寬廣的空間。
從交易成本的觀點來看，經濟組織是與市場機能相對立的。由於利用市場完成交易必須花費成本，經濟組織的存在與演變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組織與市場雖同為結合經濟活動的方式，但面對了不同的成本。而且，經濟組織與市場的各種搭配構成了各種制度結構的基礎。隨著歷史的運行，制度結構的穩定與變遷反映出結合經濟活動的形式與變化。更可以借由分析經濟活動的效率來解釋歷史過程中經濟結構的成就表現。
無論政治組織或經濟組識的形成與演變都無法完全以純粹之經濟理性行為來解釋。尤其是那些造成制度改變的集體行動往往涉及嚴重的「白搭便車」（free-rider）（個人認為也可將之譯為「弗慮賴得」）問題，更加需要考慮意識形態的作用。而白搭便車問題的考慮也使意識形態不能完全歸諸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階級意識。諾斯在制度理論中結合意識形態來分析集體行動，不僅要彌補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個人理性的不足，也是為了要澄清馬克思理論裡階級意識觀念的誤導。
這樣的架構雖然並非諾斯心中理想的歷史理論，但是已經為朝向建立這一種理論奠定了基礎。而且，諾斯在本書中利用了他的架構清楚地重新詮釋人類自新石器文明以來經濟結構與變遷的概觀紀錄。
三
諾斯在本書中提出，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歷經了兩次重大的經濟革命。在兩次經濟革命之後各形成一種發展方式不同的結構與調整。第一次經濟革命始於新石器時代。造成革命的關鍵並非技術或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是人類社會出現了財產權。由於人口增加，原本沒有建立財產權的狩獵採集生產方式逐漸造成資源的耗費。於是，有武力為基礎的權勢興起，建立共有制或私有制的財產權、發展農業並且形成國家組織。這種組織因為提高生產效率而改變其競爭力，從而導致上古時代各種文明的戰爭與興衰。
財產權一旦建立，人類能夠有效率地利用資源與技術。隨著各種資源與技術條件的變化，組織必須改變。第一次經濟革命後，組織制度的變化出現了如羅馬帝國這樣的龐大單位，在羅馬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期，也隨著形成封建制度，這些都是在財產權與政治經濟組織上發生的調整。這樣的經濟結構依然受制於經濟的報酬遞減律，人口與資源之間仍有一定的衝突，經濟成長隨著人口的增加終究會遭遇限制。技術的變動，不論是生產上或軍事上，則帶來經濟變化的衝擊，也導致組織調整下成敗不同的結果。
諾斯在本書裡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對工業革命的新詮釋。諾斯認為，真正的革命是技術與知識的結合以及組織的改變所造成的不斷創新的轉變。這也就是他所稱的第二次經濟革命。工業革命只是其前兆，所呈現的只是 18 世紀間一組密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背景在於 16 世紀之後因市場擴大帶來了專業化的利益，以致經濟組織必須為控制交易成本而調整。當組織與制度的調整逐漸將擴大規模的利益轉變為創新的誘因時，新產品、新技術與新生產方式皆應運而生。因此，在諾斯的詮釋之下，第二次經濟革命後的結構是透過組織的調整而結合知識與技術，進而創造連續的技術創新。在技術變動的壓力與衝擊之下，經濟變動必然帶來了財產權的紛爭、所得分配的差異加大，以及公共事務的問題。這些經濟變動的後果於是反映到政府公共政策上的變化，甚至於國際合作的制度變動。許多今日發生在工業化社會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活動都在這一分析中有脈絡可尋，因為正如諾斯所言，人類社會現今仍正處於第二次經濟革命之中。
諾斯的著作一向言簡意賅，不論是在理論闡述或是史料詮釋上都需要讀者深思廣聞。建構一套歷史理論絕非易事，諾斯提醒我們除了制度理論之外，還要有人口變遷理論與知識成長理論。即使是制度理論，諾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一書中仍深入制度的本質與制度變遷的特性，力求加強增進。至於諾斯對於長期經濟結構與變遷的看法，則在本書中已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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