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臉‧變法‧變錢 王安石(上)(YG00153)

類別： 知本家
叢書系列：知本家
作者：高天流雲
出版社：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5年03月27日
定價：330 元
售價：26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789866223587

【內文試閱】

▼  內文試閱

﹝印象‧神宗﹞

　　　　神宗登基，第一件事是安葬他的父親宋英宗趙曙。作為歷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出殯的規格是低不了的。
　　　　神宗找來了三司長官，查賬看看有多少錢可以辦事。
　　　　以剛剛過去的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為例，一年的支出是當年收入的兩倍。
　　　　宋朝以錢財立國，萬事萬物都離不開一個「錢」字，赤字如此，幾近覆國！年輕的神宗捧著腦袋在龍書案上臥倒，攪盡腦汁想辦法。
　　　　在處理國政之前，先得把他老爹的安葬費，他自己恩賞錢找出來。
　　　　能想到的辦法只能是節約。英宗的治喪費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賞錢都大幅度縮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強咬牙把這些錢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緊緊捂住，他發布了兩條
命令。
　　　　第一，從現在起請大家把褲帶勒緊了，國家沒那麼多錢亂賞亂花；第二，官員們做些最愛做，最擅長做的事──進言。

　　　　每當宋朝有些風吹草動時，進言就會發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們自動發言的，內容很寬泛，從對外戰爭、民間暴動、皇帝休老婆、天上閃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爭論。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論仁宗、英宗兩朝積弊。」
　　　　張方平是實力派，他主管過三司，治理過地方，說財政，他是從仁宗朝開始就穩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裡開篇詞就石破天驚，提出了錢是國家最重要的東西，沒有錢就沒有一切。這和儒家的傳統思想徹底對立，接著他又提出怎樣省錢。
　　　　就是他設計了英宗的葬禮花費，給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筆錢。這讓神宗很欣賞，只是接下來就熄火了。

　　　
﹝臉譜﹞

　　‧臉譜──韓琦

　　　　天聖年間是章獻太后劉娥主政的時期，在她當政的十年期間，政治成績暫且不論，她開科取士考上來的人材，是宋朝有史以來最璀璨奪目的，像井噴一樣的突然到來。
　　　　這就是享譽宋史三百餘年的名號──天聖進士集團。
　　　　韓琦側身其間，在排名上是佼佼者，在過程上也讓人瞠目結舌

　　　　考試中臨近交卷時，悲劇突然間發生，韓琦的卷子污了，一大片墨水把卷子變成了廢紙！文章不是單純的文字，是凝聚精神，融會知識，調整情緒才能寫出來的東西，尤其關乎一生的考卷，是四五天的時間裡全力以赴才完成的。
　　　　馬上要交卷了，除非過目不忘，不然沒法重來！
　　　　二十歲的韓琦鎮定自若，他申請了一份新的紙筆墨硯，立即重寫。他刷刷點點，臨危不亂，居然搶在交卷之前，把時文論政以及詩詞歌賦同時寫完。至於效果怎樣，一甲進士第二名！
　　　　強悍的韓琦從最開始時就顯露了自己的天性，他堅忍不拔，無比自信，堅定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韓琦真正進入人們視線，有了自己的官場標籤是在北宋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那一屆的北宋宰執班子是兩宋三百餘年間絕無僅有的，看一下統計數字。
　　　　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程琳、石中立，樞密使盛度。王隨六十五歲、陳堯佐七十五歲、韓億六十六歲、石中立六十六歲、程琳五十歲，盛度很吉祥，剛過七十大壽。宋朝宰執年齡相加，這一屆竟然接近了四百歲！

　　　　這是個空前絕後的紀錄，更絕的是這些人的特色和做派。
　　　　這些宰執的共同特點是平庸，沒有一個人有過特殊貢獻，都是熬資勱熬到了這一地步，上台之後不約而同地謀私利。

　　　　人老子孫多，都得在死之前安排好後路才行。具體表現，王隨不僅提拔自己的子孫，還把親朋好友也塞進肥缺部門，並且還留意起了自己的來生。他「延納僧道，信奉巫祝。」把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都崇敬個遍。
　　　　韓億更絕，他先是向皇上請命，我是參知政事了，可以蔭補自己的兒子了，請把我的兒子韓綜蔭為群牧判官。趙禎准奏，可是詔書都發下去了，韓億卻突然間反悔。陛下，韓綜的事先放一放，我想讓另一個兒子韓綱當這個官，行不？
　　　　……仁宗只覺得頭暈目眩，可真正嘔吐的事馬上就來了。
仁宗陛下心特軟，他登基之後看到常年考試、屢試不中的舉子就心疼，於是特下詔書，凡是考進士科過五次，年過五十的，其它諸科考過六次，年過
六十的，進士科經過殿試三次、諸科經過五次，外加真宗朝御試沒合格的舉子，都可以免試，直接當官。
多麼優厚，真是萬民稱頌，可事情過了頭就都是壞事。皇帝心軟，舉子們突然間海量增加，一窩蜂地衝進學堂混出身，再一窩蜂地衝進京城考試，他們認清形勢了，考試就像做官一樣，別管成績如何，只要不斷地考，就一定能出頭！

　　　　景祐四年這一科，逼著仁宗小下了一次狠手，非常例外地嚴格了些，落榜者相應地變多，但怨氣卻來自不平。這一科京試的解元居然是陳堯佐的兒子陳博古，韓億的四個子孫一齊應試，居然全部命中，無一落榜！
　　　　京師嘩然，天下嘩然！

　　　　一片彈劾聲中，最著名、最有力度的是知諫院右司諫韓琦。韓琦鄭重發問：「陛下，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壞乎？」太祖、太宗辛苦創業，就是為了讓他們隨便亂搞的？
　　　　仁宗很認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後問他，都罷免？
　　　　是，都罷免。
　　　　好，那麼你說說，換誰呢？
　　　　味道突然間變了，向右司諫咨詢中書省整體官員的任免，這是咨詢還是笑話，是憤怒還是恐嚇？但韓琦毫不含糊，你問了我就有回答。
　　　　您要正臣，可以選擇杜衍、孔道輔、胥偃、宋祁、范仲淹。您想要能臣，那麼請任用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無論是誰，都比現在的人強！
　　　　毫不含糊，絕不膽怯。
　　　　事件的結果是仁宗聽從了韓琦一半的主張，他把四百年功力的宰執們全體罷免，換上了新一屆領導班子人選則自己做主。
　　　　韓琦之名聲振天下。


‧臉譜──司馬光

司馬光堪稱早發，二十歲考中進士，國家非常重視他，留在京城裡做奉禮郎。這是殊榮，可他沒接受，主動要求到邊遠南方去，理由很動人，他的父親司馬池當時在杭州做官。

　　　　這才是真正的榮耀，中國以孝治國，司馬光起步時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他一直在蘇州做判官直到父親去世。守孝結束，他回到了京城任職。接著很快就又出去了，他展現了為人的另一面。
　　　　絕對、完全、毫無保留地忠於領導。注意，這個領導，並不是孔夫子教導我們的那位獨一無二的皇帝。而是當時的獨相龐籍。

　　　　最動人的是龐籍死後，他穿上最正規的衣服，請龐夫人到大堂上，像母親一樣接受他的跪拜，對龐籍的兒子就像自己的親弟弟（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
　　　　這在當時獲得了所有人的稱贊，以及後世的敬仰。
　　　　只是很奇怪，龐籍之死，官方派專人治喪，贈司空、加侍中，謚號莊敏。每一樣都是生榮死哀，人家生前是正牌子宰相，為何弄得好像家人無依無靠，如果沒有司馬光的照顧，就會流落街頭，慘不忍睹的樣子？
　　　　當然，這只是第一印象，我們可以往好處講，就是領導死了，家裡雖然安康，但是他對領導的愛，絕不會人走茶涼，作人要厚道，永遠追隨領導！

　　　　嘉祐六年閏八月，司馬光被調回京城，擔任了一個非常絕妙的職務，修起居注。這是比館閣學士們更能接近皇帝的差使，每天的工作就是給皇帝寫日記，他可以最大限度地瞭解皇帝的每一個舉動。這樣的後果，就是他能第一時間地掌握到皇帝的心理動態。
　　　　比如說，在什麼時候跟皇帝說什麼話。

　　　　閏八月二十六日，是仁宗的悲傷日。出生僅僅六十一天的皇十三女死了。仁宗難過得很多天不說話，司馬光就挑在這個他心靈極其薄脆的時刻，寫了一道新的奏章。
　　　　他沒像范鎮、包拯、唐介那樣簡單粗暴地要求立皇太子。

　　　　當天司馬光站在一邊，靜靜地看著皇帝。只見仁宗拿著奏章，看了好久，仍然面無表情，很像是和往常一樣，繼續沈默，躲進自己悲哀的心情裡，誰也不理。但是突然他說話了。
　　　　「難道非得選宗室子弟入嗣嗎？」沒等司馬光回答，他又喃喃自語，「這是忠臣之言啊！一般人是不敢提的。」
半個多月之後，真相大白了，人們從此才真正地認識了這個人。
　　　　九月的某一天，司馬光在寫皇帝日記之餘，再次抓到了一個好機會。仁宗那天心情
　　　　好，很適合聊天。這一次司馬光引用了唐朝的例子，唐文宗一直不立太子，死之後被親近的太監們做手腳，從此隨意擁立唐朝的皇帝，宋朝難道要重蹈襲覆轍嗎？
　　　　仁宗再沒有猶豫，下令司馬光立即把文件送交中書省，把這件事確定下來。這一次司馬光也沒再推辭，火候到了。

　　　　再次來到中書省，他的神情動態再不是一個下屬，而是位充滿著神聖感的天使。他莊嚴地對韓琦等宰執大臣們說：「陛下決意立宗室為皇子，今天諸公如果不能及時議定，他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那時天下誰也不能違背了！」
　　　　韓琦等全體宰執大臣一齊躬身施禮，同聲回答：「敢不盡力！」
　　　　從這時起，司馬光退出了立太子事件，從程序上、官銜上，他都再沒有參與的權力。那麼轉身就走，決不遲延，他留下的是倡議階段起決定性作用的名聲，以及讓全體朝臣都又驚又佩的印象。就比如說大宰相韓琦。
　　　　歷代史書都說韓琦先生是仁宗、乃至英宗朝的兩朝傳承居功至偉的大臣，沒有他的努力，沒有他近於霸道、專權一樣的決策，宋朝就不會是歷史裡的樣子。
　　　　其實哪兒跟哪兒，上面都己經說了，司馬光把什麼事都辦完，直接把立太子的決定書交到了他手上，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按令實施，走那些官面上的過場。

　　　　司馬光給神宗的奏章簡明扼要，只說了三點。
　　　　一，官人；二，信賞；三，必罰。
　　　　他鄭重地說，歷經仁、英、神三朝，每個時代，他都用這六個字報效國家。字數雖少，卻是他平生所學的全部。
神宗有點發呆，建於司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種種的神奇表現，無論如何也不能小看了這六個字，但要從這個六個字裡找出來生錢救國的辦法，好像還需要個嚮導。實在撓頭，皇帝私下裡找到司馬光，你來點實在的行不？

　　　　行，司馬光才說出了心裡真正的話。他指出國家不是沒錢，按年度總收入來算，己經是華夏民族有史以來最高峰的時候了，之所以出現赤字，問題在於亂花。司馬光提議，要全面核查國家的各項支出，定出來節省的具體部門具體數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這和他的想法是一樣的，司馬光準確地找到了帝國衰敗的焦點。接下來的事更讓人興奮，司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發配合，把現在的財政與仁宗時慶曆二年相對比，迅速找出了這些年奢靡浪費的地方。

　　　　接下來做什麼呢，二十歲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馬愛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設置裁減局，由你任長官，為朕把國家的局面扭轉過來吧！卻不料如火的熱情迎頭就被澆了一盆冷水。
　　　　司馬光安靜地說，陛下，我沒空。
　　　　啊？為什麼？請想像神宗驚愕的表情。
　　　　司馬光回復以一臉的聖潔光輝。臣有本書要寫，先帝曾經看過的，名叫《通志》。它詳細記錄了從古至今所有朝代的興亡之事，用來指導皇帝怎樣治理天下。
　　　　它是這樣的神聖，又是那樣的偉大，無論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還是另找別人吧。
　　　　神宗凝視了他很久，終於還是放他走了。
　　　　這片刻之間，這一對君臣對對方都有了些許的瞭解。司馬光是滑頭也是智慧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幹甚麼，這太冒險了，很像漢武帝早期時召天下儒生進京議事，結果儒生們一擁而上，大放厥辭，把武帝的奶奶竇太后
惹火，為首的武帝的兩位老師被殘酷虐殺的往事。

　　　　宋朝雖然不至於砍頭，可活罪也難免。在這種時刻，他只想「不問蒼生問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個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詢，可以交談，卻絕不做第一隻飛上枝頭的出頭鳥。

‧臉譜──三蘇

　　　　三蘇是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他們在北宋嘉祐二年（公元一○五七年）一月的那一屆科考揚名。宋朝科考無數，中國歷史上的科考無數，但論地位，這一屆無與倫比，甚至比天聖進士集團還要高。

　　　　四川在當時是地道的老少邊窮地區，財富是這樣，文化上更是。數遍整個四川，在這次科考之前，只出過兩個進士。
　　　　一個在真宗天禧年間（公元一○一七－一○二一年），是位姓孫的學子中舉。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聖二年，他姓蘇，叫蘇煥，眉山人氏。就是在這一年，眉山當地歡慶新舉人產生的時候，有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變得沈默。他就是蘇煥的三弟，蘇洵。
　　　　蘇洵被二哥的榮耀，父親的笑臉震撼了，讓他的一些東西覺醒。三年之後，下一屆科考開始，他順利通過了鄉試，在省試中落榜。

　　　　二十歲的年紀，讓他迅速拋開煩惱，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間。他輕裝返回家鄉，回程的路上，順便飽覽了大地山川，湖海汪洋。他的眼界開闊了，胸襟變得寬廣。
　　　　悲哀也在這時悄悄地降臨。
二十歲的青年可以深信書本，去死記硬背，為了功名不顧一切。如果在這一屆考中，他會沿著富貴之路順利往下走。可他沒考中，這就不好說了，他的心靈在成長，學識在按著他的天性，在選擇性的積累。
　　　　再不是別人怎樣教他，他就怎樣學了。
　　　　每一個非凡人物的成長，都有他自我覺醒，自我完善的過程。沒有任何偉人，是教室課堂裡批量生產的。

　　　　在儒家學說的統治下，解決的辦法不在現實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書籍裡找註解，找答案。這就是大家看中國的各種古代文獻時，動不動開頭就是「古人云」的出現原因。什麼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麼解決的，然後我們大家照搬就是。
　　　　這就是中國近代落後的根本原因所在，瞭解到這一點，就會清楚，作為時代進步的要求，大儒早就是廢物了。不光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就算在千餘年前的北宋時期，蘇洵都碰到了死對頭，那就是後來以「天變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著稱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這時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負責全國各地養馬的事情。他們在歐陽修的家裡見過，初見面就互相看著不順眼，兩人都是一樣的倔脾氣，一樣的持材傲物，碰巧更是一樣的自學成材。這樣理想的冤家對頭你說還能去哪裡再找呢？
　　　　老蘇和王安石成仇，連帶著大蘇和小蘇後來也和王相公長久不和。

　　　　蘇軾之才，嚴格地說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排名第三，僅在屈原、李白之下，而他非常的厚道，在談到天份時，能給出正確答案。
　　　　他說：「書到今生讀已遲。」
　　　　智慧有時不是努力積累就有的，那是上天的恩賜。這絕對是實話，不像別有用心的父母、老師總拿李白說事：「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李白自己承認嗎？

　　　　這一屆科考三蘇與歐陽修互相成全了對方。沒有歐陽修，就沒有三蘇名揚天下；而三蘇不來，歐陽修也沒法妝點起文學盛世的門面，他要改變天下學子的文風，就更是一句笑談了。公元一○五七年的正月，蘇軾、蘇轍都順利通過了禮部試，他們不是前三甲成員，但光輝的前景已在不遠處等待著他們。
　　　　到熙寧二年，變法開始起步時，老蘇己經去世了，二蘇再次守孝服喪。
　　　　老蘇留在世間的不是詩詞，而是文章，比如著名的《六國論》。這篇政論古文提出並論證了六國滅亡「弊在賂秦」的精辟論點。借古諷今抨擊宋王朝對遼、西夏的歲幣政策，告誡北宋君臣要吸取六國滅亡的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誠然好文，然則更著名的是《辨奸論》。
　　　　這篇古文只針對一個人──王安石，蘇洵在變法還沒有開始時就斷定了王安石是禍國殃民的奸邪，這讓所有反對派集體膜拜，老蘇真知灼見！
　　　　變法即將展開，這時蘇軾在史館上班，有自己的變法主張。注意，他是主張變法的，只是怎樣變，有他的一套理論，和王安石截然不同。這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對北宋的歷史進程無關，對中華詩詞史有一定的影響。

　　　　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閏之為妻。王閏之很賢惠，無才之女天性仁厚，對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蘇軾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談笑度日也沒法在夜深時抹去的隱痛。十年之後，終於凝聚成了一首傳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蘇是個奇特的人，說實話，他的文採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說法，三蘇中只有東坡才名符其實，其餘兩位都只是因東坡而顯。但要是論到政治才能，小蘇才是最強的一位。他清寧安靜，不浮不燥，具備非常高的政治素養，尤其心性極其堅忍，平靜到能讓人忽視他。
　　　　這一點讓小蘇的官場成就遠遠高於老蘇、大蘇。熙寧二年，蘇轍的官場生涯，就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為王安石的親信手下開始。

﹝印象‧王安石﹞

　　　　王安石的父親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層官員，終生輾轉南北，沒有做到京官。這樣就終定了這個人早年的生活。
　　　　一；一飄忽不定；二，學業自成。
　　　　因飄忽不定，他可以大開眼界，從小就看盡了北宋王朝的利弊興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親早亡，他必須自己研讀詩書，這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根基，處世性格。
　　　　他的心靈從來沒有羈絆，孔夫子的儒家學說對他沒有貌似神聖感的那種約束。甚至於他赴京趕考的目的都不那麼「崇高」。他後來明白地告訴世人，是家裡太窮了，得有功名，有工資，才能養活媽媽和眾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爭議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慶歷二年考中了進士，之後的官場之路走得極其獨特，終北宋一朝堪稱絕無僅有。如果要有個參照物的話，比如司馬光，這兩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運的寫照。

　　　　司馬光中正博大，中進士、盡孝道、被舉薦做京官、歷經仁宗、英宗兩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議等，處處站在道義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與宰相爭，與皇帝爭，樹立起自己的模範形象，從此被視為君子的代表，正義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謝絕了所有的進京機會，視功名如糞土，在舉國爭名奪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寧可在鄉下偏遠的小地方當官。這其間他放棄了館閣筆試，這是地方官做過一任之後的正常權力，只要進京考試，就有可能成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筆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廢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還放棄了舉薦。這非常特殊，三蘇中的老蘇（蘇洵）的求職之路可以證明，得到名臣的舉薦有多難。而文彥博、歐陽修這樣舉國一二人的舉薦居然被王安石白白浪費了。

　　　　嘉祐三年時，他終於進入京城，成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後進入館閣，做到兩制官中的知制誥。於嘉祐八年時因母親去世，離開了京城。
　　　　這六年期間，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殺人案件的審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無聞。從那時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遊閑逛。

　　　　這就非常奇妙了，裡面包含著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問題。他是個百分之百純潔無瑕，不使奸詐，甚至不懂奸詐的偉人嗎？
　　　　這是歷代贊揚王安石的人的立論根基。
　　　　或者還是個大奸似直，大惡似善，一肚子歪門邪道的偽君子？這是歷代打壓王安石的最終目的。這兩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評價，都要從他平生一點一滴的作為上分析。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當王子時的親信，前面說過的韓維的功勞。韓維此人嚴正立身，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人，至少經常讓神宗肅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韓維拒口不談，從一開始就掐斷了談話──聖人不談功名，只說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總抱著功名心去做，遲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雙式樣新穎的鞋，沒辦法，開封就是當年最時尚的地區，人不時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韓維看見了，冷冷地說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脫掉扔了。
　　　　總而言之，韓維對神宗的影響很大，屬於嚴侍益友那種。尤其難得的是，他經常對國事發表些獨特見解，每次都讓神宗目瞪口呆豁然開朗，這時韓維總會說。
　　　　「這不是我說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時間長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裡扎了根。

　　　　王安石在後來被召進京城，當上了翰林學士。與他一起進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後半生的死敵司馬光。
　　　　有三件事可以參照。
　　　　第一，在長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進京當官時，曾經和司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內牡丹花盛開，包拯一時高興，請全衙員工喝酒。
席間兩位未來的大佬都聲稱生平從不喝酒。包拯正在興頭上，哪肯放過，親自過來勸酒。幾番堅持之後，司馬光投降了，他舉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領導怎麼說，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馬光的表現在濮議中己經很清楚，此人絕不會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樣，這是個死硬派。第一次進京時，他當知制誥，兼責京城刑獄，當時發生了這樣一個案子。兩個少年是好朋友，一個養了只非常好的鵪鶉，另一個想要。
　　　　自然是不給，想要的這個仗著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結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時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開封府判兇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說，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規定的，公然搶奪和偷盜都是賊，兇手的鵪鶉被搶了才去追，才殺人，明顯是捕盜，是合法行為，怎麼能判刑呢？
　　　　更何況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可開封府不服。這件事被上報到審刑院和大理寺，最後的結論是……
　　　　王安石是錯的。按規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給出的只是三個字：「我無罪。」不管對面是什麼大佬什麼勢力，我不想低頭，誰也別想勉強！

　　　　第三，在皇帝面前。
　　　　這點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樣，才能真正體現出一個大臣的風骨。同樣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馬光有什麼不同。剛剛說過司馬光當上了翰林學士，這個過程非常鬧。
　　　　神宗讓他當，他就是不。問為什麼，司馬光說，臣寫不出「四六」文。所謂四六文，指的是魏晉以來流行的拼五驪六的賦體，對仗公整內容空洞。神宗一聽就樂了，愛卿說夢話嗎？你不懂四六文，當年的進士是怎麼考中的？
　　　　司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當。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宮之前，有個太監追了上來，把任命詔書強塞在司馬光的懷裡，他也就當了。
還是那句老話，司馬光為人凡事必堅持，只是不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進京時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給皇帝寫日記的美差。別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浹背。為了不升職，他一連寫了一四道奏章，可任命的詔書還是送過來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詔書的小吏難為得跪下磕頭，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沒法交差……王安石仍然無動於衷，他轉身躲進廁所，連求饒的機會都不給了。

【內文摘錄之三】

﹝均輸法與青苗法﹞

　　　　這是一個在歷代史書裡都被忽視了的問題，誰也沒有注意到為什麼變法的順序是這樣的，而不是別樣的。為什麼王安石要從均輸法開始動手，那與北宋的國情有關，與官場的安穩有關，與那個變法幕後的大秘密大宗旨有關。
　　　　說官場，在熙寧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場的支持率不見得就比司馬光低。他在變法競選中，請回憶前面兩人所說的天下財物怎樣運作的不同意見裡，司馬光說的是節約，必須節約才能有錢。那是要全體官場勒緊褲腰帶，讓過慣了舒適奢靡的官員們受罪。
　　　　而王安石說的是不加賦而國用足，那意味著連民間再官場，大家都可以保持現有的生活。錢，會由他超凡脫俗，充滿了魔力的腦子變出來。這是多麼的誘人啊，全天下都等著他怎樣變戲法。　

　　　　第一項法令就在這種氛圍裡出台，它完全滿足了官場的需要，沒損害他們半分的官場收入，同時又讓國家的稅收成十倍的翻番增漲。可鬱悶的是，仍舊有人跳出來聲色俱厲地反對，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宋熙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七月，經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台。它迅速地讓京城裡的達官貴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開了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古代國家最大的命脈。

　　　　王安石推出的「青苗法」，它在史書裡大大有名，甚至於成了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
　　　　說它，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繫起來，那就是盛行於隋唐兩代的「常平倉法」。這個法令可以說是一項百分之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從哪一點上說，都沒有半點的害處。
　　　　它是秤國家特設的天平，當豐收時，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防止穀賤傷農；當災年出現時，國家以低廉的價格賣出，讓人民能吃上飯。
　　　　請注意它的性質，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種國辦的公益事業。那麼問題出現，既然這樣好，為什麼王安石還要變法呢？
　　　　這再次驗證了一條真理──世上沒有壞事，只有壞人。無論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歷朝歷代，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雖然有一些獎懲條例，可遠遠達不到監督的力度。常平倉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員們給敗壞了。

　　　　這幫人裡比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倉裡糧，比較有經濟頭腦的是把倉裡的糧拿出來，和奸商們勾結，在災年時以屯積、提價等手段賣出，發的不是國難財，是人命財！
　　　　同時作為農民來說，他們口糧都成了問題，種子糧怎麼會剩下。於是開春之後，只能去借貸。向誰借，怎麼貸呢？
　　　　向富戶借，借高利貸。
　　　　高利貸是個可怕的名詞，從古至今從來沒消失過。針對這些問題，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這個法令也和錢掛?，朝廷要拿出本錢來，本錢從何而來呢？就是全國各地的常平倉、廣惠倉裡的糧。你們這幫貪官不是拿這個生財嗎？現在朝廷收回來，給皇帝生財。
　　　　具體作法是把這些糧食兌換成現錢，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分夏、秋兩個季節，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錢貸款給青黃不接的農民。
　　　　不白貸，兩季莊稼收成以後，加兩成的利錢，即百分之二十歸還。考慮到是分兩季操作，實際上，每年收回的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

　　　　　　　　只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規定了，不許硬攤派。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倉法作一個比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農民，因為百分之四十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話說利過三分就是賊，四分是什麼我就不說了。可是只有比較才會出真知，當時宋朝民間的高利貸高到了什麼程度呢？
　　　　不要震驚，請淡定地看下面的數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這是什麼概念，我實在沒法形容……不相信嗎？那麼請參考現在，信不信就在我們的身邊，民間的高利貸高到了什麼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當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質出現。它不是救農民，而是殺富戶。出錢是最重要的，奪利是當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對比，國庫的空虛，都讓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實行這個法令。可是別忙，農業對當時實在是太重要了，一個不小心，就會弄出沒法收拾的大亂子。
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虛心的，向有關人士請教，誰有不同意見都可以提出來，而且絕對認真思考。具體的人，以蘇轍為例。他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裡的人，變法派當時的內部人員。青苗法剛一出爐，他立即提出了反對意見。
　　　　經過上面的解釋，我們應該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說的話站在了哪一邊。
　　　　他說，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講信用的，見了錢誰都眼開，都會借，還的時候就難了，就算繩捆牽綁拿鞭子抽，都很難摳得出來。那時天下大亂，怎麼收場？
　　　　可以說他根本就不懂當時的國情，不知道變法的終極目的──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現在還提常平倉，國家都沒錢給皇帝送葬了，居然還要白白拿出錢來給農民救急度命，白救，當國家是無底洞嗎？！

　　　　真正知情的當務之急就是抓錢，能在抓錢的同時，把從宋朝初年就開始的兼併之風煞住，把富戶財主們的不義之財掐死，都變成國家的收入，何樂而不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輕舉妄動。他對蘇轍說，你說得有道理，我會從長考慮。之後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再沒過青苗法三個字。

　　　　只是變化永遠都比計劃快，改革的車輪相當於歷史的車輪，一但轉動起來，連最初推動它的人都沒法控制。就在王安石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發生了。
　　　　河北轉運司有一個幹部，具體職務是幹當公事，名叫王廣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議在河北方面賣幾千個「度僧牒」。以這個為本錢，在陝西轉運司實行青苗法。
　　　　仔細想了想，這個提議至少包含了以下兩個內幕。第一，青苗法己經廣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內部存在著怎樣的爭議，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樣，這條法令和它的內容己經走漏出去了。

　　　　說實話，這有點失職。用富弼的話講，就是當權者的好惡讓下邊人知道了，難免會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這個辦法想得妙。這三個字代表著巨大的瞬間收入和超級的無窮後患。

　　　　度僧牒就是和尚們的合法營業執照。說來奇妙，自古以來，無論是盛世還是亂世，佛教總能遍地開花，繁榮昌盛，一點都不受時局的影響。比如說這時百年無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國時的後周。當年柴榮為了備戰，一舉裁撤消毀了多少佛寺，可見人家的發展。
　　　　它為什麼會這麼多呢？求來世、求心安、求解脫等等都比較虛幻，重要的是有實利，和尚們經營免稅。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從前是什麼人，從此就日進金、兩袖金風了。長此以往，請想像國家的稅收是什麼局面。所以在這裡，我們要承認宋史裡對這件事評價。
　　　　第一，錢的來路不正。未來的聖人程顥說，這不是王道之正，沒有持久性。對此王安石不屑一顧，他說所謂的王道有正也有「權」，權，就是變化。幾千道度僧牒，能買四、五萬石米，在荒年時，能救活十五萬人，這樣的事還要反對，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對此，很想對偉大的王相公說，您似乎也該買張邏輯卡去充值。這個例子舉得跟現實沒關係，荒年時為了救人可以不顧一切，賣度僧牒真的沒什麼。
　　　　就算發兵到國外去打劫，也沒人把你當暴君。只是請注意，現在是荒年嗎？是在談救人嗎？至於王道長什麼樣之類的爭辯更是瞎扯淡，這世界上有沒有這種動物都一直在爭議中。

　　　　第二，王廣廉是怎麼知道有青苗法這回事的，並且迎合得這樣及時。處身在這樣紛亂複雜的局勢裡，只要稍微有點鬥爭概念的人都會冒出來個問號──王廣廉和王安石什麼關係，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層建築裡吃不開，發動下面的群眾造勢，把法令推上去？
　　　　說到這裡，似乎我在說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對，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認，我沒這麼想。改革的本質是一場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這個概念，就和戰爭同級別。所以採取一些所謂「不正」、「不清」之類的手段根本就無可厚非。
　　　　想反駁嗎？那麼請問，這世上有沒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變法？有沒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舉了，我深深地信任當年教導我們的歷史老師，他們說過的我就不重復了。所以，王廣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動的，也沒什麼大不了，就算用的是賣度僧牒的錢，也沒什麼不對。至少沒動用常平倉裡的糧食儲備。

　　　　只是在真正實施時，變法派犯了新法裡一貫的、最嚴重的錯誤──言行不一致。說是只在陝西試行，結果擴大到了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說是用度僧牒的錢，結果動用了一五百萬石的常平倉、廣惠倉的糧食；說是「青苗法」，立足於農業，結果城鎮居民也可以借貸；說是不許硬攤派，結果為了政績、升官、本人發財、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兩方面原因，攤派的硬度比金剛石不差太多……

　　　　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無信，何況要取信於天下的法令。在歷史遺留下來的史料裡，沒法分得清這是王安石的主張，還是神宗本人的決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義發布了，以上的兩個人就都脫不開干系。
　　　　為何這樣急於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沒有漏洞，官場上的理念還沒有理清的情況下，就這樣大張旗鼓地乾了起來。這實在讓人沒法理解，畢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剛剛說過「變法易緩不易急」的話。
　　　　他到底是充滿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實行就可迅速見利，堵住保守黨的嘴。還是預先判斷到和司馬光等人永遠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順理念的機會，才強行通過，讓青苗法成為現實，讓變法大面積鋪開？
　　　　不得而知。能作出結論的是，隨著青苗法的出台，變法本身、變法與守舊的對抗，都驟然上升到水深火熱你死我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