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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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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爪(BC0096)──毛澤東背後的邪惡天才康生
The Claws of the Dragon--Kang Sheng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
       John Byron ; Robert Pack
譯者:顧兆敏、顧兆平、金朝暉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05月10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12頁
ISBN:957132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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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引言 1引言 2



  引言 2

(看不見的手)

但是在神話和流言是非的耳語世界裡,康生依然是中國的魔鬼,任何邪惡或神秘的事件都歸罪於他。當他的對手,國民黨秘密警察頭子戴笠在1946年3月的一次空難中喪生時,許多人都認為康生是行兇者;其實不是。1946年4月,一架載有十二名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國軍用飛機墜毀在山西省的一座山脈中,機上人員無一生還,其中包括被認為是康生的對手——前安全部門首腦。這次空難又被說成是康生的破壞;其實也不是。1971年林彪試圖推翻毛澤東的計畫失敗後,在出逃途中死於另一次飛機墜毀中,又有人懷疑是康生幹的;其實他們都錯了。

康生還被指責要為 60 年代上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柯慶施和前國民黨將軍李宗仁的死負責,李宗仁背叛了國民黨,並且投靠共產黨。這次康生又是清白的;柯慶施在吃過一頓辛辣的川菜後死於心力衰竭,李宗仁則因年老體衰而歿故。

每當一樁不可解釋的悲劇在中國發生時,康生的名聲就變得如此,他會成為一個主要的懷疑對象,就好像一位美國人被認為要為約翰.甘迺迪、羅伯特.甘迺迪和小馬丁.路德.金的神秘謀殺案負責一樣。關於康生那些未被證實的罪行和純為推測的神秘功績,幾乎表明了他的權力之所在,同樣也激發起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想像力。就他個人而言,康生具有那種惡魔般的神秘性,西方的陰謀家把這種神秘性歸於像黑手黨和中央情報局那樣的組織。

到了 70 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盡元氣之時,康生的可怕地位給整個現實投上了陰影,他被認為是先前十年那種民族自殘行為的主要罪人。當胡耀邦向全國描述作為政治罪犯的康生的經歷輪廓時,他並不是簡單地為所有在康生手中受過磨難的人尋求公正;他之所以選擇康生為無數邪惡行為的罪魁禍首,是為了保護共產黨組織和它光芒四射的締造者毛主席。

胡耀邦急於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免受康生罪行的影響,他甚至暗示康生密謀反對偉大的舵手,曾於1972年在毛澤東的辦公室安裝了竊聽器,然後暗殺了那些負責安裝的技師。但是康生是沒有任何辦法安排這些行動的,那年他有病,甚至不能在「五一勞動節」上露面。而且康生同主席是如此親密,他並不需要去偷聽什麼。如果沒有共產主義獨裁傾向和同毛澤東的深刻關係,康生或許會作為一個藝術教師或小官僚來度過一生。康生之所以出頭,成為偉大民族史無前例之恐怖手段的集大成者,關鍵點在於他所生存的那個環境和與他一起工作的人們。身為中國共產黨統治者之一員,康生依恃著中國極權主義體制,冷酷無情地濫用權柄。至今,他依然是那種制度內部腐敗的象徵;那種制度把持有異議當作敵意、把批評當作不忠、把自己的人民當作可替換可省略的動物。

1983年夏天一個酷熱的夜晚,約翰.拜倫(John Byron),一位西方外交官,駕駛著他那裝有空調的豐田車從北京的長安街駛進大華路,一條通往猶存的舊使館區的狹窄街道。他駕車慢慢地駛進懸垂的樹叢下的陰影裡。一個高高瘦瘦二十多歲的中國青年從一幢灰色的磚砌大樓裡快步走來,打開了拜倫汽車的門。他留著一頭按西方標準是時髦漂亮的長髮,但對於共產黨封建君主來說,卻顯得幾分不馴。那青年一隻手裡拿著一包像書一樣大小的東西。

蒐尋康生的材料促使拜倫進行了這次偷偷摸摸的、冒險的短暫會面。拜倫身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在北京滯留了好幾年,偶然間不斷發現有關康生的資料片段。隨著每一個片段的發現,他越來越渴望掌握任何有關中國那難以捉摸的秘密警察首腦的材料。此刻他在暗淡不明的燈光下面對面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並排地同那難以看清的年輕人坐在一起,只因後者答應揭開有關康生過去許多事情的謎底。

當拜倫加速駛過北京醫院——一座專門為共產黨高級官員服務的現代化醫療機構時,他的乘客在座位上坐得低低的,似乎想儘量把自己藏起來。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坐在一輛外國人的汽車裡在這個城市轉悠,是很不尋常的。從傳統上說,中國人迴避窺探別人的事情,但是在人民共和國這個警察國家裡,你絕不可能分辨某個正坐在路邊、在夜晚的微風中消暑的傢伙也許正睜著一隻眼,注視著周圍的情況。一個下班的安全局官員或者一名街道委員會代表可能會記下金屬車牌號碼並且出於獲取某種獎賞的心理去報警。

拜倫的車拐進了東交民巷,這是一條濃蔭覆蓋的大街,兩旁座落著曾經是使館、旅館和大教堂的建築物,他的乘客鬆弛了一點兒,點了一支煙,用幾乎略高於耳語的聲音開始說話。

「還記得我曾提到過一本關於康生的書嗎?」這位中國青年帶著一種歡快和勝利的語調問道。一、兩星期之前,他曾告訴拜倫關於一本康生傳記的珍貴書籍的事。「瞧,這就是。我從一個朋友那裡借來的。他還不知道我拿走了它。我必須明天還回去。你必須在今天晚上複印。」

當時拜倫說一個晚上複印全部可能來不及,因為複印在人民共和國不比在西方普及,他的乘客堅持道:

「這是爆炸性材料,就是只給中國人看的『內部』書籍。儘管才發行不到一年,就被查禁了。一些大人物都痛恨這本書。他們說它洩漏了太多國家機密。這是他們的說法,就是說它揭露了的這個制度核心太多的腐敗,及身居高位人物的優裕生活。現在你去複印吧,你必須記住『紅旗』這個名稱,就是這家公司出版了它。而只有高級幹部才能僥倖得到它。」

拜倫的乘客長長地吐了口氣,又點了一支煙。「這是本很有趣的書。康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不僅是個秘密警察頭子,他還是各種文化領域的專家,包括情色文學。」

正如拜倫的聯繫人所斷定的,《康生評傳》這本四百三十七頁的書描述了康生迄今還未被披露的特殊生活。拜倫不久就意識到作者的名字「仲侃」是個筆名。一星期以後,拜倫的消息提供者告訴他,作者實際上是兩個人,只能辨認出其中的一個:馬仲揚,共產黨的主要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副主編。拜倫花了很長時間才搞清馬仲揚的合作者足李侃,一位黨內資深的史學家,曾寫過幾篇有損毛澤東聲譽的文章。「仲」取自馬仲揚,加上取自李侃的「侃」就是「仲侃」。

這本康生傳記有許多使人惱火的省略。當它坦率的時候也很坦率;但因為是在中國寫的,所以不得不對那些被禁的主題遮遮掩掩,或僅僅暗示一下。拜倫看出那本書不僅很不完善,而且「仲侃」用自由隨便的分散線索和通過上下文的暗示來彌補那些故意的省略。作為康生的畫像,它是失敗的,但它也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使人繼續追蹤每一條線索,直到康生生活中深層隱慝的部份被揭示為止。「仲侃」為這本你正在閱讀的書提供了一個骨架,而給骨架以血肉的則是其他數百個來源。

拜倫閱讀著康生從一個搞秘密警察工作的人變成能對藝術、戲劇、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施加影響的複雜人物,他也搜尋著康生特殊經歷中更深層的東西。但是這並非易事。中國領導人的生活長久以來一直避開公眾的視線。1936年,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坦率敘述了他自己的早年生活;可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共產黨領導人對他們自己談得越來越少了。有些人,像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在給外國記者安排的那些經過同意的偶然採訪中做些公開的表示,但是對於規則來說這是例外,是有意對輿論和好奇心透露盡可能少的東西。

有大量東西要掩蓋的康生採取了精心安排的步驟來隱匿他的過去。文化大革命中,他毀滅了許多記載他過去數十年活動的上海警察局卷宗。當中國在1970年重獲穩定的時候,康生甚至走得更遠,把共產黨檔案中的個人材料全部銷毀,代之以他為自己撰寫的簡短但光彩奪目的傳記。康生創造了大量傳奇,試圖欺騙、威脅或者恫嚇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只要有可能,他就殺害那些聲稱他曾做過國民黨特務或說他是共產主義叛徒的證人,或者讓他們保持沉默。

同其他領導人相比,中國人對康生更不願意多談。處於那個制度下的人們認為,他同毛澤東的關係如此親密,以致揭露康生就會冒著使中國全部社會主義遺產崩潰的危險,而這份遺產數十年來在各種災難的衝擊下已經搖搖欲墜。康生臭名昭著,1977年他死後第一次對他的經歷進行調查時,對他的評判甚至都不用名字稱呼,而只是簡單地稱為「那個顧問」。不過,拜倫還是可以見到許多康生過去的熟人和同事。其中有些人靜心地待在家裡,一邊展示一張張康生送給他們作為紀念品的墨蹟,一邊追憶著關於他的往事。

沒有一種資料能夠——或者將會——披露康生的全部故事,但是許多人提供了資料片段。他們當中有黨內資深史學家;有康生許多親密同事的兒女;有來自中國文化界的人士,這個領域曾使康生感到愉悅,又曾遭受過他的蹂躪;還有許多以前從未被西方人採訪過的人士。用他自己遮遮掩掩的方法,康生成了一位世界級人物;通向他的迷宮的地圖碎片分散在世界各處,從北京的偏僻街巷到保存在台灣的國民黨情報檔案,到西方的許多圖書館。有關康生的許多珍貴背景資料收藏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在美國國務院、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美國戰略情報局和中央情報局的卷宗檔案庫;同樣,隸屬上海市警察局特別科的卷宗檔案後來被移入國家檔案館,這也非常有助於了解康生身為一個年輕革命活動家在中國這個最大城市的情況。

不同地方也出版了有關康生(有時候,還有他自己的作品——通常是用筆名)的珍貴資料,包括來自香港和台灣的雜誌文章、各種權威的歷史著作,以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傳記裡的簡略參考書目。把現代中國政治的權威著述同「仲侃」對康生一生的描述兩者進行比較,就明白康生代表著 20 世紀中國這個拼圖遊戲中許多失缺的部分。

顯露出來的是一位冷酷陰謀家的肖像,他集反常的虐待狂、傳統藝術的精緻趣味、學者的歷史知識於一身。許多中國人把康生描繪成一個「兩面派」;作家林青山把康生比作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筆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物傑克爾博士和海德先生[譯註:Dr. Jekyll Hyde,斯蒂文森的小說《化身博士》中的一個晝善夜惡具有雙重人格的人物]。康生是歷史的產物,他成為一個現代政治組織的一部分,然後又促使它從裡面腐爛開來:他既是一個中國布爾什維克,又是一個流氓達官貴人。

中國革命經常被視為極端落後國家掙脫壓迫和貧困束縛的典範,但是康生的故事揭露出任何崇高事業的領導人都有可能屈服於腐敗、貪婪和欲望。在最初的幾年以後,革命的崇高理想就被越來越血腥而奇怪的幻想給歪曲了,這些幻想是由康生那樣的人及其君主、主人和受到蠱惑的毛澤東所編織的。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宣稱:「我們是老百姓。」但是,正如康生所代表的,「我們」意味著非常有限的一群生活在高層的當權者,而人民大眾正遭受著不可忍受的各種剝削。現在,在 90 年代,腐敗問題在中國是非常迫切的爭論焦點,因為領導人和官僚們運用特權和家庭姻親關係來改善他們自己的命運,而這種風氣直接來源於康生和他的同志們所樹立的榜樣。

康生對文化的愛是一種分裂情感的實例,他高雅的書法、雅致的繪畫、他對藝術收藏的熱情是一種冷峻的理智產物。他有一張古物收藏家的臉,如果在一個聚會上同他不期相遇,人們可能會錯把他當作一名和藹的藝術教授。事實上,除了熟諳德語、俄語之外,在他身上再也沒有什麼出眾之處。一個修長的男人,身高大約五英尺八英寸,比毛澤東略矮,但與周恩來和林彪一樣高,康生戴一副厚厚的眼鏡,喜歡吃胡椒和玩撲克牌(同大部分中國共產黨員一樣,有時為一隻雞或者其他一些小「請客」賭上一盤),煙不離手(在 30 年代,康生喜歡抽金鼠牌香煙)。

可是他的胸膛裡跳動著劊子手的心,對於一位精通古典理論之外、年輕時還混跡匪幫並且精通功夫和其他戰爭藝術的人來說,並不使人詫異。康生早年在上海曾領導一個共產黨小組,從此開始行使審訊者、起訴人、法官、陪審團和封建君主的高級劊子手的職責,幾乎終其一生不改其職。彷彿他能施展魔力似的,使人最好站在他這一邊。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招待劉曉吃晚飯,這是一位從上海大學學生時代起就有四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在用餐之時,他明言是出於好意;接著就在那天夜晚,康生把他的客人扔在一個秘密監獄裡一連幾個月,期待著劉曉會檢舉他的一個對手有罪。

今天康生被認為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在他死後的1980年被開除出共產黨黨籍。他的骨灰也從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移出。黨的幹部和一般知識分子同樣使用「托洛茨基分子」、「國民黨特務」、「機會主義者」、「虐待狂」這樣的措辭來譴責他,像是對他變化多詭的可怕行為的一種讚揚。由於康生的故事披露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黑暗可怕的秘史,這些稱號是恰當的。康生靠攏過這個運動的每一位傳奇人物:李立三、王明、周恩來、鄧小平、江青和最著名的毛澤東。正如他們每一位都把他推上黨的高層一樣,他一生的陰影也籠罩著他們的聲望。

康生信奉的是據稱位於現代進步思潮前緣的思想,但是他的天性和觀念又沉重地染上了傳統的色彩。同過去歷朝的儒家官員們一樣,他也被闡明管理國家的傳統哲學所困擾;同那些官員一樣,他也是一位頗有才能的業餘畫家;那些經常出現在皇帝身邊的寵臣,與太監和皇后嬪妃一起密謀,以犧牲宮廷以外的大臣和地方行政官來行使權力,同他們一樣,康生與毛澤東的妻子和朋友們密集策劃遏制正統的共產黨人民委員和行政官員。他在新皇朝中操縱了一場派系鬥爭,從而激起了一場民眾動亂,他又利用它來消滅政治上和官僚主義的敵人。運用一種把公式和教條言辭剪輯的手法,康生煽動中國人民相信,在一種神奇的魔力下,能達到科學和技術上的突破,就像世紀初義和團的首領們允諾祭祀儀式能夠保護他們的追隨者免受外國軍隊的槍彈一樣。他同小姨子的性關係甚至也引起複雜的色情陰謀,這同源自漢朝的小說「趙飛燕外傳」的有名故事一脈相承[譯註:「趙飛燕外傳」是以歷史舊聞為題的傳奇小說,近三千字,題漢伶玄撰,所記趙氏姊妹入宮得寵之事,《漢書.外戚傳》曾有記載]。

康生把中國人民的高級文化和文明生活同凌遲酷刑的醜惡名聲集於一身,不管他怎樣冷酷無情,他的狀況要比長征和內戰的英雄們更使人興趣盎然。毛澤東自稱是個革命家,他一邊與現代世界對抗,一邊仍保持著過去的精神,但康生的形象更為複雜。儘管康生臭名昭著,但是他那看不見的手打開了通向黑暗的大門,使中國再度面臨自青銅器時代以來就存在的周而復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

康生故事的價值在於它有力說明了中國政治和政府的基本動力,而不在於它那豐富多彩、使人心寒的情節。康生的故事揭示了中國千方百計繼續與傳統抗爭,以期使這個國家能夠進入現代世界。康生既是傳統的產物,又是歷史的囚徒,他對無情的革命和既迷人又使人驚恐的古代民族傳統同樣熱中。

看來,康生是歷史的產物的說法似乎很合適。為了探究他的起因,我們必須回到 19 世紀的中國,一個充滿著狂熱、殘暴專橫,被巨大而垂死的文化纏繞的失序社會;一個在有共產黨、有「人民共和國」,或者有個叫毛澤東的領導人之前就存在已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