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摘 2
虛幻而強烈
從九○年代初期開始，全球非法交易展開一場大突變，這場突變和同時代的凱達或回教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等國際恐怖主義的崛起，以及全球環保運動或世界社會論壇這類公益運動，都是同一股大潮流。它們的共通點是捨棄固定的階層組織，轉向非集中式的網絡；捨棄領導人掌控，朝向多元、聯結鬆散、分散化的代理人及細胞；捨棄僵化的線形控制與交換，轉向不斷伺機轉變的交易。政府在九○年代幾乎未曾察覺這個突變，當然更不可能想採取對策。
全世界明確目睹這場轉型的一刻是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政治人物後來說，那一天「改變了世界」。更恰當的說法是，在那一天，世界終於看到有一種無國家的、形態變幻莫測、全新的國際實體已經出現，而且手中握著難以想像的強大力量。正如之後發生的事件所呈現，即便是專家也無法給這種實體一致的定義，找出它們與特定國家或政權的關係。
如果不加抑制，非法交易只會繼續循著既有的發展方向突變。眾多的證據顯示，非法交易資助了恐怖份子和其他邪惡份子的生存，並且助長種種非法的資金轉移與交易，而它也會進一步影響地緣政治。在開發中國家與前共黨國家，犯罪網絡往往由與政府對抗最激烈的既得利益者所組成，甚至在部分國家，它們的資源和能力超越政府，而這種能力往往轉變成政治影響力。非法交易商和它們的同黨控制政黨，掌控主流的媒體運作，或者成為非政府組織幕後的大金主。這在非法交易規模或獲利超過整體經濟活動的國家，是必然的結果，以致於非法交易商變成該國的「大企業」。而且一旦它們的事業坐大並穩定下來，非法交易網絡會像大企業般跨足各個領域，分散到其他產業和投資在政治上。畢竟，獲取管道和影響力，以及尋求政府保護向來是大企業策略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非法網絡不僅與合法民間部門的活動緊密交織，它們也深入公共部門和政治體系。一旦它們擴散進入合法民間公司、政黨、國會、地方政府、媒體集團、法院、軍方和非營利組織，非法交易網絡便對國家事務擁有強大的影響力，甚至在部分國家成為凌駕一切的一股勢力。
矛盾的是，喚起對非法交易破壞性的認知，往往會激起國家主義情緒和鎖國反應。更加諷刺的是，這些反應最後反而有利於非法交易商，因為各國愈增加非法產品、服務和勞工交易的障礙，非法交易商就更能從交易獲利。國界對犯罪份子有利，對執法機構卻是阻礙。國界為非法交易網絡創造獲利機會，卻會限制政府查緝全球非法網絡的能力、傷害各國的經濟、造成政治貪瀆以及削弱政府機構的基礎。
這個故事已不再只是牽涉到犯罪而已，它也牽涉到二十一世紀的新政治形態，以及新的經濟現實。這種新現實帶來一系列的政治角色，他們的價值觀可能與你我的價值衝突，而他們的意圖也威脅著所有的人。
盲點
我對非法交易的興趣源自十年來研究全球化的意外發現，身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編輯，我的工作是追蹤和了解世界政治與經濟的新發展與出人意表的結果。當我有了這些意外的發現，閱讀了相關的報導，並經常有機會和當事人見面時，這種專業興趣逐漸演變成個人的著迷。我曾報導某個國家的金融崩盤如何衝擊遠在地球另一端國家的故事，也曾報導歐洲人權的發展是如何停止拉丁美洲的政變。，我研究貪瀆是如何同時在全球變成所謂的「政治避雷針」，而這當然不是因為貪瀆誕生在九○年代的緣故所致。不過，最令我驚訝的是，我研究大量看似沒有關聯的主題，總是引導我進入非法交易和全球犯罪的世界。
我的背景並非執法人員或犯罪學家，但當我研究全球化對國際經濟、金融和管理的影響時，不管是富國或窮國都一樣，總是把我推向這個主題。在俄羅斯、中國、東歐和拉丁美洲的遊歷讓我相信，除非我們更注意犯罪活動在形成決策、制度和結果所扮演的角色，否則我們將難以了解這些地區和整個世界發生的許多事。
我在《外交政策》的工作也讓我有機會持續關注世界正在經歷的轉變，並且能和世界上最有見識的分析師和執業者，討論他們如何詮釋這些改變。
我也習慣於不管到哪裡都會花時間訪談警察、檢察官、新聞記者和學者，請教非法交易在他們國家的情況。我很快就發現，即使在泰國、哥倫比亞、希臘、墨西哥和中國這些差異極大的國家，他們的說法卻出奇的類似。非法交易比我和大多數人所知的規模更龐大、更普遍，也更不為人所了解。仔細探究其對政治的影響不僅明確且駭人，但有關的討論卻十分膚淺。愈深入探究愈發現，即使是深諳全球犯罪某個面向的專家，也對其他面向所知甚少，遑論能串連各面向的環節。我開始拼湊我列出的疑惑、傳聞、資料、資源、觀察家、執業者，以及對各個不同的非法市場的發現。
不久後我就發現，閱讀世界各地任何一天的報紙，都不可能完全沒有任何一則有關非法交易的新聞。大部分這類新聞挾帶在其他報導中，但對我來說，這些新聞揭露出一個全球一致的現象，而其驅力也都是同一股結合了古老的人類本能、新科技和新政治態勢的勢力。
我也很快明白，記者和學者在報導和分析事件的重要性時都輕描淡寫，從未深入那些在第一線對抗非法交易的人不斷告訴我的問題。同時，國際關係與世界政治專家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對非法交易嚴重後果的忽視，也令我感到憂心。最重要的，我無法理解，對一種本質上屬於經濟的現象，為什麼卻往往只採取道德譴責和執法補救的對策。
二○○二年初，美國國際法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邀請我為其年會的葛羅秀斯講座（葛羅秀斯講座：Annual Grotius Lecture，葛羅秀斯為國際法之父。 ）發表演講，我以非法交易為內容，把主題訂為「全球化的五個戰爭」，包括軍火、毒品、人、智慧財產以及金錢的非法交易市場，後來在《美國大學國際法評論》（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和第二年的《外交政策》上發表略作修改的版本。這篇文章被許多刊物轉載，並傳播到世界各地。「五個戰爭」的文章鼓舞許多學者、司法官、檢察官、執法人員、情報員、新聞記者，甚至世界各地非法交易的受害者，紛紛與我分享他們的觀點和經驗。我又再次聽到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國家、不同洲際與不同背景的故事。但是故事的模式甚至細節都極為類似。更重要的，它們揭露出更鮮明且普遍的盲點，包括我們用以解釋現象的分析方式，和政府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公共政策，甚至這些盲點也呈現驚人的相似性。這些想法催生了這本書。
有關本書所提出的數據，必須強調非法交易的數量和從中獲得的利益仍然只是粗略估計，本書所有數字盡可能取自可靠的資料來源，來源通常是國際組織和政府，或被評為嚴肅與可靠的非政府組織。
儘管本書使用的數字力求可靠，但讀者應謹記它們仍是秘密活動的估計數字，可能存在低估或高估事實的情況。儘管如此，所有可得的證據支持本書的中心論點，顯示非法交易的數量與日俱增，運作也遠比九○年代遠為複雜和精細。隨著本書章節的開展，我們將開始了解它們的運作和對世界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