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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序章／第一次與黃錦樹相遇──從韓素音小說遭禁與李昂．康博的辭職談起
第一次在大阪和黃錦樹先生見面時（二○一二），草草打過招呼，我便唐突地詢問他有沒有讀過李昂．康博（Leon Comber）的賴特論。黃先生回答沒讀過的同時，反問我知不知道康博是何許人也？我情急之下回答康博是Secret Service（特務，正確來說是Secret Branch Officer特別事務部警官），黃錦樹先生補充一句：「他也是韓素音的丈夫。」這次輪到我反問他：「那您知道韓素音是誰嗎？」黃錦樹先生告訴我她是好萊塢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1955）的原著作者。那個瞬間我的眼前浮現，珍妮花．鍾絲站在小山坡上的一棵樹下，身穿旗袍的身影。想不到《生死戀》的原著作者竟然和前英國特別事務警察有關聯，使我大吃一驚，幾乎要忘記接下來要問黃錦樹先生的問題。
隔年（二○一三），黃錦樹先生自己也在小說集《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自序〉中提到「去年十月我在日本『宣傳馬華文學時』遇到巴赫金專家，已退休的北岡誠司教授，一見面他就問我有沒有讀過Leon Comber的“On Lai Teck”，我確實吃了一驚。老先生是從我過去的小說順藤摸瓜摸索進馬共歷史的，那是離他的專業領域（敘事學）非常遙遠的一個地方」，表明他從另一個脈絡吃了「一驚」，並寫下得到康博論文的前因後果。
黃錦樹先生對於康博的關注還不僅止於此，去年（二○一四）出版的小說集《猶見扶餘》當中收入的新作〈追擊馬共而出現大腳〉的開頭便寫道：「前特種部隊成員Leon Comber、小說家韓素音的前夫，在他那本詳細敘述英國特種部隊在緊急狀態的權威著作Malaysia Secret Police 1945-1960: The Role of the Special Branch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中文譯名省略）的第十二章有一個小節，題倣〈馬共與大腳〉（Communist and the bigfoot），以數十頁的篇幅描繪了剿共過程中發生的一件怪事……一名雄性大腳救了一名女馬共」。這裡提到的著作是康博的博士論文（二○○五，蒙納許大學，澳大利亞）公開出版的版本（二○○八）。黃錦樹在另一篇作品〈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明確標示引用自達爾文《小獵犬號環球旅行記》的開頭引言，其實完全是他的虛構（詳細請參照前文）。相同的，這裡雖然也是有這本書，但是書中並沒有黃錦樹白紙黑字寫下的「第十二章」〈馬共與大腳〉（Communist and the bigfoot）這一小節，又是一個精采的虛構。康博著作的「第十二章」題為“Conclusion: the end of the Emergency”，裡頭包含兩個小節：“the end of the Emergency”和“the role of the Special”，這兩節都沒有提到〈追擊馬共而出現大腳〉中所說的「一件怪事」。其他十一章也都沒有〈馬共與大腳〉這一小節，更別說是和「大腳」有關的奇談了。
我記得黃錦樹先生也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席上，告訴我韓素音的另一部小說《餐風飲露》（And the Rain My Drink, 1956）和康博的關聯。實際不久以後，我也不管韓素音其他眾多的作品，先買了這本小說（二○一○）來讀。而在她過世（二○一二年十一月，於瑞士洛桑）之後，隔年（二○一三）發行了「紀念版」，裡頭收入了康博簡短的〈序文〉。
這篇〈序文〉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身為韓素音的前夫，我經常被問到，她的馬來亞小說《餐風飲露》是如何寫成，起源於何處的呢。這部作品是一九五○年代我們住在新山時，由倫敦的喬納森凱普公司（Jonathan Cape Ltd）出版。當時我是派駐於柔佛州警察特別事務部的特務警官」。本稿特別關心的也是這個「起源」問題，但不是和小說寫作前收集「資料」的相關問題（康博也有提到這部分）。而是《餐風飲露》最後註明「Malaya, 1952-53」），表示是在一九五三年脫稿，出版年分卻是一九五六年，潛藏在中間這三年裡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和「有部分也是因為她（的小說）的關係，李昂才會失去在馬來亞皇家警察特別事務部的工作」，也就是李昂的「去」職問題有關。從脫稿到出版，為何需要花費三年呢？這段期間，為何會因為妻子的小說而使丈夫「失去」工作呢？其中的脈絡、緣由，根據康博自身敘述，有一段至此「不被提起的故事」。
話雖如此，其實在這篇〈序文〉之前，韓素音針對丈夫的「去」職問題已或多或少發表過意見。副標題為「中國：自傳、歷史」（China: Autobiography, History）的回憶錄My House Has Two Doors《吾宅雙門》（一九八○。日文版由長尾喜又譯為《不死鳥之國》上〔一九八六〕）中，是這麼描述這段「不被提起的故事」（以下的引用由於原文不在手邊，因此引自日譯）：
李奧納多（譯者按：李昂．康博的本名）為我的成功（《餐風飲露》再刷）感到開心，興奮極了。也因此稍微忘形。從和他結婚的那天（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起我就能預見，他極想辭去特殊事務部的工作。而現在他急著實現這份決心。當特殊事務部的兩位長官拜訪我們家時，李昂連襯衫都不穿，無視他們的態度顯而易見。我覺得那只是無謂的挑釁。他被視為「危險人物」，被調到無關緊要的邊鄙之地。我對他說：「你不是很想離開特殊事務部嗎？那也是求仁得仁吧。」他猶豫了一陣子，便辭職了。
從韓素音的敘述我們可以理解康博是剛好碰上妻子小說的「成功」而喜不自禁（或許也和電影《生死戀》的成功有關係），用「無謂的挑釁」態度來「無視」特意來訪的「長官」，所以被視為「危險人物」貶到「邊鄙之地」，因為不滿被降職，就藉機實現自「結婚」之始的夙願辭職了。然而事實真相這麼單純嗎？首先為什麼「特殊事務部的兩位長官」會來「拜訪我們家」呢？妻子韓素音的敘述當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如果丈夫的「辭」職是「從和他結婚的那天起我就能預見」的話，到底從何得知呢？有什麼根據嗎？
根據上述「自傳」的內容，韓素音和康博最初的相遇是在一九五二年，康博當時是「馬來亞皇家警察特別事務部的副部長，休假來到香港」，和警察同事一起遇見「在瑪麗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急症室」服務的韓素音。他邀請韓素音共進晚餐，在晚餐席間向韓素音傾訴自己的「身世」。康博於倫敦出生（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父親是排字工，母親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的時候找到一份打掃地板的清潔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康博「加入軍隊成為陸軍下級士官，在軍中學會烏爾都語和印地語」，「現在正在學廣東話，以及北京官話」。康博「非常具有語言天分」，「戰後，因為他不想回英國（日後取得馬來西亞國籍），所以當上馬來亞警察」，「但是他最想做的其實是進大學學語言」（日後康博接連取得倫敦大學「優等學位」，香港大學碩士，蒙納許大學博士）。「他一定是在英國受到不小創傷，才會這麼想要逃離那個令人窒息的階級歧視的社會」。「他因為出身貧寒而飽受傷害，受苦掙扎，一路奮戰而來」。「我之所以會被李奧納多的故事吸引，是因為他絕口不提『我們必須與共產主義奮戰到底』等陳腔濫調，而是以知性的口吻談論馬來亞的緊急狀態和人權侵害問題。『其實我們並沒有重返亞洲的權利。亞洲遲早要走上自己的路』。他說的話沒有太深的含意，但是理路十分清晰。『我們答應要讓他們獨立，卻又打破這個約定，為了製造留下來的藉口，費盡力氣讓事態更為複雜』」。爾後一位天主教神父介入，「他好意想促成」「我和李奧納多的婚事」，因此韓素音便接受康博的求婚，兩人結婚以後從香港搬到新山（黑點為北岡所加，以下同）。
從這裡可當作韓素音「預見」的根據，應該是「結婚」之際康博的「知性」吧。從這些話語我們可以充分見識到，康博雖然身為殖民政府的一分子，卻對英國殖民地政府當局充滿批判態度。然而從這樣的批判態度，就能「預見」到康博會因為妻子小說的「成功」而決定離職嗎？
我認為丈夫康博重新再次敘說的〈序文〉內容，遠比韓素音的話語更具說服力：妻子韓素音的「這本書從許多方面批判英國殖民地政府。特別是批判殖民地政府，為了隔絕共產黨恐怖分子（英國政府當時的官方稱呼）與華人非法占據者（同）及農民之前的關係，以『馬來亞緊急狀態』的名義，推動『新村』這項大型移居計畫，使得他們（華人）備受辛酸苦難。這件事情也得到當時馬來亞最高專員鄧普勒將軍（Sir Gerald Walter Robert Templer）的關心。因為這本書具有反英傾向，所以鄧普勒將軍有意禁止（suppress）本書出版。一九五三年他訪問倫敦時便向殖民地部提出異議。不過鄧普勒將軍也沒有成功從市面上回收這本書」。這個「禁止出版」，同時與另一個「壓力」（異動要求）重疊（後述），與康博的辭職發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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