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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楊中美
我曾先後寫過《胡耀邦評傳》與《李鵬評傳》兩本中共領導人的傳記，現又撰寫了《江澤民傳》。
如所周知，江澤民現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是十二億人口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1994年9月28日結束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其實質意義類同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獲得「在最重要問題上仍然需要其掌舵」的決定（即可以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議和在最重要問題上作出拍板的決定）。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用非常明確的語言指出：「在當代世界風雲變幻的條件下，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政中，把黨建設成為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在領導全黨繼續進行的新的偉大的工程」。《決定》並號召：「全黨同志要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努力奮鬥！」
該《決定》還進一步指出，日前中共在組織建設方面，已「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這就清楚地表明，鄧小平將其「在最重大問題上仍然需要其掌舵的最高權力，通過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已合法地移交給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
鄧小平曾掌握的在最大問題上需由其掌舵的中共黨內最高祕密，是1989年5月16日下午，由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與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北京舉行的會談中透露，並開始廣泛地被世界新聞媒體予以報導的。
消息披露之時，正是北京學生運動最高潮期間。顯然，當時主張對學生運動採取溫和對話路線的趙紫陽，意在向外界表明，儘管其身為中共黨內名義上最高領導人，也有心勉從民意來解決事端；但惜其無在最重大問題上拍板作決定的權力，故只能徒嘆心有餘而力不足。
趙紫陽的弦外之音是：我有心解決學運，但沒有權力；倘如我獲得權力，學運問題便迎刃而解。
不過聰明的趙紫陽，顯然還是低估了鄧小平鋼鐵般的性格與棉裏藏針的智慧，以及鄧小平手握著在最重大問題上有決定權的巨大效應。
1989年5月17日，即趙紫陽向外透露鄧小平在最重大問題上有決定權的翌日，鄧小平便行使其掌握的這一權力，在其家中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並斷然宣佈北京實行軍管，否決了趙紫陽的對話路線。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贊同和支持下，選擇了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接任被廢黜的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在1989年6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正式獲得通過。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並由江澤民接替了這一職務。但自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即使鄧小平正式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其實際上仍掌握著在最重大問題上有決定權的最高權力。
鄧小平具體行使最高權力之方式方法是：自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至中共十四大之間，一般由楊尚昆代表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由楊尚昆代為傳達其對重大問題上決定性意見。自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至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之間，則由鄧小平辦公室主任兼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代表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由王瑞林，代為傳達其對黨政國策的重大問題上的決定性意見。用中國傳統的歷史語言，稱此執政為「垂簾聽政」。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鄧小平決定把其掌握的最高權力在黨內以公開和合法的形式移轉給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確是意味深長的。探析其動因，應出於如下幾點考慮：
（一）年過九十高齡的鄧小平，屢經病危，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與晚年病危的毛澤東應相類似。鄧小平顯然在其思維清醒時，吸取了毛澤東晚年在接班人問題上，所犯的優柔寡斷的歷史錯誤之教訓，決定在其尚能發揮強勢作為之機，作出果斷的政治遺囑，將其掌握的最高權力通過黨內公認的形式，名正言順地移交給其挑選的接班人，藉以確保在其去世後，江澤民能以掌握的最高權力來繼續推行其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
（二）在鄧小平一旦去世，而彭真、萬里、楊尚昆等中共有影響力的元老仍存世的話，可以防止鄧小平第二的出現，杜絕他們干預政治和行使政治權力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出現。
（三）自1989年5月以來，在鄧小平的同意與監護下，江澤民先後接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一身兼三職。在鄧小平沒有放棄最高權力前，可以看作鄧小平通過控制江澤民，掌握著中共的黨軍政大權；同時也可看作江澤民在鄧小平的監護下，有條不紊、步步為營地在充實其在黨軍政各方面權力基礎。而在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將其掌握的最高權力完全轉讓給江澤民，是使其在有生之年，讓江澤民能名符其實地運用這一最高權力，在各個職位上，以發揮其決定性的效應。
由此可見，鄧小平在培養接班人與處理其掌握的最高權力問題上，與毛澤東相比，可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所謂鄧小平曾掌握的、現又移轉給江澤民的，在最重大問題上有決定權的中共黨內最高權力。據筆者在《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著作中考證，其源於1945年6月13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其時中共通過延安整風與中共七大，已建立了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一元化領導體系。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又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並在該次會議上，使毛澤東獲得在中共黨內重大問題上的最後決定權的權力。毛澤東享有的所謂最後決定權，也就是鄧小平曾享有，現由江澤民掌握的在最重大問題上的決定權。換言之，即獨裁權。
中共在1945年6月13日作出的這一項歷史決定，實質上使中共延襲了自秦漢以來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體與政黨領袖具有的皇權性格。
自毛澤東獲得獨裁權後，直至其去世為止，在長達四十一年餘的期間，其一時一刻也沒有將這最高權力放棄或轉交給其挑選的接班人。相反，毛澤東屢屢實行其獨裁權，不僅發動了「文革」，還先後廢黜了其選立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王洪文，換立了華國鋒。儘管毛澤東在其垂死之年，選立了其稱之為「也不蠢」的華國鋒，但其沒有將這一獨裁權以黨內合法形式移交給華國鋒。由於毛澤東對權力的無限崇拜與農民式的吝嗇，遂使其最後選立的華國鋒，儘管在其死後兼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的黨軍政最高職務；然因手無最後決定權，而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中共強人鄧小平輕易地趕下台。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在黨內排名逐漸躍進，至1981年6月29日結束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確立了其在黨內No1的地位，並實際上享有在最重大問題上的決定權。換言之，毛澤東生前享有的獨裁權，經一番黨內驚心動魄的鬥爭，最終落入了鄧小平手中。鄧小平行使這一權力，在1987年初，罷黜了其親自挑選的第一位接班人胡耀邦。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只是因鄧小平準備辭去其所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之職，作名義上的引退，故在該次會議上按照預定的政治設計，賦與鄧小平實際在握的最高權力。而鄧小平也正因為有了這一合法的最高權力，故能挫敗趙紫陽的挑戰，在1989年5月17日，廢黜了趙紫陽的接班人資格，並挑選了江澤民為第三位接班人。
自1989年6月23日，江澤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其身居中共最高權位已近六年半之久；在位時間也已超過胡耀邦（1981年6月～1987年初）、趙紫陽（1987年1月至1989年5月）前兩位接班人的在位時間。儘管其在位時間也曾遭遇過不少政治危機，但憑其政治領導能力與政治權謀，以及強順的運勢，不僅能化險為夷，還一步步地鞏固了其政權，並在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又正式獲得了鄧小平自毛澤東手中繼承的最高領導權力，奠定了其在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實際上宣告了中國的鄧小平時代的結束、江澤民時代的開始。因此，《江澤民傳》的問世，其首要意義可以說該書探析了一個時代的變化，記錄了一個變化的時代蹤跡。
毋容懷疑，中共政體仍是一個以人治為主的國家，這一性質自秦漢至今仍無質的變化。
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將他撰寫的《史記》，分為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五部分；此體例又經班固改定，分為本紀、表、志、列傳（把世家併入列傳）四部分。用「本紀」編年式紀事來記帝王的統治事跡；用「表」駕馭複雜繁浩的史事；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列傳」記人臣行狀。由司馬遷創始，經班固改定的紀傳體體裁，後被中國史家奉為治史典範。以「紀傳」體裁構成的二十四史與清史稿，即是通過描寫「人」的歷史變遷來反映「國」的歷史盛衰興亡。
既然中共政體的性質和人治為主的歷史至今仍無質的變化，那麼通過《江澤民傳》的主人翁江澤民的「人」的歷史，也可對中共黨史與中共政局發展的一個縱斷面能增進較清晰的瞭解。
毫無疑問，江澤民時代的中國，正是傳統中國向現代化中國急速演進之時，也是世界各種勢力在後冷戰時代正在重新組建其新秩序之際。主導中共歷史演進的兩個重要因素：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傳統中國的「體」的因素，以及以意識形態訴求為旗幟的共產革命因素；也就是中共目前正強調的所謂「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口號中的「具有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兩個關聯組合的因素，正在從絢爛走向平淡。而江澤民時代的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歷史大轉變之際。江澤民時代能否成為中共的一個跨世紀工程，確是一個在世紀交替之際值得關心的中國問題。
因此，一些中外史家與論者簡單地說江澤民如華國鋒，或把鄧小平與江澤民的承繼關係稱為「蕭規曹隨」的漢家故事，顯然是受中共影射史學研究方法影響的迴響。而歐美式新舊斑雜的理論，從「全體主義」到「後現代封建專制政體」的諸如此類理論模式，都無法套住當代中國生鮮活潑、日新月異的變化內容。這誠如歌德所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至於1994年11月，美國國防部研製的題為「中國的中期展望」報告，稱中共領導集團將在今後二年內崩潰，在貌似科學的分析中，透出一種吉普賽女郎的浪漫主義與卜卦式的斷論，實際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唯心分析。對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問題研究，必須以改革開放的中國的內部不斷變化的客觀事實為依據，將其放在世紀交替的世界關係的大環境中予以綜合考量。
本書與本書中「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之章節內容，正是依據「綜合變量」的角度研寫的結果。江澤民時代的列車，在千呼萬喚聲中已駛入了歷史的軌道，在其呼嘯奔馳中，能否在世紀交替之際與現代中國秩序、世界秩序接軌續行，正如本書序言開首所說，也是本書主人翁江澤民在其1988年主政上海、主持上海鐵路新客站落成儀式時，仿照唐代詩人王勃《藤王閣序》中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了一句形容當時上海改革開放形勢的名言：「困難和希望同時並存，機會與挑戰一起出現」。江澤民時代的中國與江澤民，目前正處於其所說的形勢之中。
但不管如何，江澤民時代的中國的布幕已經拉啟，整肅北京獨立王國的貪污枉法與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拔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構成以其為核心的中央軍委領導體制，則是《江澤民傳》的主人翁已成為當代中國歷史的主角登上舞台亮相，成為手持紅旗舞的歷史弄潮兒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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