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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全球化已經發生
這如何發生的？簡單地說，全球化已經發生。當然這個解釋不能用來說明什麼，全球化是一個鬆散和有彈性的觀念，涵蓋許多意義，但是有什麼更適合拿來描述今日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快速整合？有關這個時代的新事物，讓八○年代看起來遙遠有如古代，我們又該如何作為解釋？
這波全球化浪潮最令人注意的重大變遷就是和科技進步一樣影響深遠的政治革命。這個革命代表西方政治和經濟體系取得優勢地位，它始於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帝國瓦解，顯現在世界各國、不分貧富、全面或部分地採行經濟改革。在決策圈中，擬訂這套改革的「華盛頓共識※注1※」（Washington consensus），在九○年代成為眾所皆知的「品牌」。它以簡化的經濟政策推動各國展開大幅度的改變，企圖讓這些國家改革的變數減到最低。
不過，九○年代的改革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大方向，朝向經濟學家所謂的「開放經濟」前進。在這個觀點下，所有貿易或投資的障礙應減至最低；遊戲規則應透明一致且預先告知，並一體適用地執行；政府干預受到限制，意味政府應儘量不設定價格，藉由平衡預算和國營事業的脫手，減輕國家的經濟負擔；鼓勵貿易出口與開放進口勝於樹立障礙和限制進口來保護本地工業。在九○年代，這些想法是全球經濟決策者的共同方針。
全球化給了我們新習慣、新風俗、新期待、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問題。這是我們知道的事，我們未知的是全球化如何改變了非法交易。交互聯結的世界為非法交易打開了新視野，而非法交易商和他們的共犯從這個視野看到的不只是錢，也是政治權力。
改革就是機會
隨著各國降低進出口障礙和取消外國投資限制，各式各樣的商務在九○年代急遽成長。這個改變十分戲劇性，在一九八○年，政府對進口和出口課徵的關稅平均為二六‧一％，到二○○二年已降到一○‧四％。這股趨勢中最顯著的事件是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一九九四年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結為集團，一九九五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經過漫長的談判後，中國在二○○二年入會，歐盟在二○○四年春季從十五個會員國擴大為二十五個，各國之間也簽訂了一連串的貿易條約。這些合縱連橫的參與國同意遵守的貿易規範，大都是降低關稅、剷除障礙和簡化貿易爭端的方法。
在這十年間世界貿易的大幅擴張（從一九九○年到二○○○年，平均每年成長超過六％）也為非法交易創造了開闊的空間，因為合法交易仍有許多規範必須遵守，而市場和顧客對各國限制的產品需求卻不斷成長。各國用以鼓勵合法交易的措施，也使非法交易同蒙其利，其中一個利益是減少國界管制，包括數量和嚴密兩方面都大為放寬。部分地區如歐盟內所謂的申根（Schengen）集團國家，邊境管制實際上已經廢除，而那些仍有管制的邊界通常也淹沒在大量進出的產品中。即使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加強管制邊界，墨西哥和美國的主要邊境管制站也只能檢查一小部分的卡車（每一輛最多幾分鐘）以免導致車輛大排長龍。全球各貨櫃港的情況甚至更糟，加上各地激增的交通流量、快速通關設計、自由港和加工出口區的蔓延、空中貨運的無所不在，以及幾乎無法檢查的聯邦快遞（FedEx）和 DHL 包裹，都給了走私者跨越邊界的新方法。
邊界管制站擁塞的貨物凸顯出：市場整合的速度遠快過政治體制。非法交易把這個現實轉變成重大的競爭優勢，不但凌駕合法的競爭者，也以躲貓貓的戲法蒙蔽管理當局。儘管貨品愈來愈容易通過邊境，國界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國界的兩邊各有不同管轄權、警察、海關、法律和規定。非法交易商可以跨越這些管轄，或藉由許多商務工具分散他們在許多管轄區的運作。許多通訊科技可以幫助他們順利運行，例如可在遠地操控的倉庫管理和貨運追蹤機制，使交易者和貨物不必同時處在相同地方。這種彈性是非法交易凌駕政府的重大優勢，也是問題癥結所在。它使非法交易商得以設計其運作方式，儘可能擴大管轄權的糾纏與矛盾。
民營化和企業解禁也扮演一個角色，在以前封閉或國家控制的經濟體，出售或關閉國營企業結束了許多種產業獨占，強迫工廠轉型以求生存。在許多例子裡，這意味不篩選出售武器彈藥的顧客，或罔顧專利和商標的保護。當然，國家所有權不保證反對非法交易，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以中國為例，政府或軍方控制的公司不斷傳出涉及仿冒。另一方面，解除企業的禁制不僅鼓勵各種創業和投資，也使非法交易商獲得許多建立合法門面及洗錢的管道，降低了做生意的成本。
經濟改革因為削弱了非法交易商的敵人，而使非法交易獲益。政府在行動、執法和經費上的權限大受節制，預算控制成了評斷政府績效的最高標準。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富立曼（Thomas Friedman）所謂的資本市場「黃金緊身衣※注2※」（golden straitjacket）的箝制下，很少國家能承擔得起因為龐大的赤字而被國際基金經理人列入黑名單，尤其是貧窮國家或「新興市場」可能引發大量資金外流，導致政府運作的借貸成本升高，進而削弱政府進行公共工程和社會計畫的能力。對難以提高稅收（甚至收不到稅）的新興市場來說，對策是削減支出，而刪減執法和獄政的支出，往往比刪減政治上較敏感的社會計畫更容易。這在九○年代的許多國家很常見，因此非法交易商發現，當他們的市場變得全球化且收入激增時，負責查緝他們的主管機關經費反而減少或未見增加。
在條件更差的國家，這種效應特別凸顯。預算拮据的政府往往無力支付公務員足夠的薪水，甚至付不出全薪或準時發餉，這幾乎是貪瀆盛行的保證。他們無力在改變非法交易的誘因上有所作為，例如支持農民種植經濟作物以取代古柯鹼和罌粟。而且他們較可能默許非法交易商扮演社會福利提供者的角色，進而導致人民支持（至少是容忍）非法交易，模糊了道德的界限。很少政府有能力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完全沒有任何弱點。非法交易商有極大的誘因來找出這些弱點，而且幾乎都能達到目的。
交易工具
不只是經濟改革刺激世界貿易快速成長，新科技也扮演重要角色，更有效率的船隊、貨櫃船、裝貨與卸貨的新工具、較佳的港口管理、後勤的改善、冷凍技術、新包裝材料、即時庫存管理、衛星導航與追蹤等，這些都為各種貿易服務，無論是合法或非法的貿易。而非法交易商更附加自己的各種創意，例如高品質的乳膠保險套降低了破裂的危險（通常是致命的），被全球各地的毒梟用作走私毒品的包裝，藉由「騾子」（mules）吞入消化道中運輸。非法交易商積極且富創意地採用新科技以降低風險，增加生產力，簡化他們的營運。前哥倫比亞總統賈維里亞（Cesar Gaviria）告訴我：「卡利（Cali cartel）集團※注3※在九○年代初期已經利用複雜的加密技術，遠遠領先我們政府使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金融開放擴大了非法交易商投資獲利的空間以及利用資金的管道，並創造出許多用來在全球移動資金的新工具。資金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的表徵，在改革前的時代，大多數國家禁止或嚴格限制外國貨幣交易，外國投資受到嚴密篩選或規範，不容許「資金出口」。但在九○年代，各國亟需跨國公司的資金、技術和出口行銷能力，開始轉而鼓勵外來投資。主流的經濟思維與研究也證實，外來投資多的國家發展較繁榮，特別是那些能說服投資者長期駐留的國家。能對外國資金開放股票市場以繁榮市況，以及鼓勵本國公司在紐約或倫敦的股市上市，已成為國家成功的象徵。
不過如果繼續控制外匯交易，上述就不容易達到，甚至不可能辦到。因此九○年代出現改革外匯管制的浪潮，自由買賣外幣成為全球的新標準，交易量也一飛沖天。在一九八九年，全球外匯市場每日交易量為五千九百億美元，到二○○四年，每日交易激增到一兆八千八百億美元。科技為這場大火添加了燃料，一旦政府開放外匯交易，電腦化的全球銀行網絡就能立即滿足隨時隨地、無遠弗屆的交易需求。
洗錢者突然發現身處樂園之中，因為非法交易商獲得隱藏獲利和漂洗利得的機會與管道。合法銀行為競逐龐大的新資金，在服務「非一般」客戶時，紛紛提供不同尋常的誘因。對許多為佣金工作的銀行家來說，吸引富有的個人把錢存到他們的銀行，比知道錢的來源更重要。部分國家屈服於誘惑，把自己轉變成境外庇護所，以便和摩納哥（Monaco）和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等既有的地點競爭。這類偏僻的地方如諾魯（Nauru）、尼烏亞（Niue）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以不問問題的金融服務為號召，但其他較「有信譽」的國家也是如此。即使是國際間積極推動的銀行標準，也不斷遭遇各國政府和銀行間競爭考量的阻礙。
非法交易商利用的金融科技有些十分普遍和常見，其中之一便是幾年前只在開發國家出現，如今幾乎隨處可見的金融卡。二○○四年十二月，美國聯邦準備（U.S. Federal Reserve）宣布利用自動櫃員機繳交借貸與信用卡的金額史上第一次超過支票付款。這個趨勢處處可見，在全球金融通訊骨幹的支持下，金融卡片已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對非法交易商亦然。例如可供儲值的智慧卡這類電子現金和虛擬現金的興起，提供了便利和匿名性。另一種對非法交易商有利的世界金融整合，是電匯轉移資金業的擴張。移民社群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西聯銀行（Western Union）和其同業，幾乎不可避免會被非法交易商用來轉移非法利得。
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和他的恐怖主義幫兇，被發現曾利用金融工具犯下九一一恐怖攻擊案後，各國政府紛紛展開大規模行動，以管制金融工具非法用途的漏洞。這些作為雖然提高了罪犯的成本、風險和障礙，但非法金錢交易至今依然是一個龐大且極具威脅性的全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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