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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那天（12月2日）鄧在中南海懷仁堂的小會議室裡召見起草人，興致勃勃地一連講了八個問題，重點是解放思想與民主，他準備在全會上發動決定性的大戰役了。他的舉止談吐給我的印象是，這一回他真正獨立了。當毛批評他的書記處是「獨立王國」時，其實他並不獨立。就我所見前兩個歷史時刻的鄧來說：第一次他頗為自得地追隨著毛的思路，從批判史達林教條主義轉向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成為毛的對內反右、對外反修兩大戰役的前線總指揮。第二次他似乎有了一點獨立的覺悟，懂得了「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但是當毛寸步不退，反而不顧一切地衝向前去時，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猶豫，立即更正自己的講話去適應毛。1974年鄧再度復出時，我正被江青、姚文元派來中央宣傳部的軍事管制小組管制在寧夏，沒有機會看到他。但我知道他的復出，是以承認犯了「走資派」錯誤，保證「永不翻案」為代價的。當他在1975年表現出一點近乎獨立的言行時，毛就以「永不翻案，靠不住吧？」的判斷，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他第三次下台。現在毛死了，而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鄧看來：「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鄧大概以為他自己是毛以後唯一有資格獨立支配中國命運的人。但我看他還沒有選定自己將扮演的歷史角色，也許他想成為結束毛澤東帝國的民主旗手的追求在那時要超過在毛以後建立自身帝國的追求。他對民主的強調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
任何情況下都要講民主，這個時期特別要強調民主。集中講了很多年，主要是民主不夠。現在大家還是那麼不敢講話，還是心有餘悸，好的主意出不來。就怕群聚不說話，沉默，「於無聲處」。不怕大家說，可怕的是萬馬齊瘖，要發展經濟就要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去監督，農村是社會監督。
還要講法制，民主的事實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制度化，使之得到制度上的保證。民法，刑法，各種單行法，都應有。
要知道那時是中國歷史上最敢講話的時期之一，可以在大街上與黨的中央會議上批評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位一體」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使他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放棄「兩個凡是」，而且對於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重大政治與歷史問題進行著幾乎是全民的公開爭論與重新評價。這在共產黨歷史上是第一次，其規模與影響遠遠超過延安整風對史達林——王明教條主義的批評。
有了鄧的這次談話，我們幾個起草人一天就完成了初稿。看來鄧相當重視這個稿子，三次參加討論修改。最後一次（12月9日）討論時，鄧提出：「講話最後還要抓個尾巴，讓我們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我想鄧在當時還沒有改變華的領導職位的打算。
鄧對我們起草的講話稿相當滿意。我倒有一點不滿意，這個稿子曾被胡喬木改來改去，去掉了一些好的意思，加進去胡喬木自己的東西，但鄧並不注意這種細節，12月13日鄧講完話後，接著又要我們起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文件就是鄧的講話與公報。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貢獻，是體現了當時社會上民主牆運動與黨內民主力量的共同目標，開創了一條獨立於毛澤東的新政治路線，即後來稱作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華國鋒沒有自己獨立的東西，他的「抓綱治國」，抓的還是毛澤東的綱。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與民主，就把這個綱否定了。
那麼鄧小平準備在毛澤東帝國廢墟上建立的，究竟是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還是自己的新帝國？從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的接觸中，我還看不出節要建立新帝國的意圖，他似乎更願意改變一下毛的統治方法，試一試讓中國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而自己擔任輔佐華國鋒的角色。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鄧小平專門講了民主問題。我作為這個會議的起草小組成員得以聆聽。鄧說：
10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他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的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丈達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要講講巴黎公社原則，一條選舉，一條工資制度。我不贊成只講這兩條，最主要的是把官吏從社會主人變成社會公僕。這兩條是派生的。如何把主人變成公僕？可能兩條，可能三條或更多。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已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已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已是國家的主人。今天我講不清楚，組織二、三十人專門寫這篇文章。
然而兩天後（1月29日）鄧小平到了美國，熱中於同美國戰略家們討論對蘇戰略，決定了發動一場所謂「懲罰越南」的戰爭。這場中越戰爭改變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使鄧小平的重心從結束毛帝國轉向建立新帝國。西單民主牆曾及時發出防止「新獨裁」的警告，這對鄧小平不啻是火上澆油，激起他立即取締他一度誇讚過的西單民主牆。理論工作務虛會也被戰爭打斷。等到復會時，鄧到會上講的已不是民主，而是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將成為他未來帝國政治綱領的「四項基本原則」了。
1979年3月30日，當我坐在人民大會堂前排聽鄧唸講話，細細觀察他的表情時，歷史似乎又把我帶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在清華大學聽他五小時講演的那情景。那時他聲色俱厲地批評了反對蘇軍出兵匈牙利的一名北京航空學院女共產黨員馬雲鳳，批評了鐵托在普拉的演說，第一次提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今天鄧小平又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了，鄧要堅持哪個時期的，什麼樣的毛澤東思想呢？毛也講過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並且詳盡地設計過不同於列寧、史達林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道路。一場朝鮮戰爭，一個赫魯雪夫，把毛推向了反美、反右、反修，一直跌到文化大革命的深淵。鄧小平當時擔當了威風凜凜的反右、反修大將。我在他面前又看到那似曾相識的威風凜凜了。鄧所宣講的四項原則，也同毛的六條標準相差無幾，而且出自同一個胡喬木的手筆。難道中國將再面臨新的反右、反修風暴，重建毛澤東式的帝國麼？我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驚異與悲哀，赫魯雪夫的陰影，竟然如此巨大，在漫長的二、三十年中籠罩中國的兩代領袖：一個怕中國出赫魯雪夫，一個怕當中國的赫魯雪夫，以至於把他們清醒時刻對中國命運問題的合理思考統統忘記，非要建立起一個史達林式的帝國不可麼？
後來的歷史發展當然沒有這麼簡單，鄧似乎是一時清醒，一時糊塗，在十個年頭裡駕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車東倒西歪，時而前進，時而倒退，使人們對他的期望與絕望交錯出現。大概到了他同陳雲、趙紫陽聯盟廢黜了胡耀邦的1987年後，鄧就一直走下坡路了。他同趙紫陽的蜜月沒有維持多久，發現了趙手下「精英」們玩弄的「新權威主蟻」，不但用來對付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工人、知識份子與農民，也是用來對付他的。
本來1989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不是對著鄧的，也不是趙紫陽策劃的。他也並非無路可退，而是有路可進。只要實施十年前他自己主張的民主政治改革綱領，他就有最後的歷史機會同民眾一起擊敗新舊權威主義，使中國真正走上民主、法治、現代化的道路。然而鄧已不是十年前的鄧了。那時他還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和創新精神的改革家，現在他真的老了，遲鈍了，被一群自私而愚蠢的腐敗官僚所包圍，做出了無可挽回的錯誤選擇。他把真正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熱血青年視同昔日「淮海戰場」上的敵人，動用幾十萬「解放軍」圍而殲之，寫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這個帝國還在以鐵和血的恐怖維持著最後的統治，但是它的基礎已經分裂，行將崩潰。鄧的血的遊戲表面上成功了，其實是失敗了，現在他不但自己陷於全民的包圍中，而且使中國成為世界民主運動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一個孤島。
去冬我離開祖國流浪到紐約，本想以自身的經歷寫一本《毛澤東帝國》。六四的鮮血使我無法平靜地寫下去。我變更計劃，準備先寫出這本《鄧帝國》，它似乎有更切近的意義，然後再回頭去寫《毛帝國》。那麼未來還會不會有「第三帝國」呢？這是我研究的主要課題，也將是我的最後一本書。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完成她。
1989、11、7 於Ann 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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