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三：日清、日俄戰爭(WHA0374)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香港中和
作者：原田敬一
       Keiichi Harada
譯者：徐靜波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日期：2016年05月20日
定價：530 元
售價：419 元(約79折)
開本：32開／精裝／336頁
ISBN：9789888369171

【前言—致日本和亞洲｜第1章　初期議會｜結語—「光輝的明治」論與民族主義｜後記】

▼  結語—「光輝的明治」論與民族主義

戰後就是戰前的社會

人們在回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日本社會時，會覺得這是一個戰爭接連不斷的時代。換一種別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一場戰爭結束後，照理是迎來了戰後的時代，但實際上每一個戰後都是迎接一場新的戰爭的戰前。如果是一場戰爭突然降臨的話，那中間的這段時期還可以說是戰後，但實際上這段時期卻是在準備下一場戰爭，我們不得不說這是戰前。那麼人們為甚麼要連續不斷地製造這樣緊張的時期呢？

日清戰爭從清國那裡奪來了台灣、並將其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這原本不是這場戰爭的目的。日本單獨或者是與歐美各國列強一起來共同管理朝鮮、將朝鮮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這才是戰爭的目的。經過日清戰爭，雖然來自日本的壓力很大，但朝鮮王朝和朝鮮政府並未動搖，對於日本強烈的統治企圖他們不斷進行反抗，並未屈服。日本為了要謀求奪回在朝鮮（韓國）的整個權益，不斷摸索多維度的外交活動，最後決定打一場日俄戰爭。乘著戰勝的勢頭，一九一○年原本的獨立國家韓國被日本帝國合併，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這裡是本書要敘述的範圍。

媒體人三浦銕太郎（一八七四～一九七二）於韓國合併一年後，在雜誌《東洋時報》一九一一年九月號上撰文認為，現代日本的危險「第一在於因軍備費用過重而使國民陷於疲敝」，對此進行了批判，「我國在日俄戰爭以後陸軍擴張了兩倍。或者是包藏了分割支那的野心，或者是想要征服西伯利亞，如果沒有那樣雄心壯志的話，擴軍的意義就無法理解。」他已經預見到了以後陸軍和日本的發展方向。（松尾尊?編《大日本主義還是小日本主義》）

日本對朝鮮的統治是殘酷的，朝鮮民眾跨過了鴨綠江逃到了中國的東北部（所謂的「滿州」地區）。要阻止自立的朝鮮民眾從「滿州」向朝鮮發生影響，成了日本的課題。日本要追求的是，擴大在滿州的影響、穩定在朝鮮的統治，為此不惜選擇軍事解決的手段，這就是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日本的形象吧。

其轉折點就是日清戰爭。軍事力量在國家和社會中具有了重大的意義，因而小國日本的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兩點現象的產生，都在這一時期。

統治階層的形成與殖民地

東京大學在一八八六年帝國大學令發佈後成了唯一的「帝國大學」。「帝國大學」這一名稱的由來，就在於「根據國家的需要教授學術技藝」，也就是說其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國家的官僚。為了能進入東京唯一的一所帝國大學，在全國的高等學校（從第一到第八，均為官立高中）集聚了各地學生，邁出了走向國家官僚的進程。這一情形，在日清戰爭以後出現了變化。

作為第二帝國大學的京都帝國大學建立於一八九七年。以後又建立了東北（一九○七年）、九州（一九一一年）、北海道（一九一八年）、京城（一九二四年）、台北（一九二八年）、大阪（一九三一年）和名古屋（一九三九年）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首先設立的是理工科大學（當年的九月），在當時，培養工程師是第二家以後的帝國大學的職責。兩年後的一八九九年所開設的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人們期待它能成為與東京帝國大學相拮抗的培養國家官僚的機構，但其合格者的人數遠遠不及東京帝國大學。（潮木守一《京都帝國大學的挑戰》）後來所有的帝國大學內都設立了理科大學、醫科大學、工科大學（北海道和九州還設立了農科大學、京城設立了醫科和理工、台北設立了理農），通過學科的設置來突出它的重點，以國家之手來培養工程學和醫療領域的技術精英。

在帝國大學中單獨擁有法學部的，結果只有東京和京都（東北、九州、京城是法文學部、台北是文政學部），其他都是理工科的大學，在戰前的教育社會中處於頂尖的地位。

戰前國家官僚的官場社會的結構中，文官處於頂點，技術人員位居其下。從東大或京大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文官，一定處於優越的地位，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不久從官僚畢業後就成為政治家，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政治上的統治階層。這樣的道路，出生並在殖民地長大的「新國民」是很難踏入的。

殖民地的台灣和朝鮮的帝國大學，是一個台灣人、朝鮮人和日本人共同學習和研究的場所，但這裡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視的構造。（田村志津枝《台灣人和日本人》）在此之前進入中學之際及在中學期間，就存在著對台灣人和朝鮮人的歧視，在掌握作為外國語的日語上也存在著差異。在北海道、台北、京城三所大學裡，設有「預科」課程，預科的畢業生有義務升入該帝國大學，若要自由地考入東大或京大，則須跨過這樣的障礙，即必須進入「內地」的高中，若是台灣的話，則必須進入台北高中。「外地」的帝國大學，也接受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原本以高中程度的教育機關為終點的日本人，原本無法進入「內地」帝國大學的年輕人可通過這樣的迂迴戰術進入到「外地」的帝國大學。因此，對於「新國民」來說，他們能進入的門戶就很狹窄了。

包括大學在內的「外地」的學校，台灣和朝鮮的總督就代替文部大臣行使管理管轄的權力。不言而喻，朝鮮、台灣的高等教育機關的作用，不是培養國家的官僚，而是培養殖民地經營的人才。京城帝大設立理工學部是在一九四一年，台北帝大設立工學部是在一九四三年。都是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軍需工業增產的年代，必須培養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

兩種「國民」的形成

二十世紀末以來，在日本廣泛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日本對於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政策，只是將「先進的日本」的技術和資本移植到「落後的地區」而已，並不是像歐美那樣推行一種「極壞的殖民地統治」。根據迄今為止的詳細研究，這樣的「說法」是一種只需付之一笑的低水平的論點。根據經濟史的研究，台灣是被作為製糖和南進的據點而開發起來的，它只是在充實日本內地的生活和擴張國土上發揮著作用，並未實施過單純的開發政策。

此外在「先進」、「落後」這種說法的基底裡，顯現出了歧視的意識。合併韓國，是日本覺得對腐敗的朝鮮王朝負有責任、因而積極地將其作為殖民地，「先進」、「落後」的說法則遮蔽了這一實狀，甚至讓人感到日本將其作為殖民地是正當的。在韓國合併條約簽署的當晚，寺內正毅總監在給山縣有朋的信函中這樣寫道：

接下去要做的，是官衙的廢除與合併、對日本官吏的處置。據此前調查的情況，官吏腐敗的情況出人意料。將這些人淘汰革職，將是一件甚為棘手的事。總體而言，處理日本人要比處理韓國人困難。

信函中感歎道，合併後的「一件甚為棘手的事」，是對腐敗的日本官吏的處理。現狀使他覺得，已經在蔓延的日本官吏的腐敗，在進入日本帝國總督府的時代之後，將會變得更加難以處置了吧。這是因為作為統治者的日本人驕橫跋扈，他們難以自我約束自我反省。

一九一○年以後的日本，是一個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大日本帝國」。「帝國」裡，既有受大日本帝國憲法保護的「國民」，也有根本就進不了這一保護傘的「國民」。這之間的鴻溝是很大的。納稅的義務是有的，參加國政的權利沒有。受教育的義務是沒有的，在那裡所設立的大學組織，不是有關統治的法學部和掌握了產業經營關鍵的經濟學部，而只限於實利和技術的學部。朝鮮和台灣的民眾雖然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同時也沒有拿起武器接受軍訓來保衛自己鄉土的權利，這就是台灣和朝鮮的「國民」。

所謂的「殖民地統治」，不管本國在殖民地投下了多大的資本，其原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本國的繁榮，而不是相反。「憲法」這一大法，是國民國家的智慧之一。它規定了國民的權利和義務，雖然因不同的人而在種族、民族、思想和信仰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但並不承認在對待人本身上有任何的差異。殖民地的存在，與這樣的憲法是矛盾的。

長期以來為這一矛盾而苦惱的法蘭西共和國，結果在一九六二年三月，承認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設法去消解這一矛盾。這一過程中，諸如薩特等一批法國現代思想家，不斷地提出了這一問題，給世界以很大的衝擊。殖民地是由帝國的歷史所帶來的結果，為甚麼就不能放棄呢？但是近代日本從來就沒有受到過這樣重大的思想課題的歷練，而是因為一九四五年的戰敗這一「外來的壓力」而放棄了台灣和朝鮮，從而簡單地「解決」了「殖民地問題」。我們不需反覆不斷地回想起這一段歷史的經緯。這一經緯的起點，就是「日清戰爭至日俄戰爭」這段時期。認真地回顧歷史，就是一次不斷地挖掘思考的材料、拓展思維，使思想飛躍的冒險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