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索(AK0905)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龍應台作品集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08月23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04頁
ISBN：9571329525

【代序 1-1｜代序 1-2｜書摘 1-1｜書摘 1-2｜書摘 1-3｜書摘 2｜書摘 3｜書摘 4｜書評1｜書評2｜對談】

▼  書摘 3

80 年代這樣走過

——屢見閣下大作針砭目前紊亂之社會現象，每次閱畢皆熱淚盈眶，未能自已。

——我把報紙文章給孩子看，他說要影印起來，想貼到班上去又說不敢，怕訓導處，我們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瞞您說，我也想離開台灣。我敢預言中國將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於他人，而是死於自己手中的繩子，真的，真的。

——「紅色恐懼症」是我們國民心理上的不治沉，也像黑死病一樣，人人怕傳染。

——目前您知名度夠，「有關方面」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千萬要小心：開車、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惡煞」殺出來。我想您是明白我心意的。

——您的書及《中國時報》在我們單位算是被禁掉了。雖然我不贊同這個作法，但軍隊之所以構成，就是必須懂得服從命令。《中國時報》被禁是因為《野火集》的文章。這是一份政戰部門所下的文，屬於「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斷絕、外貿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發達的海島台灣，升斗小民是怎麼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稅，不管失業救濟，勞動法令殘缺，勞工受傷，勞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決每日開門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礦災工人死亡，成為植物人，政府及勞保給付如杯水車薪，民間捐款被台北縣政府留下一半，礦工子女是如何過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只是昨天

1985 年 12 月，是個冷得不尋常的冬天。我在台安醫院待產，從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種特別清澈乾淨的深藍。

《野火集》出現在書店和路邊書攤上。21 天內印了 24 刷。放到我手中的書，因為壓的時間不夠，封面還向上翹起。4 個月之後，10 萬本已經賣出。

國民黨的報刊開始了幾乎每日一篇的攻擊。

沒有了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誰也活不下去了。就連想「鬧事」的野火，到時也只有噤若寒蟬，否則就逃不過被鬥被宰的結局！

我們必須嚴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灣以台北為主導的中國人，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國風民俗容或有缺失，但絕對健康，絕無梅毒惡瘡，能愛也能被愛，只有像龍應台這類 ××××……帶原體，我們有權也有責任，公開唾棄她。

來自黨外陣營的批判則有另外一個基調：

龍應台責備讀者「你們為什麼不生氣？不行動？」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麼體制使他們變成那種「令人生氣」的樣子？龍應台叫人們向絕大多數終生不改選的立委施「民意」壓力，這不是笑話嗎？

……任何個人主義的反抗原本就是無效的……龍應台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她繼續秉持個人主義與美式自由，終於也不得不碰到最後的關卡：那封閉、壓制、迫害個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終於她開始攻擊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樣，遭到封殺。

……然而為什麼 50 年代有《自由中國》， 60 年代有《文星》， 70 年代有《大學雜誌》，而 80 年代卻只有一個龍應台呢？這是否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沒落呢？

對國民黨所發動的謾罵恐嚇，我不曾回應過一個字，因為不屑。對黨外的批判，也不曾有過一句的辯解，因為投鼠忌器：我不能讓等著消滅我的人知道我的寫作策略。

13 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在 13 年中脫胎換骨，不錯，真正脫胎換骨了，只是換出來的體質面貌和 13 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詫異不已。

1985 年 3 月何懷碩寫著：

最近「江南」案與「十信」案，如狂風惡雨，幾乎使社會一切停擺……一位對此一連串事件亦曾參與決策的官員沉痛地指出：「什麼叫做落後國家？差不多就是像我們這個樣子。」交通混亂、空氣污染、生態破壞、奸商詐欺、治安不寧、貪污腐化……。

1997 年 8 月 20 日《中國時報》社論寫著：

馬祖空難、溫妮風災、街道巷戰，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畫面，一條又一條無辜性命的喪失……災難和治安已達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個國家機器陷入半癱瘓狀態。

於是當我想為 80 年代的「野火現象」寫下一點小小的歷史見證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覺得是白頭宮女在話天寶遺事，恍如隔世；倒覺得 80 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這樣走過

曾經用過一個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氣，氣體瀰滿箱內。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點燃了一支火柴，彎身打開箱門。

「澎」一聲；不，沒有爆炸。只是一團火氣向我臉上撲來，一陣炙熱，我眉髮已焦。

1984 年的台灣是一個「悶」著的瓦斯烤箱，「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是一支無心的火柴。

我的社會教育開始了。激動的讀者來信對我攤開了台灣社會長久遮掩的不癒傷口。一個不公的體制壓著人民，能夠長久地壓著因為它有一個人生哲學的托持：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看穿了體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為而轉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則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義務。但是悶啊，這是一個有冤無處申、痛苦無處喊的社會。

江南的政治謀殺、十信的金錢詐欺、毒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動搖「國本」的看得見的嚴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見的地方，小市民的個人悲劇和委屈在自生自滅。
1984 年，學校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被「有關單位」帶走問話。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展出作品可以因為「密告」有紅色嫌疑而被塗改。在軍中服役的預備軍官可以被打、被殺、失蹤，而遭到消息封鎖。機車騎士可以掉進政府施工單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賠償。

1984 年，國際人權組織說，台灣有 187 次取締言論事件。

不敢發出的聲音、無處傾吐的痛苦，大量地湧向一個看起來代表正義的作家案頭。黨外刊物在地下流竄，在邊緣游走，在少數人中傳閱。大多數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願看或看不到。黨外刊物的鬥爭意識使習慣安定、害怕動盪的小市民心存疑懼。「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許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體上看見不轉彎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雖然注滿感染力與煽動性，但是它超越黨派、不涉權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蘊藏著最直接的批判，人心為之沸騰。

不只是悶著的小市民，還有那已經悶「壞」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的來 信。通常信寫得特別長，來信頻率特別高，三兩天就一封，而且鍥而不捨。所有的患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症狀：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敘述被國民黨跟蹤、竊聽、盜郵、陷害、茶中下毒、飯中下藥的過程。有一個人長期給我寫信談國家大事（他也長期給雷根總統和教皇寫信）。有一天在報上讀到他的名字；他因為在街頭散發「反政府言論」而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學生。他們的病不見得是極權統治所引起，但是國民黨的極權統治深深控制著他們僅有的思維，使他們動彈不得。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裡，許多人看見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動了，忍受的人被激勵了。而我，卻不再天真爛漫。眉髮焦赤的同時，我已經發現這個烤箱不是單純的洩氣，它有根本的結構問題。

我開始了策略性的寫作，從「難局」一文出發。

心底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如何能推到言論箝制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多少前輩都是從最大的《中國時報》寫到較小的《自立晚報》寫到常常被禁的黨外刊物，然後就徹底消失。我清楚地知道我要留在主流媒體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裡的一條蛀蟲。

副刊主編金恆煒說：「你放手寫，心裡不要任何警總。尺度的問題我們來處理。」

可是，我怎麼可能心中沒有警總？江南才剛被殺，屍骨未寒呢。我的父親為了我老做惡夢；告訴我他當年如何看見人在半夜被國民黨特務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蹤的人不計其數。我的命運使他憂慮；他知道我沒有外國護照。

於是在生活上，我保持低調。一方面為了存留寫作生命，一方面也不屑於做大眾文化鬧哄哄寵出來的英雄。我不接受採訪、不上電視、不演講、不公開露面。當然，更不能與反對人士來往。極長的一段時間裡，讀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個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獨的沉思中寫成。

在寫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擊體制，如此起彼落的黨外刊物所為。能夠討論和批判的是環境、治安、教育種種社會問題。然而在那個極權體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會發現：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這，卻是我不能寫出的。

其實亦不必寫出。如果一個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會自己看出問題的最後癥結，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制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園大學」或「台灣是誰的家」，都將最終責任指向個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黨外刊物因此指責我「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見問題的要害。我無法說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為我確實認為「蒼蠅」責任重大，比「老虎」還大。

我寫著最煽動的文字，批判的層次也逐漸升高。報社為我承受了許多「有關單位」的「關懷」電話，但是當我將美術館館長比作政戰官的時候，編輯也擋不住了。政戰部早已下過公文禁止軍中讀「野火」專欄和《中國時報》。現在政戰部主任許歷農將軍要請我吃飯。

許將軍溫文爾雅，謙和中不失銳利。席間不知什麼人建議我該稱他為「許伯伯」，我笑了笑，沒接腔。他看起來還真是個我覺得親切可愛又風度翩翩的外省長輩，但是各在各的崗位上，不得不針鋒相對。「你的文章，」他說，「是禍國殃民的。」

我心裡同意他的說法，如果「國」和「民」，指的是國民黨的一黨江山。

宴請結束之後，寫了「歐威爾的台灣」：

……言論控制的目的在哪裡？手段是否合適？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沒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合不合台灣現狀與未來的需求？

這一篇文章終於上不了報紙，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裡一併出了書。

國民黨文工會問我願不願意「見官」。哪個「官」？我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先生，13 年後的台灣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來來飯店一個小房間裡用餐。夫妻倆態度自然，言談誠懇，沒有一絲官僚氣。我們交換了些對國家大事的看法，發現彼此的理念認知差距並不太大。

教育部問我願不願意與部長一談。在李煥部長的辦公室裡，我對他陳述我對台灣軍訓教育的看法：軍和黨應該徹底離開校園。李部長極謙遜，專心地聆聽，並且作了筆記。

《野火集》出書之後，專欄停止了一段時間；86 年底，我離開台灣。流傳的說法是，「野火」終於被「封殺」，而我被「驅逐出境」。事實上，出境是由於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則是因為我在專心地哺乳育兒。「野火」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及被查禁的風險，但並未被「封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