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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亮序
第三條路與政治轉型
．郭正亮（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隨著 2000 年總統大選的逼近，後李登輝時代的政治新思維，已經日益受到關注，尤其是陳水扁「新中間路線」、許信良「新政治」、宋楚瑜「超黨派政治」等「第三條路」的紛紛出籠，更令各界對大選的政治爆發力備感期待。台灣政治能否因此超越歷史束縛，能否因此脫胎換骨，頗值得深思。
第三條路是西方左翼運動的專有名詞，曾以三種歷史面貌出現：
第一波歷史運動，崛起於 1930 年代，起因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極化鬥爭，已經難以因應時代所需，因此產生仍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社會民主運動。30 年代的經濟恐慌，造成北歐社民黨和美國民主黨的執政，使社會民主理念首度得以成為現實﹔二次大戰的衝擊，也導致英國工黨的戰後執政，二者都促成勞資階級的歷史性妥協，使凱恩斯經濟學同時取代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形成以西北歐為主的福利國家。
第二波歷史運動，崛起於 1960 年代，起因是國家安全掛帥的現實主義，以及成長掛帥的物質主義，已經難以因應時代所需，因此產生以新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新社會運動，包括學運、綠色運動、民權運動、女性主義、和平運動等新左派，改以實現個人價值的文化多元主義，以及尋求另類生活的後物質主義為基調，從此改變了國家與社會、公與私的傳統二分，使政治內涵更加豐富。 b第三波歷史運動，崛起於 1980 年代，起因是福利國家普遍面臨官僚化和財政危機，勞資統合主義和國家保護主義，也已經難以因應全球化和資訊革命的衝擊，因此左翼不但要針對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展開反省，同時也要因應新保守主義的挑戰，由此重新界定國家與市場、國家與世界的關係。
193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第三條路運動，都指向政治經濟結構的改造，目標導向國家權力的重組，因此都以政黨為主體。
1960 年代的第三條路運動，則指向社會文化內涵的改造，目標導向社會權力的重組，因此以各式各樣的新社會運動為主體。
由於歷史只能辯證前進，80 年代的第三條路運動，儘管仍以政治經濟改造和政黨競爭為主軸，但已經吸收了 60 年代新社會運動的歷史遺緒。全球化和資訊革命所帶來的衝擊，並不只包括國家和市場、國家和世界關係的重整，同時也包括新個人主義和新社區主義的建構。
英國新工黨的啟示
1980 年代的第三條路運動，以英國新工黨的崛起最引人注目，不管在理論或實踐上的轉型也最成功。自 1979 年起，工黨逐漸陷入黨內的左右衝突，連續輸掉四次大選，黨內士氣空前低迷。直到 1994 年 7 月，布萊爾（Tony Blair）當選工黨領袖後，才開始推動全面的政黨轉型。
1994 年 10 月，布萊爾在工黨年會上，首次打出「新工黨，新英國」的口號，隨即提出修改黨綱第四條的動議。工黨黨綱第四條為「國有化條款」，是工黨從 1918 年創黨以來的政治圖騰，布萊爾勇於挑戰禁忌，自然引起黨內左派的反彈。結果在黨內激烈辯論後，布萊爾的提案以 42 % ： 51 % 遭到否決。
但布萊爾並不氣餒，旋即在黨內發起「新第四條運動」，表示他並不是要全面廢除公有制，而是要反對黨綱第四條毫無彈性的國有化主張。他說：「事實勝於雄辯，十年以來，工黨並未承諾要真正的擴大國有化，」並表示「我們的目標仍然明確，但在追求成果的過程中，我們不崇尚教條。」顯示新工黨不流於主義口號的務實作風。歷經六個星期的基層巡迴說明，布萊爾向三萬名以上的工黨黨員說明修改黨綱的必要性。結果在 1995 年 4 月，工黨再次召開特別大會，布萊爾的「新第四條」終於獲得大會通過。
1996 年 7 月，工黨發表「新工黨，英國新生活」的政策綱領，全面走出理論教條的束縛，改以解決實際問題、靈活的政策訴求為號召。在路線轉型的同時，布萊爾也頗為重視組織發展。為了降低黨內左派和工會黨員的影響力，布萊爾決定大規模招募個人黨員，減少工會集體黨員的比重。1994 年 7 月布萊爾剛上任時，工黨的個人黨員只有 25 萬人，但到了 1996 年 7 月，不到兩年之內，工黨的個人黨員已經增加到 40 萬人。
布萊爾在路線、政策、組織上的迅速調整，使新工黨宛如脫胎換骨，從意識形態轉向務實行動，從無產階級走向中產階級，從工會壟斷走向大眾民主。政黨轉型的成功，激發出新工黨人的活力，也使英國選民對工黨耳目一新。
1997 年 5 月，國會大選的決戰時刻終於來臨。競選前夕，年僅 43 歲的布萊爾出版《新英國》，副標題為「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願景」，凸顯出「創新」與「年輕」正是新工黨的精神特徵。結果工黨在 659 席中，贏得 419 席（增加 146 席），高達總席次 64 %，不但創下戰後歷次選舉各政黨的最好成績，布萊爾也同時成為 180 年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
布萊爾的年輕接班，同時也帶來英國政壇的世代交替。新工黨的競選基調充滿年輕活力，新任議員平均年僅 46 歲，女性議員也增加將近一倍，新內閣也多由新人出任。路線轉型導向新政治，世代交替導向新政府，布萊爾不但成為新政治和新政府的整合樞紐，同時也成為新工黨和新英國的奠基人。
新中間路線的內涵
英國新工黨的奠基人有二：理論代表是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實踐代表則是新工黨黨魁布萊爾。兩人都跳出傳統左翼的大政府和階級邏輯，在三個方面同時展開路線轉型——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強調公民能力的提升（citizen empowerment），主張權力下放、多元主體、直接民主、社區參與。
在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上，強調個人稟賦的培育（individual enrichment），主張積極福利、社會投資、教育優先、資訊管理。
在國家與世界的關係上，強調超越國家本位主義，主張正面因應全球化的挑戰，先以歐盟為基地建立社會民主新秩序，進而將社會民主的更新推廣到全世界。
這些路線或政策調整，後來被德國社民黨稱為「新中間路線」，轉型路線的產生方式，大致有二：
一、我主他輔：以我方路線為主體，擴大吸納對方路線的合理成分。
二、二合為一：將雙方路線的合理成分同時拆解，重組合成新路線。
以「我主他輔」為例，德國社民黨仍然堅持產業民主，但也接受全球化的市場競爭。另以「二合為一」為例，美國新民主黨揚棄國家和市場的傳統對立，改以「還力於民」（people"s empowerment）為施政重點，例如從福利國家轉向積極福利，特重教育訓練的提升和勞動市場的規劃。
不過，相較於第一波的第三條路運動，第三波並未提出巨型的宏觀理論，也具有更高的實用主義。不管是美國柯林頓的新民主黨，或是英國布萊爾的新工黨，或是德國施洛德的新中間路線，都帶有因勢利導的拼湊性質。換言之，與其說第三波左翼運動是從新的社會民主理論而來，不如說是左翼政黨為了克服長期難以執政的選舉壓力，不得不從新保守主義運動中汲取養分，積極面對資訊革命和全球化的空前挑戰。
就此而言，第三波左翼運動的本質，與其說是基於理論藍圖的社會改造運動，不如說是基於問題解決的政黨轉型運動。第三波左翼運動並不是以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為主體，而是以政治領袖和政黨轉型為主體，實用主義高於政治理想，問題解決超過意識形態。
對台灣政治轉型的啟示
即使如此，第三條路仍對台灣的政治轉型頗有啟示。儘管台灣並無左右對峙的政治傳統，第三條路有關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的論述，並不能照本宣科搬到台灣，但作為超越既有政黨分歧、解決新興問題、營造新政治思維、凝聚新運動選民的方法，第三條路仍然具有高度的啟發意義。
眾所皆知，國、民兩黨的傳統分歧，首推國家認同的統獨分歧，但在台灣民主化、國民黨本土化、朝野共同標舉「台灣優先」和「新台灣人」之後，國、民兩黨的矛盾，已不再是外來政權和本土人民的敵我矛盾，而是台灣人民面對中共威脅、以及台灣人民內部的矛盾。國、民兩黨既已在台灣本位和兩岸分治上達成共識，舊有的賣台指控或外來政權抨擊，不但已經完全過時，而且也無法因應日益迫切的兩岸危機，以及迅速惡化的社會經濟困境。
第三條路對台灣的積極意義，在於提供跳脫傳統政黨框架的超越性思考。以民進黨為例，「我主他輔」的路線轉型，可將台獨論述導向確保台灣的主權現狀，並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二合為一」的路線轉型，則可萃取國、民兩黨原有主張的合理成分，如在大陸政策上，同時標舉兩岸對等、分治實體、和平共榮、民主自決等原則；另在經濟政策上，也可結合市場和環保，例如「綠色科技島」，或結合市場和工運，例如勞陣提出的「新國有政策」等等。
後記
其邁和永成，都是我學運時期極為傑出的老弟伙伴。兩人現在一為全國最高票立委，一為陳水扁的核心幕僚，都是全國矚目的新興政治明星。如今他們在公務繁忙之餘，仍然秉持早年學運的求知精神，為了擴大台灣政治轉型的視野，細心迻譯布萊爾的代表性論文，這種不斷力求進步的認真態度，實在難能可貴。
在到處標新立異、充斥政治口號的時代，這本英國原典的適時出版，不但有助於民進黨人的重新定位，同時也有助於台灣政治轉型的深化，值得各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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