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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序
我初次和阮銘先生會面已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1989年4月15日《中國時報》在紐約召開了一個「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討論會」，阮先生和我都參加了。也就在這一天，會場上傳來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時報》記者要求立時訪問阮先生和其他幾位來自大陸的與會者，討論不得不暫時停止。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天竟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日子，胡耀邦之死變成了北京學生運動的導火線，一直延續到「六、四」天安門的大屠殺。
此後我還和阮先生見過幾次，也都是在會議的場合，沒有機會深談。1990年8月以後，阮先生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Princeton"s China Initiative）的研究工作，我才進一步對他的經歷和抱負有所瞭解。讀過他的《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一書，我更認識到：從1977年到1982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期間，他曾在理論上為中共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不少關鍵性的文獻，包括鄧小平的講詞，他都參加了起草。
由於我對於中共黨史的完全無知，初識阮先生時我一點也不清楚他的過去，更不知道他在1983年已被開除黨籍。我所認識的阮先生是一位熱烈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知識分子。胡耀邦曾指出中共黨內在延安整風時期已分化為三種力量：一種是追隨史達林的教條主義者，如康生和陳雲；一種是「老子打江山坐江山」的槍桿子主義者，最典型的代表是王震；最後一種則是「追求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理想的」知識分子（見《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1年，頁七三～七四）。阮先生無疑屬於最後的一種。而且根據阮先生的分析，胡耀邦顯然也屬於知識分子的一類。他們終於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策略下的犧牲品，可以說是從一開始便注定了的。從中國歷史上看，無論是古代的暴力造反或現代的暴力革命，領導的權力最後總是落在光棍、流氓一類社會邊緣人的手上；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雖然常能發揮重大作用，但事過境遷之後，如果不學張良的「明哲保身」，便祇能是悲劇下場，如李自成手下的李巖。中共是現代中國各階層邊緣分子的大集合（包括邊緣知識分子），其社會成分自較傳統的造反集團遠為複雜。然而照上面胡耀邦的分類，其中「槍桿子主義者」是傳統流氓、光棍的典型，固不必說，而第一種的「教條主義者」則是經過了現代化、洋化的光棍，所以這種人也往往被稱作「黨棍」。中共的權力基本上是掌握在這兩大類人——土光棍和洋光棍——的手上，知識分子如果不甘「光棍化」，便祇有靠邊站的份了。
阮銘先生當年抱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參加了共產黨，幾十年後被驅逐出黨，依然是一個執著於同一理想的知識分子，不但未沾絲毫的「黨」氣，而且也沒有半點「馬列」氣。這兩年來，他一方面寫作，一方面讀書和研究，無論在思想上或知識上都採取了開放的態度。這本《鄧小平帝國》便是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完成的。
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與了這個帝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與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卻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當年梁啟超在變法失敗後寫《戊戌政變記》，由於情感的憤激，陳寅恪評其書曾有「所言不盡實錄」之譏。阮先生寫《鄧小平帝國》也未嘗沒有情感憤激的時候，但他大體上確能實事求是，不以個人主觀的好惡而作出違反事實的論斷。讓我試舉一例。在第十章論及鄧小平和黨內外民主力量之間的關係時，作者說：
「鄧小平在整個改革進程中都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依靠黨內外的民主力量，依靠廣大民眾的支持來克服黨內特權階層的反抗，推進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改革。另一種是同黨內特權階層與既得利益者妥協，背叛黨內外民主力量，把改革的目標收縮到經濟領域之內。鄧小平的反覆無常，就是因為他在這兩種選擇之間變化不定。但總的趨勢是他的政治視野愈來愈窄，愈來愈擔心黨內外民主力量的壯大會威脅到共產黨和他自身的權力壟斷，因而一步步地與各種民主力量分裂，最後不得不走向與保守勢力結盟。
這真是一種持平之論，可見作者頗能節制自己的激憤的情感；在他的視野所及之內，阮先生已盡最大可能保存了歷史的「實錄」。
阮先生最初參與了鄧小平帝國的創建，顯然是因為他相信鄧小平確有誠意把毛澤東的帝國改造成民主的中國。所以本書所描述的1982年以前的一些歷史性集會，作者大致都曾親臨其境。從這一點說，此書具有第一手史料的價值。但在鄧小平背棄了民主、走向帝國再建的時刻，阮先生毫不猶豫地與共產黨永遠告別了。和本世紀無數抱著自由民主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阮先生最初是由於誤會而加入了共產黨，最後則因為瞭解而離開了它。無論是加入還是離開，其中所體現的知識分子的良知都同樣是可敬的。
1992年7月17日
余英時序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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