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邦友、彭婉如與白曉燕三大命案發生之後，台灣的民眾充滿了憤怒與擔憂，《中國時報》今年 4 月 20 日對台灣地區的 839 位民眾的電話查訪顯示：有約占八成二的受調查對象擔心小孩會被綁架；而有約38.6%的受調查民眾對政府改善國內的治安沒有信心。民國 75 年我國的暴力犯罪案件總數僅有 6303件，但是民國 84 年我國的暴力犯罪案件總數卻已攀高到 16489件了。
上升的犯罪狀況，使得國人在望治心切之際，普遍認為唯有以嚴刑峻罰的方式，嚴厲對付所有的犯罪才能有效地截止犯罪上揚的惡風！不過，「嚴刊峻罰」果是防治犯罪最好的方法？吉力根博士以其醫學的專業研究和長期與暴力犯罪人相處的經驗指出：理性自利理論支持者的嚴懲觀念，將會模糊了我們對暴力的真正理解，而無法以有效的方法達到減少暴力的目的，吉力根博士更認為：不管是用懲罰或是治療來試著治療傷害，對受害者和施暴者都稍嫌太晚，因此我們一定要強調暴力的預防。
本書的觀點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吉力根博士的看法，不但是哲學家、刑罰學家和犯罪學近幾個世紀來最大的爭論，也是近幾十年來精神醫學家、心理學和社會學家最大的研究課題。吉力根博士在本書中以自己遠親的案例為開場白，接續著幾個在美國犯罪學史上駭人聽聞的個案，說明了暴力的產生有促發的近因，更有其潛伏的重要遠因，家庭與幼年生活則是暴力犯罪的最根本源頭，也因此罪預防的重點，應該是在個體小的時候，即需從事；而犯罪防治的重點應該是在個體成長的「家庭」，而非到了犯罪者已經蹈犯法網之後，待其為機構所監禁之時，才以強化少年矯治的各種措施或方案進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