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爪(BC0096)──毛澤東背後的邪惡天才康生
The Claws of the Dragon--Kang Sheng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
       John Byron ; Robert Pack
譯者：顧兆敏、顧兆平、金朝暉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05月10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12頁
ISBN：9571325376

【書評｜引言 1｜引言 2】

▼  引言 1

看不見的手

數十年來，中國通始終對毛澤東這位締造現代中國的卓越人物懷有濃厚的興趣。同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類的當代暴君相比，中國通們注意到，毛澤東從未將他的千百萬人民送進毒氣室或交給行刑隊。他下決心調整國民經濟結構，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陳腐的封建模式，但並沒有意識到會有數字如此巨大的農民死於饑饉。儘管他蠻橫地堅持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但他並沒有得寸進尺去吞併別的國家並企圖統治全世界。

誠然，中國大陸的人民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50 年代初來勢兇猛的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運動， 50 年代末災難性的大躍進運動， 60 年代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和 70 年代他那更加聲名狼藉的荒淫無度。毛澤東或許是採取過種種極端的措施，這樣說並沒錯，但他當時別無選擇：那是在一個非常時期的非常環境中採取的非常措施。毛澤東同具有明顯兵力優勢並有美國作後台的國民黨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內戰，在贏得這場戰爭並在1949年將國民黨驅逐到台灣以後，他馬上就面臨這樣一個任務：治理一個飽經戰爭創傷、有將近六億人口的國家，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又都是落後愚昧、沒有文化的貧困農民。許多外國專家斷言毛澤東是 20 世紀的偉大革命家，並認為身為一個獨裁者，他相對來說是比較仁慈的。

然而，很少有局外人知曉毛澤東和那個專幹卑鄙勾當的邪惡人物之間的關係。對局外人來說，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或許是一位缺乏教養的「好警察」，但是毛用來宰制人民共和國的暴虐政權，卻受到詭計多端的「壞警察」、東方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在西方鮮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響。

康生是誰？一個模糊又不可思議的人民委員，一個兼具多種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澤東的媒人、國際關係專家，還是一位老資格的審美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顧問。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顯赫，源自他多年來一直擔任共產黨秘密警察首腦。他建立了一套體系，用來消滅成千上萬中國同胞，奴役且折磨數量更為廣大的民眾。

康生微妙的政治藝術、優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澤東著迷，使他成為現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勢力之一。確實，在康生旁邊，毛澤東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似乎遜色不少。毛澤東儘管具有魅力，但相較而言僅僅顯露出平面的東西；康生則是個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縱者，藉使人遭受極度痛苦和毀滅的藝術手腕，他把鑑賞能力和情報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種文藝復興時君主犯罪的歡愉中。康生的惡毒最終為他贏得了一個恰當的神話頭銜，要是有人膽敢當他的面叫他「閻羅王」，也許會讓他覺得高興和有趣。

1989年春天，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遊行，他們的抗議是以追悼胡耀邦開始，以大約兩千名平民在6月4日遭到屠殺而告終。中國共產黨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死於同年4月，那是在他試圖向體制中注入一種自由精神而被剝奪了權力的兩年之後。1978年在一次譴責康生的秘密演說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比作步捷爾任斯基後塵的冷酷兇手拉甫連蒂．貝利亞（Lavrenti Beria）。這種評價是大多數明達的中國人的共識。

康生本人樂於與捷爾任斯基作比較，甚至接受這個比較，但是要貼切的類比人物是貝利亞。康生一生大多數歲月都擔任中國共產黨的秘密警察首腦，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頭十年裡被委婉地稱作「社會保衛局」。事實上，他捲入安全工作的時間足足有貝利亞三倍長。儘管種種傳奇色彩圍繞著他，貝利亞主持蘇聯秘密警察工作僅有九年時間。他們同是製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貝利亞的共同之處還不止這些。貝利亞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員，工業界的頭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聲名狼藉，他是史達林的很少幾個親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會議上，史達林和貝利亞會用格魯吉亞語恐嚇別人，這是其他蘇聯領導人都不懂的語言。像貝利亞一樣，康生也扮演其他許多角色。

儘管康生最後一個進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卻是毛澤東最信賴的人。毛澤東的其他親密戰友都是 20 年代或 30 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他們大多數人在 30 年代中期史詩般的長征期間同毛澤東結下了牢固的關係，而那時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1937年回國之前並不認識毛澤東，但他很快就學會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贏得毛澤東的信任，並使自己成為毛性情相投的知識分子朋友。康生出身於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是比較有教養的，但他的富貴血統並不妨礙他同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澤東的不滿來反對那些自以為比主席優越的知識分子。康生和毛澤東在一起度過了無數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後在北京，而後在晚年巡視國家的途中，一起討論政治、中國歷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幫助潤色毛澤東的詩詞和推敲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文。

毛澤東則賦予康生巨大的權力來迴護他。不管其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罪行，康生被安排在許多重要的崗位上，並受到保護免遭批評。1947年，在山西省林縣主管土地改革時，康生施行的政策幾乎殺掉了每一個地主和富農，使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產生憎惡；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義憤填膺，但毛澤東認為應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選出來，做為反「右傾」的一次勝利面廣為讚揚。身為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集會上的代表，康生在適當的時候會隨意歪曲會議紀錄，挑選他認為主席想聽的東西彙報，並給自己帶來榮譽。其他出席那些會議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敢對康生的說法提出質疑，而毛澤東相信，如果從康生那兒聽到什麼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據可靠的證據，康生還是江青的密友和舊情人，這位漂亮妖嬈的女演員後來成為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1924年山東省諸城那個有著古老城牆的城鎮相遇，那時康生二十六歲，江青十四歲，他很可能是她眾多性伴侶中的第一個。十三年以後，當江青在延安共產黨總部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時，康生熱切地幫助她去追求他的保護人。毛澤東的其他同事懷疑江青是國民黨間諜，但是康生為她擔保，使毛澤東可以同她結婚，這贏得了他們夫婦終生的感激。

康生是個意識形態的倡導者，他把史達林主義鎮壓和控制理論引進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莫斯科的四年裡，作為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康生親眼目睹了史達林的大清洗，之後，他把對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徹理解帶回中國：怎樣在審訊中逼供取偽證，以此達到對社會的完全控制。康生把這些才能供毛澤東支配，在1942年臭名昭著的整風運動中，他們的配合默契十足。這次思想改造運動為持續了四十多年的極權主義控制建立了一種典範，直到 80 年代中期。

康生運用史達林的方法來消滅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他偶爾也抓到真正的國民黨特務。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個人的敵人和其他人，他們被迫作出的供詞都是為他自己骯髒的意圖服務。像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處於高位時一樣，康生在他擁有權力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備有一張假想的叛徒名單，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然而，與麥卡錫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約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懷疑之外還需要指控罪行的證明。而康生從不必擔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會被單純的事實真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國勞改營的創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這個系統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運作達半個世紀，幾百萬中國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處死。康生擁有一支「聲名狼藉的審訊官」隊伍，並被委與全權採用各種拷打和盤問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審訊者和拷打者之後，他們對受害者的苦難就變得無動於衷。他們發明的眾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栓在馬後，然後鞭打那匹馬，驅使他拖著那個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強迫把醋灌進受害者的喉嚨，它是古代中國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根馬尾刺進受害者的陰莖。

當康生對他的施虐狂隊伍的努力不滿意的時候，他會親自介入，監督拷打並幫助發明使不幸者飽受痛苦和信口開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脅要把毒蛇扔進囚犯的牢房來加快獲取「供詞」。當需要恐怖的戲劇性表演時，他會極其高興地掩住囚犯們的鼻子，像牽著牛一樣領他們穿街過巷。

康生是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那蘇聯問題專家的聲譽使他能夠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利用中國同莫斯科的衝突來擴大他個人的影響。康生煽動毛澤東對蘇聯政權的猜忌和懷疑，虛偽地將貶低主席的評論歸咎於蘇聯領導人，狡猾地設法使他的保護人與莫斯科全面決裂。結果，世界力量的均衡發生了變化，蘇聯發現自己同時對抗西方和中國。即使當兩大社會主義強權之間的鬥爭因變動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緩和，康生的影響直到今天還能感覺得到。

幾乎對所有人來說，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動者之一。出於某種拉斯普廷和伊阿古式的傳統習慣[譯註：Rasputin（一八六四～191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亞歷山德拉宮廷中的一個有權勢的寵臣；lago為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中奧賽羅那狡猾殘忍的副將），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澤東的頭腦：中國社會必須徹底清除所有反動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幾百萬人的生活被永遠毀掉了。僅僅康生發動的一次反「外國特務」運動，據說就有九十四萬受害者，其中大多數人都是無辜者。他們的命運就是以審訊、監禁到處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為江青和「四人幫」這些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統治中國的激進派集團出謀劃策，幫助他們如何更好地將這場運動轉向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在胡耀邦的報告中，康生是「『四人幫』的黑顧問和劊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國各個部門和各個領域，沒有他作後台，『四人幫』只不過是四個小丑，不可能企圖獲取權力，除非所有的好黨員都死光了。」

江青一直被拘留，直到她自殺。她被監禁在秦城監獄圍牆裡特別為她建造的一座別墅中。據報導，她是在1991年5月上吊自殺的。她的良師益友康生，如果不是在1975年12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死去的話，或許會同她一起受到審判。康生死於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的十個月前，等於是及時退場。不過，以康生的陰謀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黨內的資深地位，可能會拯救他和他的激進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測道，如果他沒死的話，「四人幫」可能不會垮台。

康生是個無恥的陰謀家和勾心鬥角的能手。除了毛澤東以外，他與每一位資深領導人密切交往的時候實際上都欺騙了他們。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單可以構成一座中國革命的名人紀念館。在他一生的最後階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義的傑作，指控他最親密的盟友江青通敵。但是他生平的最後一次成功指控，不因康生的死亡而失去作用：在去世前兩個月，康生同毛主席最後一次會面，他警告毛澤東，鄧小平（康生以前的盟友和搭檔）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應當清洗掉。毛澤東在康生死後聽從了勸告。

康生實際上比他所有的受害者活得都長，這是他狡詐的最後證明。他喜愛以知識分子的形象出現，把興趣置於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使他得以消除公眾的懷疑並隱瞞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儘管受到普遍的憎恨，但康生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不是死於敵手，而是死於癌症。

如此結束了他享樂主義的漫長一生。康生曾因誘姦父親的小妾而聞名，成為家庭的浪蕩子。為了試圖約束康生青春期的亂交傾向和反叛行為，他父親安排了一個當地姑娘同他結婚，但是康生逃脫了那場婚姻，同一個名叫曹軼歐的共產黨員結了婚。康生從未操心同他第一個妻子離婚的正式手續問題，而將他的床讓妻子和小姨蘇枚分享。

康生並不僅僅沉溺於同小姨子間的性關係。他也是個有癮的鴉片吸食者，這是一名向本書提供材料者在 50 年代初期發現的，當時她去探望在北京醫院裡養病的康生。她發現他帶著全套吸食鴉片的工具：煙槍、煙燈、用來在火苗上燒煙泡的細針和小匙。康生利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儘管那時候共產黨正在無情地處決任何進行毒品交易的人。

康生有些樂趣顯然是很平常的，只有在人民共和國那個荒謬的環境裡才被稱為惡行；在那兒，一個高級官員在辦公室裡放置鮮花會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的奢侈。康生非常溺愛他的北京 種愛犬，這是過去專為皇室預備的，儘管共產黨政府禁止它的公民豢養愛畜。在政府的眼裡，愛畜耗費珍貴的食品，還使人回想起中國資產階級的過去。通常數量不多的犬類被飢餓的平民絞殺吃掉。豢養寵物並不是康生唯一的宮庭生活樂趣，他還雇了一名廚師，這個廚師曾替1911年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燒過菜。康生贊成共產黨所有的清教主義戒律，只要它們不干涉到他頭上。在他心中，他是高於統治大眾的法律之上的。

康生還是位畫家和書法家，以他非常罕見的才能而聞名：左右手都能同樣熟練地使用毛筆。他作為一名收藏家和藝術保護人，積聚了許多無價之寶：繪畫、瓷器、青銅器、硯台和古代手稿，這些都是他曾幫助摧毀的世界寶藏。就像美國間諜大師詹姆斯．J．安格里頓（James J. Angleton）以他對蘭花和詩歌的興趣而著稱一樣，康生有自己的審美愛好。但是康生的藝術追求散發出一股惡毒的氣味；他「擁有」的許多藝術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紅衛兵為他欺騙和偷竊得來的。康生不僅想要占有藝術，而且在他的權力巔峰時期，他無情地迫害那些以前令他妒忌的藝術家，這非常像他的門徒江青設法消滅那些製片人和演員，他們曾在 30 年代的上海阻礙她往電影方面發展。

康生的許多罪行幾十年來一直隱藏著，但是對於政治上自覺的中國人來說，他是個邪惡的化身。在眾多圍繞著他積累起來的傳奇中，他變成了幽靈般無所不能的惡魔。至少有兩本書這樣報導，從1949年共產黨勝利以後他在公眾視線中消失的六年內，康生正在安排一個陰謀，竊取情報以發展中國的核武器。事實上，康生那幾年是在醫院裡度過的，顯然是經歷了某些方面的精神崩潰。經過幾年的逐漸康復，他得以重返社會生活，重新回到黨最高層，展示他在政治生存中的出色技巧和毛主席對他似乎是無比信任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