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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後記
雖然近年的關注點不曾離開名物，但“走出先秦”的確已經很久。打開電腦裏的“詩經名物新證”，其中每篇文字顯示出來的最後修改日期都是一九九八年。因此聽到勃洋君關於重印此書的提議，不免既感且愧。感念這本小書竟然還被人記得，感念勃洋君竟不惜為此付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卻又分外慚愧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自己近年再無寸進。
這一版是否該稱作“修訂本”，是很有些猶豫的。正文的改動很少，算下來不過數十條腳註而已，卻也並沒有甚麼新的意見，多半是在寫《先秦詩文史》的時候讀《左傳》而隨手抄下來的文字，覺得有詩史互證的意趣，便夾在書頁中了，這一次的增補，即擇要補入了這一部分的內容。
近年的先秦考古頗有新材料的發現，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竹書《詩論》更是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的重要文獻。然而我的精力已全部放在兩漢隋唐之後，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缺乏關注和思考，因此這一本再版的小書便更像是一份舊日的研究記錄而等待用新的標準來重新檢驗。這本來是最教人感覺不安的，卻又因為它是難得的求教機會而不能不特別珍惜。
《詩經名物新證》一九九八年底交稿之後，我的讀《詩》並沒有就此結束。應友人之約，賈餘勇作了一本《詩經別裁》，這本小冊子與名物研究無關，不過卻是在對《詩》之名物有了一定了解之後的貼近文學的讀《詩》，也因此更使我對《詩》懷有深厚的感情。之後一本讀書筆記式的《先秦詩文史》也是同樣的閱讀狀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讀《左傳》似乎讀得很認真，前幾天找出當時讀的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看見書的天頭地尾有不少從他書過錄來的或詮解或評述的文字，不覺又喚起昔日的一些閱讀印象，而依然能夠找回感覺。在書中論及《左傳》的一節，我引述了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中的一段話：“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了當時人的內心情感，《左傳》則保留了當時人的具體生活。《詩經》三百首裏，極多關涉到家族情感與家族道德方面的，無論父子、兄弟、夫婦，一切家族哀、樂、變、常之情，莫不忠誠惻怛，溫柔敦厚。惟有此類內心情感與真實道德，始可以維繫中國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數百年以及一千數百年之久。倘我們要懷疑到《詩經》裏的情感之真偽，則不妨以《左傳》裏所記載當時一般家族生活之實際狀況做比較，做證驗。”“這便是中國民族人道觀念之胚胎，這便是中國現實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這些，將永遠不會懂得中國文化。”我至今認為這是極好的意見。我從不以為傳統是沉重的負荷，而總覺得它是血脈，是根源，它可以予我以智慧，借用《詩》之語，便是“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五百年間‘詩三百’，實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刪選之後的精華，卻也不算太少。五百年雲和月，塵與土，雖然世有盛衰治亂，但由《詩》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則是一貫。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愛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過可以說，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貫穿始終的脈搏和靈魂。孔子取《詩》中之句以評《詩》之精神曰‘思無邪’，真是最簡練也最準確。”“可以說，周人是開啟了一種智慧和開創了一種精神的，此中精華則大半保存在《詩》裏。源頭之水總是有?清澈的可喜和可愛，儘管這清澈未必全是歷史的真實，而也許只是理想的真實。” ── 這是我寫在《詩經別裁》中的兩段話，可以算作讀《詩》的一點點心得罷。
這本小書，我的老師和我後來都把它視作畢業論文，只是我自己當時還沒有這樣明確的認識。在兩年前出版的《古詩文名物新證》的《後序》中我寫道：“自一九九五年初夏從遇安師問學，至今已將近十個年頭。對老師的感激更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盡，以《詩經名物新證》為基礎，遇安師引導我走向一條新的學問之路，從宏觀到微觀，無一不悉心指點。老師的學問如百科全書般淵博，我至今不敢說已經學到一枝一葉，但自信從學過程中總算逐步有了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對於我來說該是最可寶貴的東西。用朋友的話說，遇到一位好老師，是求學途中最大的幸運，而我正好是一個幸運者。”時間過去了很久，回首走過的路，才更能理解老師當日指導我寫作這本書的良苦用心。
平日最喜歡引述的兩句詩，一是“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一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前者是對自己而言，後者是對朋友而言，今天再一次把它引在這裏，以用來寄託我的全部感念。
丙戌七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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