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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徐宗懋
1989年4月，我從南京搭火車到廈門，共兩天兩夜，目的是欣賞沿途風光，享受在山巒野林間奔馳的感覺。
同在軟臥包廂裡的有一位福建晉江縣的個體戶青年，廿四、五歲左右，穿著時髦，但透著鄉下人的土氣，他是列車開動前一刻臨時賄賂插進軟臥車廂的。我對眼前的青年感到好奇的是，他跟我所熟悉的台灣本土商人的形象完全一樣：濃厚的閩南腔，熱情好客，用塑膠袋包鈔票，談到賺錢時從容自信，甚至穿著西裝配著白色球鞋的模樣與台灣本地商人亦毫無二致。
我當時不禁想到，這種相似不應該只是偶然。何況這位閩南青年從未去過台灣，也沒有跟台商做生意的經驗，不存在模仿的問題。相似的原因應該是閩南與台灣具有一樣的地域文化。
窗外風光旖旎，樹林、湖泊、群山一幕幕地在眼中閃過，我的腦海都因那丁點的靈感而陷入思索，並從這偶然間的異想中開啟一段探究之路。那位閩南青年邀我去他家住一晚，我答應了。在廈門下車後，趕著晨曦，我們即搭車到晉江縣。
這時我才知道，這位閩南青年在南京做生意的時候，妻子正好分娩。出門迎接的妻子告訴他說生了個女的，後者立刻沉下臉，狀甚不滿，丟下一句閩南語的三字經，回頭問我說：「你要不要小孩，要的話可以把她抱走！」我幾乎呆在一旁。這是他獲知太太生了個女兒後的直覺反應。而且竟然沒有任何興趣進去房間看看自已的小寶貝。
這座古厝裡坐著一位老人，兩個淌著鼻涕的小孩，還有一隻瞧著我看的黑狗。老子用閩南語逗薯孩子，穿西裝著白球鞋的閩南青年走進走出，生了個女兒的妻子則一副做錯什麼事的默然。這個意象深植我的腦中，至今不忘。
接著我在泉州市與廈門市待了好一陣子，仔細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一位生長在廈門的山東青年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的父親是南下大軍的將領。後來留在廈門當官，他也理所當然地由山東人逐漸地變成閩南人。應該提到的是，湧入台灣的國軍山東籍官兵是敗兵殘將，最後不是變成部隊連上的老士官長，就是娶了台灣本地窮人家的女孩，或者退伍在街邊賣燒餅油條。然而進入福建的中共山東籍官兵卻是威風凜凜，勝利者的姿態，在福建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
這位廈門的山東青年告訴我有關對閩南人保守性格的看法，其中一點是閩南人的沒落貴族色彩。這激起了我莫大的興趣，因為台灣主要人口移民自閩南地區，族群文化類似。而且台灣更有鄭成功與國民黨沒落政權等歷史經驗，我想，這兩、三百年奔往閩、台地區的沒落政治勢力必然累積出某種特殊的地域文化。早幾年前，我已開始研讀有關台灣史的書籍，其中的論點多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目的也在於發揚族群的光榮歷史，肯定祖先的努力以訓勉子弟傳遞香火。因此從來沒有一種台灣史的論點是從沒落政治族群的事實出發的。
可以說。我對台灣史的狂熱是從這個新角度的發現開始的，當然，我所探究的主題並非歷史的本身，而是歷史與地理環境所塑造的台灣族群性格，比較偏向人類學的範圍。然而，真正的重點仍然走台灣地域文化的特徵，與中國其他地區差別之處，以及政治和經濟行為中所反映的心理傾向。
1989年5月，我在《中時晚報》時代副刊發表了五篇文章，總標題是：「台灣人——沒落的貴族」，激起相當大的迴響。其中我提出沒落貴族最主要的兩種心理狀態是受害意識與族群意識。整體呈現就是沉溺於受難者的角色，缺乏對挫敗的自我反省能力，以至於喪失領導者的氣勢與格局。
在不少人的眼中，如此的觀點似乎是帶著貶損的意味；但我卻不認為如此，因為族群性格就跟個人性格一樣，弱勢與強勢並存不悖，在特定環境中都有其作用，何況流離的沒落貴族在堅守祖先的法統中也帶著頑強的抗爭精神，也抱著獨有的夢想與期盼。儘管「沒落貴族」等文章並不長，但其中的一些觀點已引起知識界部分人的注意，認為值得進一步探索研究。
在批評與激勵的雙重推動下，1991年中我重新出發，準備完成一本有關台灣族群性格的書。這中間包括兩個層面：台灣本土原來已有的閩南文化，以及台灣歷史中殖民文化和國民黨帶進的中原文化的影響。要了解其中的差別並不困難，只要到閩南原鄉以及閩南人移居的呂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觀察即可清楚分別出閩南文化與台灣文化特徵上的異同。事實上，站在同樣講閔南語的晉江、漳州等地，或者呂宋、新加坡的華人社區，回頭看台灣，往往會有新的發現與收穫。此外，我也住日本待了半年，以了解台灣受日本影響的層面與程度。
這點，記者工作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在東南亞前前後後待了四年，對那邊的人文景觀非常熟悉。福建也是我常跑的地方，台灣更是我的家鄉。我的任務並非在發掘新的史料，而是把現有的資料整理出一種新的觀念。由於架構的是族群集體行為的趨向，我所引用的都是大的歷史事件、事變，舉的例子也是生活中一般可見的現象，從中間組織前後一致的道理，並刻劃出一幅台灣族群性格的圖像。
剛好我一向熱愛生活，多年沉迷於旅遊、音樂、美術和電影。這些東西都是很好的素材，做為了解族群性格的基礎遠比圖書館中紙上的知識有用地多。整整一年半的時間，我來回閩、台、南洋、日本各處，腦中苦思著台灣族群性格的各個層面。一般資料的取得並不困難，書架上早就堆滿了有關台灣的書籍，筆記本上也填滿了各地採訪的紀錄。問題是，這些東西堆在眼前，腦中往往還是一片空白。這些資料到底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還有那些訊息是這些資料尚未包括的？而從那裡可以獲得新的訊息：
求知的過程是最迷人的。有時侯苦思不解，一連好幾天睡不著覺，有時候興奮地寫下近萬字又發現前後矛盾，必須重新思考。更別說台北都會中逃不掉的交際、接觸、談話等瑣碎事不斷干擾寫作所需要的思慮集中。不管怎樣，東西還是一點一滴地出來了，尤其當思路打通以後則相當一帆風順。
這本書定名為《台灣人論》，是第一個有系統分析台灣族群性格的嘗試。過去提到台灣人性格多半均簡單地賦予「強悍」、「英勇」等形容詞，很少把族群性格視為單一主題來研究。此外，對於台灣族群性格中投機和騎牆的一面，雖有大略提及，但卻未予正視，並從歷史環境中承認這也是台灣族群性格中重要的層面，是生存要求所衍生的於然法則。中文中的「識時務者為俊傑」、「見風轉舵」等語通常帶有嘲諷的意味；可是在台語諺語中的「西瓜倚大邊」並無諷刺的意思，反而代表生存規範的訓示。這是台灣歷史經驗所突出的生活教訓。
還有感到遺憾的是，這本書研究範圍未包括占台灣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原住民。由於原住民並不屬於漢民族，血緣、語言、文化都自成一個系統，將原住民納入基本上屬於漢人觀點的台灣族群性格而論並不恰當。原住民做為台灣人一部分的課題應該當成單獨的研究領域，而不該只因其人口稀少而三言兩語地帶過。
總而言之，我不是歷史學家，本質上只是對歷史、人文、生活有濃厚興趣的新聞工作者。基本上重視的還是無處不在的現象，以及這些現象反映的人的心理背景。譬如參觀各項古蹟名勝，前人筆墨，我總想著當初他們為什麼要蓋這座建築物？或者為什麼要把建築物蓋成這種樣子？他們留下的這些話究竟反映出何種精神狀態？我曾經坐在廈門鼓浪嶼凝望那座巨大的鄭成功石像，久久不能忘情，也在台南延平郡王祠細續那些詩詞，腦中響起卻是本土樂曲，再慢慢地思考這中間應否有情感上的傳承與連繫。
歷史的傳承原本就是因果相連，偶然常寄存於必然當中。存在於台灣族群性格中的個個層面有其合理之處，本質上並無對錯可言；然而族群性格與外在環境的相互影響客觀上卻足以左右台灣未來的命運，這就不得不令人感到警惕。我充份了解，當我從歷史的背景中指出台灣族群性格中某些容易產生負面作用、陷入挫敗的惡性循環的特點時，必然會引起許多人劇烈情緒的反彈，因為一個受難情結深刻的族群追切需要的是關懷、愛心、體諒和了解，並不是直率的批評，批評只能激起更大的反感與挫折感；然而如果台灣族群決定掌握自已的命運，就無可避免地要正視自己的一切，包括在挫敗遭遇中自己所應承擔的那份責任。
這十年跟著台灣一起生長，走過解嚴前後巨大變化的年代。加上在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東南亞不斷來回採訪，了解亞洲人所面臨的問題，對台灣的茁壯更有一份深深的期許，這點研究也算是我對台灣族群的小小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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