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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1989年晚春，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不久前宣布他將辭去最後一個職位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退休。然而出乎全世界意料之外，他突然調動幾十萬軍隊包圍了自己統治下的首都北京，在圍城部隊與北京民眾對峙半個月後，他下令步兵與坦克於指定時刻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導致成千無辜民眾慘遭屠殺，與此同時，他廢黜了兩年前更換的接班人趙紫陽。他雖然一再拒絕自己擔任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卻從1980到1989年連續廢黜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個最高領導人。這個不需要用皇冠來顯示自己擁有絕對權力的老人，就是鄧小平。
1989年5月31日與6月16日，即下令屠城前後，鄧小平不尋常地兩度發表他的「政治交代」。他表明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自己雖然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可以說處在一個關鍵地位」。他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代」核心是毛澤東，「第二代」核心實際上是他自己，從現在起要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這就是說，他實際上早已建立起毛澤東帝國之後的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帝國的最後一幕是1976年清明節。毛僅僅用民兵與棍棒驅散了天安門廣場的民眾，流了血沒有死人，抓了人沒有處決。這一次鄧卻用坦克、機槍、衝鋒槍、火焰噴射器殺人，隨後是大搜捕、大處決、大清查，「除惡務盡」，「斬草除根」，至今還看不到這場血的遊戲的盡頭。
然而鄧小平也曾以中國改革與開放的旗手聞名於世，兩度被美國TIME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他自己曾引以為榮，他獲得過包括中國農民、工人、學生與知識份子的愛戴。五年以前，當他威風凜凜地從天安門城樓下來檢閱軍隊完畢，回去觀看群眾遊行的時候，人群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旗幟。中國老百姓稱呼一個領袖「你」而不是「您」，而且製成旗幟到天安門前突然打開表示親切問候，這是第一次，說明那時鄧小平離老百姓的心還很近。
對於這樣一個集改革家與暴君於一身的複雜人物，我曾有機會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幾個關鍵時刻從較近的距離觀察過他。
第一次是1956年。鄧剛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總書記，是毛澤東最喜歡他的時候。那時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與「十大關係」，顯然準備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全面展開非史達林主義的改革，他也準備向西方打開大門：「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毛是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第一個抵制史達林主義獲得勝利的大國領袖。鄧小平年輕時曾追隨毛澤東反對史達林——王明路線並因此被趕下台，同他一起挨整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潭。毛澤東是在朝鮮戰爭斷絕西方通道之後，才放棄自己的新民主主義道路，投入史達林的懷抱。現在史達林死了，朝鮮已停戰，西方通道可能恢復，毛澤東理所當然要走自己的路。毛的「雙百方針」與「十大關係」是針對蘇聯也針對國內史達林主義者的，他要清算教條主義，改變朝鮮戰爭以來中國走的史達林道路，像他三、四十年代改變王明的史達林教條主義一樣。
然而東歐發生了波茲南與布達佩斯事件，使毛處於兩難境地，在國內進行改革，必須批評史達林教條主義；而批評史達林教條主義，又會在國際上助長波蘭、匈牙利開始的自由化進程。毛對波蘭、匈牙利事件有獨特判斷，波茲南事件發生時，赫魯雪夫把軍隊開向波蘭邊境，準備干涉。毛澤東阻止了他，說哥穆爾卡是同志，波蘭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匈牙利事件發生時，赫魯雪夫不準備干涉，毛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說服赫魯雪夫出兵，說匈牙利是反革命暴亂，納吉是敵我矛盾。
那時中國學生也有一點思想波動，個別地方發生罷課請願事件，毛澤東要鄧小平給學生做報告，鄧選中清華大學。我那時擔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清華大學委員會書記。校長蔣南翔帶我到中南海向鄧彙報學生情況。初次面對這位大人物，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多少歲？」
「二十五。」我答。
「還有資格（指做青年工作），我是倒過來，五十二，」接著指指耳朵：「你大點聲講，我耳朵聾。」
我向他扼要彙報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後學生提出的問題，大約七、八分鐘。接著，蔣校長又講了一些，他不再發問，自己講了起來。他說：中央正在寫一篇大文章，回答國內外一大堆問題，其實中心問題是一個，史達林問題。赫魯雪夫、鐵托他們的做法是「一棍子打死」，波蘭、匈牙利事件就是他們這種做法引起的。這次總理去莫斯科批評了赫魯雪夫。我們主張對史達林，第一保護，第二批評。現在歐洲動盪，我們比較穩定，學校裡面有一點波動，主席叫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到大學講演，要我帶頭，我就到你們那裡，下個禮拜，文章一出來就去。
鄧的這幾句話給我的印象，是他的注意力已經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從死去的史達林轉移到活著的赫魯雪夫了。史達林死後，中蘇之間形成的新的分歧，似乎正在取代史達林時代的分歧，而這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可能是更深刻的分歧。「十大關係」、「雙百方針」這些針對史達林主義的國內改革新思維，也許將消失在赫魯雪夫「一棍子打死」史達林這個新的巨大陰影裡了。
那篇大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的第二天，鄧就到了清華，報告之前我陪他匆匆參觀了實驗室，然後他在大禮堂講話，從下午三點一直講到八點，足足講了五個鐘頭，這是我聽到的鄧的最長的一次講話。毛似乎很關注鄧的這次講話，在毛選五卷裡面，提到鄧這次講話的就有三處，這是很不尋常的。鄧的講話充分肯定了史達林和蘇聯道路，批評了赫魯雪夫和鐵托，標誌著中國從批評史達林教條主義到批評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歷史轉折，預示了即將來臨的1957年夏季開始的政治風暴。
第二次是1962年7月，我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聆聽他的講話，那時我已離開青年團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了，但由於團中央委員的任期未滿，我仍去參加每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鄧小平就是在會議上講了他的那句名言：「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後來流傳中已將「黃貓」改為「白貓」。）
那時是三年困難後的恢復時期，又是反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鬥爭的一個間歇期。那年1月開了七千人大會（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前幾年工作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5月間中央又開了一次小型工作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都參加了，毛澤東不在北京。會上繼續批評前幾年「左」的錯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文革開始時自殺）慷慨陳辭，提出反對「左」傾頑症，同毛澤東一貫反對右傾頑症相對立。在討論恢復農業生產問題時，會議參加者傾向於對農村「包產到戶」要承認它合法，以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鄧小平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到共青團中央委員會上來講話的。他說：
現在農村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以各種形式包產到戶的恐怕不止百分之二十。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現在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用哪種方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
因為切中要害，鄧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反右派（1957年）、反右傾（1959年）以來籠罩著人們的沉悶空氣一掃而光。青年團幹部往往比較敏感，似乎從鄧的講話中可以感到一個解放思想的新時期來臨了。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輕鬆。
鄧小平是1962年7月7日上午講的，就在當天晚上，毛澤東從湖南回來，召見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講他自己在湖南農村做的調查。毛的結論是，貧下中農反對單幹，要求鞏固集體經濟，與北京政治局常委意見完全不同。
結果怎樣呢？並沒有一個人出來同毛爭論。當晚與第二天早上，鄧小平兩次打電話給胡耀邦：第一次要求把他講話中的「黃貓，黑貓」那段刪去，第二次他在電話裡補充了一段話，專講鞏固集體經濟，要求補進講話裡去。所以先後印發給與會者的有兩種稿子：先發的第一種是刪去了「黃貓，黑貓」那一段話的；後來發的第二種增加了一段鞏固集體經濟的新內容。「黃貓，黑貓」的那一段，僅僅留在我的筆記本裡了。
這個更正標誌著1962年7月7日晚間毛回到北京時，他的思想海洋裡已經醞釀著誰也不敢抵擋的新風暴。不久到了北戴河，毛發表「重視階級鬥爭」的著名演說，批評「單幹風」與「翻案風」。接著與赫魯雪夫重開論戰。毛駕起中國歷史的航船，毫不猶豫地直駛「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於鄧的「黃貓，黑貓」講話，雖兩度增刪，終未逃過毛的視野，成為1966年8月5日那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目標之一，導致鄧的第二次下台。
我再看到鄧時，已是十六年後，他是個七十四歲的老人了。那是1978年12月，中國還處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十字路口。華國鋒、汪東興提出「兩個凡是」，繼續走毛澤東晚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但遭到民眾普遍抵制。西單民主牆運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幾乎同時用同樣的語言反對兩個「凡是」，呼喚民主與改革。中央會議已經無法按照原來設計的軌道開下去，大家等待鄧小平出來講話。胡喬木為鄧準備了一個稿子，試圖在「兩個凡是」與反對「兩個凡是」之間找到一個折衷點。鄧看了很不滿意。11月30日晚，鄧小平找到胡耀邦，拿出胡喬木的稿子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12月一日清晨，胡耀邦打電話叫我到京西賓館他的房間，把胡喬木的稿子交給我，要我給鄧另寫一個。我有點困惑，因為久已不了解鄧的思路，難以下筆，胡耀邦講了一點他的設想，我覺得還形成不了一個有份量的講話，而這恰恰是當時需要的。我去找國務院研究室在鄧小平指導下工作的林澗青商量，擬了一個大綱，要點是否定「兩個凡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強調民主與現代化。第二天林澗青來了緊急通知，說鄧有了新想法，要我趕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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