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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序 論 有關歷史人物研究的幾個問題
或許因為網路資訊急速膨脹的關係，每當我們遇到一個不太熟悉的歷史角色，很自然便會先去谷歌、維基，又或者百度一下。從按下搜索鍵的一瞬間，不消幾分鐘，便可以簡單掌握他或她的生命歷程、個人成就、以至各種豐功偉業；如此一來，特別是年青的一代，自然不用依賴書架上的傳記文獻，又或者由後人所編撰的傳記辭典。久而久之，以人物為出發點的歷史研究也好像沒有太大的吸引力。除非他是一個舉足輕重，又或者家喻戶曉的時代傳奇，諸如乾隆皇帝（一七一一－一七九九）、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秋瑾（一八七五－一九○七）、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否則便很難找到適合的出版市場和閱讀群組。資訊發達當然是一件令人快慰，且對研究大有助益的樂事，但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大時代，我們也開始發現「假消息」和「偽證據」充斥的現象；網路世界的結構亦因此變得複雜紛繁，讀者或會感到困惑，難以判定資料來源的真假，其中更遑論它有被過濾或修改的可能。
更嚴重的是，根據我的經驗，有些學生甚至不認為網路資訊會有機會出錯。他們在撰寫論文的時候，總會不自覺地植入從網路上所取得的資料，不經查考，全文載錄或引徵。我覺得這種閱讀和寫作習慣，很可能會釀成一系列的毛病。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處理人物生卒年的問題。中外歷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比比皆是，特別在歐美世界，可以說是一點也不稀奇。比如與臺灣有深厚淵源的 William Pickering（必麒麟，一八四○－一九○七），在十九世紀的倫敦和波士頓，便可以找到兩位姓名相同的作家和學者。至於西晉初年的李密（二二四－二八七）與隋末唐初的李密（五八二－六一九）、漢朝大司馬衛青（？－前一○六）和明仁宗時代的衛青（？－一四三六）、唐代的王圭（五七一－六三九）與北宋的王圭（一○一九－一○八五）、清中葉的李鴻賓（一七六七－一八四六）和清末駐義大利大臣李鴻賓，很明顯，他們都是生於不同時空的歷史人物。但有時候，我們可能因為過分依賴網路資料，便無暇去查核正確的生卒年月了。另一方面，網上資訊也會出現一些讓人尷尬的手民之誤。例如把李鴻章寫成李鴻藻（一八二○－一八九七），丁日昌（一八二三－一八八二）錯載為丁汝昌（一八三六－一八九五）。當然，這些錯謬絕不局限於網上世界，我們撰寫文稿，確實很難全然避免這些差錯；但相對於一些不經審查，便可以隨手發表的網路文章而言，在專業期刊或出版社刊載的，普遍來說，在勘誤方面也相對謹慎和嚴格一點。不過，我在這裡帶出這些議題，並不是執意去比較在不同平臺發表文章的出錯機率，只是希望帶出一個觀察，就是網路資訊來得方便，可不代表它一定來得精準。
如是者，在網路世界之外，以歷史人物為基礎的專業考究，依舊存具相當的價值和重要性。不過，我所指的人物考察，並不只是平舖直敘的史實陳述與史料排比。這門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與思想行為，剖析他們與地區、家國、甚至是宏觀時局之間的互動與連結。透過他們的經歷、著述、成敗、得失，從而啟發我們對歷史變易、人類進程、以至動植物世界、自然環境等客觀處境的理解和求索。余英時（一九三○－二○二一）的《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陳學霖（一九三八－二○一一）的《明代人物與傳說》，張玉法的《近代變局中的歷史人物》，戴逸的《清代人物研究》，何冠彪的《明清人物與著述》，以及蘇同炳的《清代史事與人物》，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事實上，在這些著作面世之前，國學大師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早於一九六○年，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解讀〈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這專題。他在文章開宗明義：
歷史是人事的紀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歷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歷史。又且創造了歷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歷史，使他承續不絕。
按照錢穆的說法，歷史基本上就是以人為本的故事和編寫；換言之，人物研究便是歷史的基礎，是故傳統中國早有〈列傳〉、〈人物志〉記史的體例。這個邏輯合情合理，相信亦不難理解。
不過，錢穆在這裡還有一個挺有意思的諦視：強調歷史是由人類所書寫和「創造」而來；至於「創造歷史之人」，大多是群體中出類拔萃的少數，他們或許是帝王將相、亦有可能是領導潮流的思想巨擎或學人智者，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如果沒有他們的推動、貢獻與參與，歷史是沒有辦法被「創造」出來的。所以，錢穆認為「研究歷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歷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歷史。」無獨有偶，我們熟悉的一代思想家梁啟超也曾經表示，人類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英雄史：
凡真能創造歷史的人，就要仔細研究他，替他作很詳盡的傳。而且不但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當注意。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語行動，乃至小端末節，概不放鬆。最要緊的是看歷史人物為什麼有那種力量。
很明顯，這是一種菁英主義（elitism）的取徑，從現實主義出發去闡釋世局的更迭和發展。倘若我們參照義大利政治學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 1858-1941）、美國史學家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等人的剖析，梁啟超與錢穆的觀點，亦可算是一種「由上而下」（history from above）去俯瞰歷史的角度與立場。
錢穆所言及的「創造」，在我看來，箇中還有一層理論涵義。歷史不僅關乎人的歷史，它其實也是由一群歷史學家所構建、模塑、「創造」出來的歷史，附載著一定的文化估量和主觀判斷。十八世紀的歷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便嘗以「心界」（world of minds）、「自然界」（world of nature）、「外知識」（outer knowledge）和「內知識」（inner knowledge）四大概念，分析人類社會的行為、樂利與關懷。所謂「心界」和「內知識」，實則包括人文思想、宗教制度在內的社會科學；至於「自然界」與「外知識」，便是社會科學以外的一種「客體」，由一系列「歷史事實」拼湊出來。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言及的「事實」，不一定每每來得客觀，它們大有可能涉及記事者的價值研判，且受其成長、生活、文化和工作背景所影響。簡單而言，在客體之中所存在的「事實」，實際上是一種從「心界」所衍生而至的主體性。換句話說，所謂客觀的知識與紀錄，無非是一種主觀建構，它可以是個別群組對相關事件的陳述，而後陶染不同的社會圈子與群組。
如果我們參考維柯的說法，歷史學家便是主導我們「心界」認知的一群創造者，負責飾選、築建，甚至是「合理化」普羅大眾所認知的史實。推而論之，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諸如漢斯柯爾納（Hans Kellner）、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之所以對歷史學的本質大肆抨擊，大概就是源於他們認為歷史記載只是一本又一本帶有史家立場的作品，與文學、小說等文本創作並無二致。按照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的說法，歷史文本只是一種埋藏於史學家「內心深處的想像性建構，而這種建構總是有意無意地遵循著一個時代特有的深層結構」。
偶合湊巧，梁啟超也曾經揚言，中國歷朝的二十四史，歸根究柢，也不過是古今帝王將相的「家譜」；然則我們一直信奉的官修正史，亦只是為國家服務的文獻紀錄，是一部部偏頗政權、逢迎君上的作品。梁任公當然不是後現代主義者，但他卻成功帶出一個問題，指示我們所認識的官方歷史，在一定的程度上，無非一段被「創造」出來的偏頗?述；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涉及政治博奕、「話語權誰屬」的大議題。事實上，歷史筆錄既然出自史家之手，讀者質疑史家是否客觀，並非沒有緣故。所以「疑史」的風潮，絕不始於清末民初，眼觀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話說至此，歷史研究好像再沒有什麼公信力。我們所接收的歷史記載，彷彿流於一段被塑造出來的歷史記憶，既不全面，亦不準確；所記必有走漏，所書也未必如實，是故宋人孫甫（九九八－一○五七）便有云：「為史者難乎具載也」。然而，歷史的精神果真如此嗎？即便我們素有「文史不分」的論調，但史學家與文學家，在本質上真的沒有任何分別嗎？
儘管後現代史學的觀點曾經洛陽紙貴，風頭一時無兩，但它依舊沒有完全把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位置連根拔起。究其原因，無非由於傳統史學，不論東西，終究有它的研究法則、學術道德與存在意義。縱然歷史是由人所創造，由史學家所書寫，而部分記事者或在上者也會刻意竄改史實，但歷史學自中世紀以來，畢竟有一種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堅持；至於歷史的良窳，到底有其繩墨可循。所以歐陽修（一○○七－一○七二）會強調春秋筆法的「一字褒貶」，鄭樵（一一○四－一一六二）則有「修書（即修史）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的觀察，而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也有史才，史學，史識，史德的討論；另一邊廂，西方史學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更加出現「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進程，據守「不為政教服務，不屑淪為權貴餘興」的走向。或許這就是歷史學與文學創作沒有完全合二為一的原因。即使歷史不一定能夠建構百分百的真相，無法絕對客觀（objectivity），但至少可以合乎情理（plausibility），爭取到「直未必盡」的境界。有關這一點，我相信錢穆先生大致上也會認同的。
話說回來，針對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人物，錢穆把他們歸類為「盛世人物」、「亂世人物」、「得志人物」、「失敗人物」、與「有表現」和「沒甚表現」的歷史角色。錢氏的分類宏闊，基本上已網羅歷史上大部分的人傑英才。而這六種分類，都是存在一定正反關係的，譬如「盛世」與「亂世」之分；「得志」與「失意」之別。我們一般也會認為，盛世滋生人丁，河清海晏，所以在這段期間的「得志人物」，理應較衰亂之世為多；然而，錢穆卻不太認同這種說法。他在文中清楚指出，生於亂世，且對歷史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有識之士，往往較治平隆盛之世的更為得志，更有機會發揮所長。余英時也曾經表示，「王綱解紐」往往會帶來思想上的解放，從而形成人才輩出的局面。如果我的觀察沒有大錯，這些想法大概就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思路邏輯。
事實上，錢穆與余英時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比如滿清一朝，自嘉道以來，由於貪腐問題與各種內憂外患，國勢江河日下，社稷危如累卵，如果不是中興名臣諸如曾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李鴻章等人力挽狂瀾，清室的統治在太平天國席捲江南之際，恐怕已經是岌岌可危，回天乏術。另一方面，我們卻不能否認，如果不是十九世紀這個「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批中興漢臣也難以施展他們的渾身解數，躍身成為舉足輕重的國家棟梁；而滿洲政府或許亦不會考慮下放權力，促令以漢人將帥為核心的地方勢力得以抬頭。很明顯，曾、左、李等人的冒起，與清代國勢的衰微息息相關；進而言之，時局形勢與英雄人物之間，無疑存在著一種相輔而行的扣連，其中關係相互替變，並且錯綜複雜。
不過，所謂「亂世造英雄」的邏輯，其中也有它的學術盲點。首先，亂世英雄輩出，是否代表盛世鮮有人傑？這當然是一個有欠嚴謹的推理；至於「中國歷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這論證也值得我們多加斟酌。實際上，我們不時會有一種閱讀習慣，就是偏好時勢紛亂、危機重重的歷史；同樣地，就我個人的觀察，治史者也比較喜歡探詢促令時局急轉直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或分水嶺。就以關注清朝歷史的著作為例，自上世紀五○年代伊始，學者諸如芮瑪麗（Mary C. Wright, 1917-1970）、羅林森（John L. Rawlinson, 1920-2009）、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鄧嗣禹（一九○六－一九八八）、郭廷以（一九○四－一九七五）、王爾敏、張朋園、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藍詩玲（Julia Lovell）、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等人，也曾對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後，由於西力衝擊，中國有沒有經歷現代化的一段歷史大書特書；反觀聚焦十八世紀康乾盛世的史學著述，在出版數量方面顯然有所不及。另一個例子，就是以明清交接為時代背景所衍生的各式論述，在中外學界也是相對風行。至於十六世紀的其他時期，即便是黃仁宇（一九一八－二○○○）的經典傑作《萬曆十五年》，英文書題為「一個沒有重大意義的年份：一五八七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也非旨在訴說盛世了無大事的歷史，而是利用一個看似天下盛平的時代為切點，分析明朝逐漸步向滅亡的成因和過程。
雖說題材的取捨，多少與個人興趣與喜好有關，但我們必須承認，有關紛亂之世的歷史研究，就出版數量的統計來說，的確較得作者與讀者的青睞。這種閱讀與研究傾向，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我們卻要留意，即便在所謂的「聖明極盛之世」，亦不代表英雄人物會比衰亂之世少，而在貌似國泰民安之時，也非等同無事可記、沒有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變易。我的推論很簡單，要維持一個國家的安穩，並不一定較在亂世中突圍而出容易；所以李世民（五九八－六四九）會有「創業難，守業更難」的感慨。而以「長十八世紀」的康、雍、乾時代為例，我們一向習慣稱之為「康乾盛世」，但要撐持這個盛世，除了憑藉君主的雄才偉略、知人善任之外，在上者也要仰賴一群股肱名臣的盡心戮力。康雍年間的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馬齊（一六五二－一七三九）、藍廷珍（一六四四－一七三○）、田文鏡（一六六二－一七三三）、李衛（一六八八－一七三八）、岳鍾琪（一六八八－一七五四）等人，便是力竭所能，扶匡國家社稷的表表例子。如果沒有他們的鞠躬盡瘁，這個「輝煌盛世」是無法傲然挺立的。
當然，稍有關注清史研究的朋友也應該知道，近年來已有不少專家學者陸續指出，「康乾盛世」基本上是虛有其表、名不副實。嚴格來說，自康熙五十年之後，清廷的隱憂已經逐漸浮現：朋黨相爭、貧富不均、人口壓力、農耕失收等問題接踵而來，若非雍正皇帝推行新政、改革流弊，乾隆早期的政經格局，基本上也是難以維持。但可惜的是，即便經歷了雍正年間的勵精圖治，在步入乾隆中葉之後，由於邊疆戰事連連、人口爆炸、田產不勝負荷，再加上和珅（一七五○－一七九九）集團的變本加厲，十八世紀後期的滿清王朝實際上是民力凋敝、官吏驕橫、外強中乾、千瘡百孔。易言之，所謂歌舞昇平、文恬武嬉的浮華盛世，亦只不過是一個過甚其詞的虛幻「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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