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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在這本小書中，我替自己設定的工作，是要說明我如何定義過去多年所進行的心態史拓撲學研究，也要說明心態史拓撲學的方法論。
從2000年出版的《孤兒‧女神‧負面書寫》，2004年的《心的變異》、2010年的《心之拓撲》，到2020年的《一分為二》：這四本書的思考路徑與撰寫過程，讓我發展出了心態史拓撲學的視角與方法論。
在這個過程中，我首先以及持續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思考當代？這意味著要回答我如何理解歷史，以及其後遺與持續的效果為何以及如何作用於當代？換句話說，我處理的問題是，臺灣在二十世紀經歷激烈認同轉折與撕裂的歷史過程，以及以民族國家為倫理主體依歸所建立的知識範式，如何塑造一個時代的主體認同，導引出國家的治理模式，造成其融入或是排除機制，以及在當代社會與文學藝術作品中看到的感性後遺效果。
更根本的問題是，一個時代的政治局勢以及知識體系，如何在其物質環境下，以辯證的方式，影響了同時代的知識工作，並牽動了後續幾個世代的心態結構？或者，換一種說法，思想史的同時代與跨時代的相互對話中，如何發生了從認識論範式到感覺結構的迴圈，而讓我們觀察到了同位轉移變形的動態拓撲歷史空間？
我認為我的研究屬於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工作。心態史的代表性學者，包括馬克· 布洛克（Marc Leopold Benjamin Bloch），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芒德魯（Robert
Mandrou），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等人。這些學者認為，思想史、政治事件或是編年史無法完全解釋歷史的過程，他們會著重長時段歷史過程中日常生活的細節，例如文學作品、傳記、雜誌、圖像、器具、電影、海報等物質現實的微觀史料，來勾勒整體的常民集體心態。勒高夫就曾經指出，若要探討一個時代的整體狀態，便要進入更為細節的地方系統，掌握一個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各種次檔案，以便從個體的心態理解一個世代所共享的集體想像，以及複雜曖昧的整體心態史（Jacques le Goff, “Mentalities: a
history of ambiguities.” Constructing the Past: Essays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1985）。
然而，我的工作並不停留在收集各種微觀歷史細節檔案的階段。相反的，我對於佛洛依德與拉岡的長期閱讀，使我對於文字、敘述與圖像有特殊的敏感度。對我而言，文字與圖像的背後，總是有著複雜的動態辯證張力，牽動了不同的歷史脈絡與心理地層，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文獻表面的內容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某一些面向的資訊，卻無法為我們解釋為何這些文本呈現了內部的矛盾或是意義的斷裂，也無法說明其生產機制。如果我們僅從文本表面進行閱讀，無論是多麼龐大的資訊，都會將這些複雜歷史以及產生文本的迂迴辯證機制切斷。我們必須在不同底層之間進行交叉閱讀，並且進一步說明這些文本中的矛盾對立為何在此處被生產出來，解釋背後曲折的歷史過程與心理機制是如何發生的，才能夠獲得關於心態歷史較為完整的理解。
因此，我提出了心態史拓撲學的研究路徑與方法論。我從眼前的現實出發，思考當前社會向我們提出的難題，以及這些難題是如何在複雜而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構成的。我挑選具有代表性的細節碎片，進行深度交叉閱讀，例如舞臺上的布景與舞姿，電影畫面的觀看角度與構圖取景，雜誌中的插圖與文字的扞格，文字中的圖像與修辭的延伸空間，同時代或是跨時代相互交錯的文化論戰，大眾結構如何持續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現代國家與民族主義的觀念結構，並且延續到臺灣1990年代新形態的本土民族主義情感。《一分為二》這本書中，我回到臺海兩岸對峙的局面，面對「一分為二」這個蘊含著思想革命以及思想僵化的關鍵概念，進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
我選擇以「心」作為人之所以有感受而被激動的主體位置，探討「心」的姿態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展現，因為在中文的脈絡下，「心」十分適切地解釋了綜合思想情感與意識面向的心靈活動。激動的「心」被時代語言與論述所構築，促成文字、影像、制度、法規以及政治行動的發生，也構成了心態的不同面貌。
對我而言，「心態史」並不僅只是指向知識與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我們在文字中描述與感受的心之所憂、心之所樂、心之所向、心之所專、心之所固、心之鬱悶、心之蕩漾，說明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及社會的心態趨向。我們可以分析時代語言與論述如何使「心」激動，如何誘發「心之法則」，如何倡導「心的革命」，如何形成特定文化模式，如何透過視覺圖式的細節而呈現心思感受的樣態，如何以文藝政策鞏固「心」的領域，如何規範了正義與倫常的倫理秩序，而導引「心」之行動；甚至，因為被不同時代的語言結構賦予不同意義，而更為複雜，例如，「心」如何被有機論的統合範疇介入，而必須洗滌「夷狄之心」，清除內心之不潔，以便表示忠誠。這些話語機制強化了政治的操作，而形塑了「心的政治」以及「心的治理」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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