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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胡適在今天的中國
．余英時
「國際胡適學會」在李又寧教授的策劃和推動下召開這次「胡適與近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兼以紀念胡適之先生一百虛歲的生日，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舉動。國立政治大學張京育校長慷慨支持，使會議終能依照原訂計畫實現，我們都應該向他表示很深的感謝。時報文教基金會大力協助促成，我們也深表謝意。此外就我個人所知，張朋園先生和陳宏正先生也都曾為這次會議熱心奔走；沒有他們兩位的努力，這個會議也是開不成的。我個人十分慚愧，因為早已答應了別的約會，竟不能前來參加這一盛會，用胡先生生前愛說的比喻，我是這次會議的「逃兵」。但是我這個「逃兵」並不敢忘記找的朋友們此時在台北的辛苦和貢獻。所以我用這篇簡短的獻詞向大家致最深的敬意。
「胡適與近代中國」是一個很廣闊的題目，但是卻是很合適，很必要的，因為胡適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本來便是非常廣闊的。這裡的「近代」一詞在內容上是大有伸縮性的，它可以一直延長到今天。在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心中，胡適並不完全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他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似乎又全新閃爍著生命的光芒。我最近有機會聽到好幾位大陸青年知識分子的議論，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對胡適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表現出無限的嚮往。儘管他們並沒有讀過《胡適文存》。我又剛剛收到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的一封邀請書，明年將舉辦第二次關於戴震的學術會議，主題是「戴學與胡適」。信上同時說明：這次會議是為了紀念胡適的「百年誕辰」。安徽的後輩對他們的「鄉賢」還是十分景仰的。
這些跡象顯示出胡適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又開始滋長了。大陸知識分子對胡適的新興趣和海外（包括台灣）形成了相當強烈的對照。以台灣來說，提起胡適，許多人也許都會有一種遙遠和模糊的感覺──胡適已遙遠和模糊到引不起開會紀念的興趣。但這是最近幾年的台灣的新現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對胡適的興趣也曾經很熱烈過，其熱烈的程度並不減於今天的大陸。所以今天台灣知識分子對胡適的冷淡恰好說明台灣的政治現實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胡適當年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所提倡的言論自由，反對黨的自由在今天的台灣已變成政治現實的一部分了。相反的，大陸知識分子對胡適的新熱潮也正好使我們可以窺測海峽對面的政治動向。
大約在十年以前，大陸一位「學術領導人」到耶魯大學來訪問──他今天還在大陸的「社會科學界」居於「領導」的地位，我們在席間談起了胡適，他說：胡適應該一分為二，他在學術上還有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反動的。這當然代表大陸官方的觀點。我說：我們海外中國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適在學術上早已被拋在後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是有意義的。這位「領導人」總算是有雅量的。我們並沒有弄到「不歡而散」。事實上，即使以學術而言，胡適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不但沒有落後，而且還在發生敢蒙的作用，我的話是站在海外的立場上說的，對於大陸並不適用。
那麼胡適對於台灣而言是不是在學術和政治兩方面都已完全過時了呢？在學術上，不少人確已在胡適所開闢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了，而且除了他那一條路外，還有別的新路可走。年輕一代的學人大概不必再向他的著作中去汲取靈感了。換句話說，他的著作的絕大部分只有歷史的意義了。但是他所提倡的「勤、謹、和、緩」的治學態度則依然沒有過時，甚至還使人有與時俱新之感。在政治上，台灣今天也不需要再藉著胡適的招牌來爭取言論自由、組黨自由了。但是他晚年所特別強調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似乎對於今天的台灣還有嶄新的啟示。在台灣民生化的現階段上「容忍」是一個最具關鍵性的觀念，比30年前更為迫切了。
「胡適與近代中國」研討會在今天的台北舉行可以說是適時適地的。我遙祝會議的成功，並提出以上的粗淺的看法，請大家切實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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