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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文史通義簡介
《文史通義》六卷、《外篇》三卷、《方志略例》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外篇》一卷，清章學誠撰，今據民國69年臺北市華世出版社編印本。
本書約在清乾隆37年，章氏三十五歲時開始撰寫，到嘉慶元年，章氏生前使已刊行一部分。身後多次刊行，內容也很有出入，華世編印這個本子，很能符合章氏撰寫的本意。
《文史通義》內篇分別論述章氏對群經、史學和文辭等方面的見解，外篇多是書信和少許的序跋，以討論文史的居多，和內篇相發明。
《方志略例》多收章氏編撰的方志的敘例，就是章氏所修方志的體例。最後七篇則是批評前人所修方志的得失，也是從體例方面著眼。
《校讎通義》是章氏對目錄學的見解，也批評了《漢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等所有的錯誤。
．緒言．
一、 章學誠的遭遇
我國學術史，大約可分為漢學和宋學兩大時期或派別。清代從顧炎武起，到了乾嘉時期（約西元十八九世紀），以訓詁考據為主，標榜復興漢學，實在不妨說是「清學」。形成一股莫之能禦的潮流。章學誠便生在這一時期，他生於乾隆3年，卒於嘉慶6年（1738－1801），卻不甘心隨波逐流，甚且屢次強調為學不可趨風氣，貴在有精思卓識。他修了若干方志，纂修《史籍考》，撰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方志略例》等。提出「六經皆史」、修史當重義例、史學著作和史料有別、要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志所重在文獻，不在沿革、為文貴在成一家之言、文集出而諸子亡等說法。當時少有人能認識他這些卓識高見，因而不僅鄙視，甚且反對。可是後來漸漸受人注意，到了近年，益發受人重視，從而有了很多討論、研究章學誠的文字，而他的一些學說，也有了影響。譬如他六經皆史的學說。自古相傳修史的體裁有三：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他特重最晚出的紀事本末體，恰好和西方人撰史的體裁相合，形成一枝獨秀的情勢。這實因他見識遠大之故。
但這樣一位歷史性的人物，一生卻有很多遺憾。
終其一生，貧困交迫，懷才不遇。雖勤於著述，而生前便多遭庸俗之士竄改，復多散佚，其畢生心力所注的《史籍考》，更是亡佚失傳。
身後其學術上的成就，始漸有人注意，而直到近百餘年間，西風東漸，學術研究的目標和方法，都起了很大的變化，由於和章氏的主張，有若干近似之處，加上外國人的引導，形成中外合流。筆者有兩個假設：
一、如果在章氏的時代，國人能體認章氏的主張，從而發揮、實踐其說法，當西學東漸時，是不是會因早有準備，而在迎合西化方面，因差異減少，而降低了衝突的程度。
二、如果不是西學東漸，章氏的主張，是否在身後不到百年，便能走出冷凍庫成為顯學。筆者對這兩個假設，不打算在這裏直接寫出個人的淺見，但讀者如願稍稍翻閱本書，當能得到答案。
二、章氏遺書
章氏的著作，生前便曾刊行了一部分，如《文史通義》等。而散佚之餘，此後曾多次刊行，然全景零星篇章，而以校讎、文史兩通義為主。民國9年，浙江圖書館得會稽徐維則鑄學齋所藏鈔本遺書十八冊，編為《章氏遺書》二十四卷，鉛印行世。民國11年，吳興劉承幹，取沈子培所藏王宗炎實齋遺稿原編，加上所得已刊、未刊諸書，分為正編三十卷、外編十八卷、補遺及附錄各一卷，搜羅較為完備，由嘉業堂刊行、世稱嘉業堂本。而同一年，四川省立圖書館圖書集刊，載有「章氏遺書逸篇」，即係補其所遺。民國62年，臺北漢聲出版社影印嘉業堂本據以增入。
錢穆先生在北京大學講學時，曾從書賈處得到抄本章氏遺書，其中有十七篇為嘉業堂本所未收，也有幾篇文字比刊本所收的文字較多。民國67年，臺北華世出版社印行余英時所著《戴震與章學誠》，曾附於卷末，僅有十四篇。今後倘印章氏遺書，當據漢聲本，而附錢氏所輯佚文。那麼傳世的章氏遺著，便大致完備了。
三、 文史通義
章氏遺著，既以《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最為世人所重，印行的本子也最多。各本之間，卷帙多少，編次前後，文字取捨，每有出入。民國69年，臺北華世出版社，印行新編本《文史通義》，計內篇六卷、外篇三卷，又《方志略例》三卷、《校讎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附「序跋碑傳」等十餘篇。
所收文字，除嘉業堂本外，並增補遺文，又兼收《方志略例》和《校讎通義》。章氏撰寫《文史通義》的本意，原包含方志和校讎，所以華世本能符合章氏的原意。《文史通義》的傳本雖多，但以華世本為能探求著者旨意，因此筆者撰寫本書，便據華世本。間有引用到華世本以外的章氏著述，全據漢聲所印的嘉業堂本。
章氏生前，便有些贊成或反對他的人，為文商量討論。到了身後，更有些碑傳和刊書序跋。這些資料，都散見於各家文集或筆記，但所論事項，都是局部而簡略的，所以並未為世人所注意。要到民國初年日本內藤虎次郎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問世，才為「章學」開了頭。
四、 章實齋年譜
內藤氏所撰的章氏年譜，刊載於《支那學》卷一第三、四號，時為民國9年。胡適因其「太簡略了，只有一些瑣碎的事實，不能表現他的學說變遷沿革的次序」，因而做一部詳細的《章寶齋年譜》。這部新譜中有幾點新的體例，胡適是這樣說的：
第一、我把章實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都擇要摘錄，分年編入。
第二、實齋批評同時的幾個大師，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話，也有很錯誤的話。……這種批評，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
第三、向來的傳記，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不說他的壞處。我這部年譜，不但說他的長處，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
這一年譜脫稿於民國11年初，嘉業堂本章氏遺書還末刻完，所據材料有限。
這時，姚名達也研究章氏一家之學，並受業於梁啟超。梁敏超的卓識精思，則比胡適接近章氏。姚名達的成果，略述如下：
一、改編章氏遺書：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氏的文章都附在後面，使讀者能得到整個的瞭解。
二、作章氏著作年表。
三、作邵念魯和朱笥河年譜：章氏最推崇邵念魯，並和他的後人邵晉涵時相過從。而朱氏則是章氏的業師。
四、增補胡適所撰的《章實齋年譜》。
這一增補章賞齋年譜，再經胡適校閱，加上也曾研究章寶齋的何炳松序文，於民國1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當時胡、姚、何三氏和而不同的精神，很令人欽佩，最值得我們今天效法。胡著姚補的年譜，不到十萬字，行文甚為簡潔，很合於章氏論文貴簡約的意旨。
胡適後來便不曾再對章氏的生平和學術，有所論述。而姚名達則在此後撰有《目錄學》、《目錄學年表》、《中國目錄學史》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和章氏的校讎之學相近。然而相去雖僅百餘年，治學和著述方式已有相當的改變，所以他的書中論及章氏的地方並不多。姚氏不幸於民國31年，在江西戰地殉國。
說到梁啟超，他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很推崇章氏，卻未加以論述，而說要另外專門寫一學案。結果沒有寫出來，很是可惜。梁氏治學，多精思卓識，不喜作瑣屑考訂，其範圍兼及文史，和章氏正相近，實是撰章氏學案的最適當人選。有志於此而未著筆，是學術史上的一大損失。
五、錢穆、余英時、羅炳綿的批評
錢穆先生也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係分人敘述，其第九章便係論章學誠。章氏的六經皆史、通史優於斷代史、推崇紀事本末體、強調《漢書．藝文志》的諸子之學出於王官、校讎之學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等主張，全都為錢先生所贊同。所以錢先生對章氏的學說，有深契於心之感。且論到章氏史學，並不如他所自述的，是得自王陽明，而係受到《漢書．藝文志》的影響。
錢先生另有《中國史學名著》一書，係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講稿，論述《尚書》以下的史學要籍十多種，其最後一個半講次，便專論《文史通義》。行文要比近三百年學術史淺近易讀。對章氏在史學上的成就，也是推崇備至；可知前後五十年間，他對章學誠的評價並無改變。
錢先生可說是章氏的知音，其門下士也有治章氏學術而有專門著作的。如羅炳綿有「史籍考修纂的探討」、「章實齋的校讎論及其演變」、「章寶齋對清代學者的譏評》等文，都收入其《清代學術論集》中。
錢門另一高足余英時則撰有《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內含「章寶齋與戴東原的初晤」「章寶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說」等五篇，分析戴氏對章氏學術上的刺激與影響。
六、董金裕、羅思美的批評
董金裕先生有《章實齋學記》，分述其：一、生平。二、學術思想。三、治學態度。四、交遊考。五、著述考。六、經學。七、史學。八、文學。九、校讎學。其中多引章氏原著、論述文字，也用淺近文言。所論則採用傳統的有褒無貶方式。
羅思美有章實齋的文學理論研究。其前半也綜述章氏的生平和學術思想。後半論述章氏關於文辭的觀點，而採習用的「文學」這一名稱。
關於章氏中英文論著，已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上面只是舉其數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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