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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詩：文學的，歷史的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二、詩與詩學的建立
三、從“西土”到“中國”
四、周之“南國”與“二南”
五、歷史中的細節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首先要說，這本書雖然以名物考證為題，其實並不僅僅局限在名物考證之內。這裏偏重的，是用考古材料 ── 主要是科學發掘而獲得的成果，證史、證詩。用了“名物”一詞，是表明它仍從傳統中來；而所謂“新證”，則申言它與傳統的名物研究並不相同。 名物考證，自來是詩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所謂“六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納蘭成德《毛詩名物解．序》）。而前人所說“詩經名物”，又多指草木鳥獸蟲魚而言。孔子最早提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爾雅》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則為名物詮釋之宗。此後遂有詩經名物研究中的“博物學”一系，乃專以“多識”為務，考校詩中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記述異聞異稱，此中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後世治名物者多從之。至清，此學乃成其大，著述更較歷代為多。該洽者，當推姚炳《詩識名解》和多隆阿《毛詩多識》，而圖文並茂的兩部名著，則是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和日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徐氏教學為業，而自幼用心詩經名物；岡元鳳則以醫為業，精於本草，但兩家都很注重實踐，並且頗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比較而言，徐圖的文字說明更詳細一些，即所謂“博引經、傳、子、史外，有闡明經義者，悉捃拾其辭”（《發凡》）。而就圖的工致與準確來說，則徐氏稍遜。總之，這兩本書可以說是這一類題目中總結性的著作了。 但是“博物學”一系的詩經名物研究，卻始終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如劉承乾《毛詩多識．序》所言：“古今異時，鄉土殊產，徒執今時所目驗與夫方俗之稱名，以求當時《風》《雅》《頌》之所詠，有以知其齟齬而不能合也。”而鄭樵作《通志．昆蟲草木略》時，一面指出“多識”之要，一面已對陸璣、孫炎、郭璞等人的著述頗有微辭，所謂“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而這一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今人陸文郁《詩草木今釋》、吳厚炎《詩經草木彙考》，力求用現代植物學分類法為詩之草木作詮釋，陸著簡明扼要，釋義多可據，文字也清俊可喜，是同類著作中最有成就的一部，但仍有若干定名不能令人信服。正如夏緯英《植物名釋札記．序》中所言：“對於這些名稱的解釋，不僅需要植物學、農學、醫藥學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涉及到文字、音韻、方言、古文獻等諸多方面的知識。”而這還僅僅是就植物名釋而言。
其二，“詩三百”感物造端，比興託諷，多舉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注詩者探究其實，原在於因此可以對詩有更為深透的理解。但“博物學”一系的名物研究，往往只在“多識”一面用力，而把詩義的推闡置於一邊。蔡卞的《毛詩名物解》，算是比較注意推尋詩中名物的比興之意，納蘭成德在序中稱它“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則似過譽。其實此著穿鑿附會之處不少，鮮有可取。姚炳《詩識名解》於詮釋名物之際，時或結合詩意略作串解，惟所得不是很多。牟應震《毛詩物名考》考校物名也時或顧及詩之比興，惜乎終未在此處用力。而前舉今人所作兩種，則“詩經草木”研究也，無涉詩旨之探求。
草木鳥獸蟲魚，只是詩中名物之一端，舉凡宮室、車服、官制、祭祀，禮、樂、兵、農，等等，自古也都歸於名物研究之列。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沈萬鈳《詩經類考》、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是此類著述中比較有名的幾部。但均以稱舉前人之說為主，自己的見解很少，又因為成書晚，不若孔穎達《毛詩正義》多有保存散佚之功，故只可以算作彙纂式的著述，不能自名一家。而歷代經學家注詩雖不以“名物”為題，其實訓詁多半不離名物，這從毛傳便已經開始，是訓詁、名物並重，且去古未遠，學有師承，可信者多。鄭玄注《禮》注得好，而對詩中名物的詮釋，則遜於毛。宋人解詩特重詩義的推求，但名物研究並未偏廢。范處義《詩補傳》、嚴粲《詩緝》，均以疏解平實見長，名物詮釋也頗有見地。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則很有些別出心裁 ── 以自己推定的世次重新編排詩的順序，又以二十八宿分別作為每卷的名稱，不過何楷留心典章制度，引證詳博，故書中的名物考訂，間有勝義。清代詩經學，名物訓詁，成就最大。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是此類著作中最重要的三部。馬著更在名物考證中，把清代學者所擅長的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融會貫通，因此而使不少疑案渙然冰釋。而這樣的方法，在馬氏筆底，已近極致，若再執意強求，或者反成蛇足。事實上《高本漢詩經註釋》一書已指出了其中的不少錯誤，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多涉名物考證，而又考校比較信實的，尚有不少，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汪龍《毛詩異義》，等等。而不少學問家為古籍作疏，也都特別注意到名物的考證，此中自然多涉詩之名物，如桂馥《說文義證》、錢繹《方言箋疏》、孫詒讓《周禮正義》，等等。至於散見於清代學術筆記中有關名物考證的意見，則更多，雖然精采者並不是隨處可見。
詩經名物的研究，今人有條件比古人做得更好一點兒。甲骨、金文、古器物乃至古代文化遺址不斷發現，古史的冥茫晦昧處，竟亮起一點一點的星光。於是，由名物之微而考證詩之所詠所思，也成為可能 ── 林義光《詩經通解》、聞一多之詩經研究，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陳戍國《詩經芻議》、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都已先後運用金文材料詮解詩義。但遺憾的是，近世以來，名物研究作為一個專題，卻久被冷落。如前所述，前人在這方面的一大缺失，是只見物，不見詩，因此即便對詩中之名物考證得確鑿，也依然不能復原此物當日在詩中的生命。這是不是在把詩列入文學研究的時代以後，名物研究愈益不受重視的主要原因？
當然，詩，第一是文學的，但是因為它終究不能脫離產生它的時代，所以，它又是歷史的，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那一葉歷史中的諸多方面。而歷史中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名物”體現出來。由物而見史、見詩，這本來是名物研究的一大優勢，因此這一領域實在不應如此沉悶。何況今天已經有條件以新的研究方法發揮它固有的優勢──文字考據的同時，更援實物以證，並因此揭出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的、文化的因素，也因此使物與詩互為映照、互見光彩。
這自然是受時代之賜的一大方便。但不論古今，詩經研究，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闡發詩義。《高本漢詩經註釋．序言》：“由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來，現在研究詩經的人，當有雙層的工作要做。第一，在每一篇詩裏，他必須盡可能的把難字難句都解釋清楚，他要顧到各家的異文，古代各家的歧見；取捨之間，亦必要有語文學上的理由。誠然，在有些情形之下，某字某句的確實的意義如何，是要看詩的內容或意旨是甚麼才能決定……”“第二，以上述初步工作為基礎，他還要從頭至尾，把整篇的詩讀通，把字句銜接起來，看出整篇意旨。假若先秦時代或漢代早期有某種傳說是關於詩的歷史背景的，他自然要查看，在詩的本文中是否能找出根據來支持那一說……”這是一種很誠懇的治學態度，《新證》首先想做的，也是這一點。
與此並行的，是對考古發現中的實物作整理與甄別。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在考古與歷史資料的結合上，最有意義的不是能互相印證的考古資料與歷史記載，而是兩者間的矛盾”。在上古史中，不論文獻還是實物，都已被時間的水流沖刷得支離破碎；若能從中發現二者間的矛盾，並進而揭櫫其中的深層原因，當然最好，但實物與詩、詩與史的互證，融通圓滿，已經很難，何況，《新證》的最終目的，尚不在於為詩中所詠之物定“象”，也不在於為考古發現之器定“名”，更不在於指今所發見之某器，為詩中所詠之某物，而是力求在二者的遙相呼應處，接通它們本來應有的聯繫，並因此而透現歷史的風貌。這很可能是不準確的，但卻極有可能是真實的。那麼，從這樣一個角度，是不是可以更見出詩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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