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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第一章 第四節 〈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
摘錄自第一章 第四節 〈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
開始接觸到文字
一九八○年，因為革命博物館在新街口東新開胡同三十二號的宿舍大院要拆掉改建成樓房，我們全家因此搬遷到革命博物館東門外的臨時家屬區。雖然是臨時，旦至少也要兩、三年的時間，所以家裡就把我從大三條小學三年級二班轉學到了東城區的東交民巷小學。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一生中最大的興趣已經開始逐漸形成，那就是閱讀。我最早的閱讀經驗，就是所謂的革命題材文藝作品或歷史回憶。這完全是拜我母親之賜。她畢業於北大歷史系，之後分配到中國革命博物館，進行的是黨史研究。工作的關係，家裡有不少與黨史有關的書，我最早能夠接觸的就是這些書。以後我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顯然與從小受到的這種影響有關。
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似懂非懂地翻看《紅旗飄飄》、《星火燎原》等中共黨史回憶錄，以後又接觸到《萬山紅遍》、《紅潮》、《大刀記》等革命小說。說起來也真是諷刺，我的閱讀生涯居然是從革命傳統教育開始的。不過這不奇怪，因為對於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紅色經典是我們童年唯一能接觸到的東西。所以在我這個歲數以及比我更大個十歲左右的這代人心中，多少都有一些「紅色經典情結」。我想這是時代的烙印，其實與意識形態無關，更談不上是對於共產黨和「文革」的懷念。
「四人幫」下台之後，紅色經典的教育逐漸退卻，閱讀的多元化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精神世界。首先接觸的是小兒書，也就是今天說的連環畫。當時北京的街頭到處都有一些租小兒書的路邊地攤，一分錢租一本，經常可以看到放學後的小學生坐在地攤上翻看，我就是其中一個。最早接觸四大名著，就是從連環畫開始的。
而真正讓我開始接觸到書籍的海洋，就是我母親工作的革命博物館的書庫。沒有課的時候，我經常跑去館裡找母親，她上班，我就跑去書庫，那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書庫。後來我曾經在別的文章裡這樣描寫過那時的讀書景象：「記得那是一座長條形的庫房，面積很大，牆上的窗子少而且小，能進來的光線就很稀微。進了兩道厚重的鐵門，是一個小書桌，頭頂有一盞昏黃的燈；然後就是黑壓壓密密麻麻的書架。為了節約用電，取書之後要關掉書架上放的燈。於是，往往就是這樣的景象：一個小小的人，坐在昏黃的燈光下翻閱書籍。背後，是深夜一般的黑暗—幾米對這樣的畫面一定會有興趣吧！而我的閱讀歲月，就是從這裡起步的；我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就是在這裡啟蒙的。」
那時候社會上流行的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以及《希臘神話與傳說》、《一千零一夜》等，我就是在那裡看的。記得那時候看《三國演義》到入迷的程度，幾乎書中所有人物的名字都可以背得出來，我還曾經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武功高強排出名次來。
小學四年級開始，社會上流行聽評書，收聽劉蘭芳的《說岳》、單田芳的《隋唐演義》成了我們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內容。每天中午放學，就加快腳步往家裡走，為的是趕上評書廣播的時間。現在回想起來，我對歷史的興趣，很大程度上也有收聽這些傳統章回小說的影響。
而接下來，就是武俠小說的浪潮席捲而來。
一九八一年，電影《少林寺》上映，立即風靡全國；隨後，一九八二年，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始進入中國。一九八三年，電視劇《霍元甲》造成轟動，播出的時候大街上行人稀少，大家都在家中看電視。我最早接觸粵語，應當就是聽《霍元甲》的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武俠熱隨即席捲全國。
我記得我最早看的一部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書中充滿浪漫文采的刀光劍影的世界，對於一個充滿求知好奇心及浪漫想像力的我來說，真是充滿了魅力。我入迷的程度，可以用一件事來說明：當時新書入庫之前在我母親的辦公室編目，因為是公物我不能帶回家看，於是我每天晚上做完功課，就一個人到革命博物館的五樓、我母親的辦公室去看《萍蹤俠影錄》。閉館之後的大樓漆黑一片，我一個小學生，在黑暗中拾階而上，竟然完全沒有恐懼，只因為心中充滿對閱讀的期待。
這以後，金庸、古龍的著作接踵而至。不僅是我，我們班上的男同學們毫無例外地經由閱讀進入了武俠小說的世界。吸引我們的，除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高明武功之外，還有豪氣沖天的江湖情誼。
十二歲組黨
當時我們班上幾個比較要好的男同學，有一天決定模仿武俠小說中的情節結拜。結拜的細節我已經忘了，但是我們自我感覺良好，還抄襲小說中的內容寫了結義宣言，起了名字叫做「俠氣黨」，想像自己就是武俠世界中仗義行俠的好漢，好兄弟幾個義薄雲天、縱橫江湖、大碗吃肉、大口喝酒之類的。
我們還寫了「黨綱」，大意無非就是除暴安良之類那些小說上的內容，而這些內容的真實意義，其實我們完全不了解，覺得好玩而已。好像我們還一個人寫了一張卡片，作為「黨員」的黨證吧。那時候我才小學五年級，還不滿十二歲。我想很多男孩子在那個年紀都有過類似的遊戲。
然而，這個小學生的遊戲，居然驚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安部。十二歲的我，竟然在某一天的晚上被帶進了公安部，詢問組黨一事！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東交民巷小學地處眾多國家機關所在地，因此班上有不少國家部委的子弟。我們班裡就有兩、三個同學的家長是公安部的，其中一個姓賈的同學跟我關係很好，當然，也是我們「俠氣黨」的成員，平時經常玩在一起。
今天想起來我跟中國的公安部是非常有淵源的。我們住的革命博物館的臨時宿舍，與公安部大院僅一牆之隔。我記得審判「四人幫」的時候，特別法庭就設立在公安部大院裡面，那時候我們趴在革命博物館的五樓頂上，還目睹了「四人幫」的成員押進法庭的場景。我班上的公安部子弟，經常跑到我家後窗喊我，我就打開窗戶，翻身而出，就是公安部大院，找同學玩很方便。
要是公安部的人知道我以後會成為頭號通緝犯，那個時候就把我抓起來，可能以後會省事不少。
有一次我們班上那幾個公安部的子弟在大院裡玩，看見一間辦公室裡有大堆的印刷紙，一時興起就偷了出來當練習本用。這本來是小孩子的把戲，但是公安部裡面丟失東西，這未免有點在太歲頭上動土。所以公安部大院的保衛部門就很認真地追查。以公安部的偵查能力，這幾個小孩哪裡躲得過去？很快就找到了他們幾個。自己的子弟，而且還是小孩，自然不會抓起來，但是一頓嚇唬是免不了的，於是自然就問他們「還幹過什麼壞事」？我們班那位同學本來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但是慌亂之下居然還記得要立功求表現，於是就主動坦白，說在東交民巷小學跟同學們組織了「俠氣黨」！
坦率講，如果我是主審官，我一定哈哈大笑。一堆小屁孩，看多了武俠小說，居然也想當江湖好漢，這本來就是一個玩笑。然而，一九八一年，那時候「文革」結束沒多久，社會氣氛還是有一些緊張，「文革」的遺風依然留存，階級鬥爭的警惕性也還有影響。所以，公安部有關部門居然相當重視，一定要調查清楚。就這樣，竟然在某天晚上派人來革命博物館找我們館裡的保衛科，保衛科再來我家裡，在我父親的陪同下，把我帶去公安部保衛部門問話！
我必須承認，當時我真是嚇壞了，雖不到屁滾尿流，但也是呆若木雞、兩眼發直。人家問什麼我說什麼，把我們為什麼成立「俠氣黨」，都有哪些同學參加，怎麼結拜的，就跟一個標準的叛徒一樣，一五一十地全交代了。對方也是煞有介事，居然還真的做了筆錄。整個過程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有一件事印象極為深刻，就是最後筆錄做完，我還顫顫巍巍地按下了手印。（順便說一下，這個動作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我就做的非常熟練了。不知道是否跟童年時的這次「實習」有關？）
詢問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大概他們也覺得無聊，就讓我回家了。同時被夜審的還有其他幾個同學。我已經忘記他們說什麼了，但是我敢肯定，他們也一定是作了叛徒。我家人這邊，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回事，心想我從來都是膽小的小孩子，怎麼可能做什麼事情會驚動到公安部呢？不料，夜審我的第二天，公安部煞有介事地派人到革命博物館，在館保衛科人員的陪同下，找我母親問訊。我母親毫不客氣地問他們：孩子還不滿十二歲，只是幾個孩子鬧著玩的把戲，你們居然也當真，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幹？後來這個事就再也沒有下文了，我們自己也很快就忘記了。
當然，經歷了這件事情，我們班的這個「俠氣黨」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
今天想起來，我不能不感嘆人生。所謂從小看大，居然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被公安部審問，那麼以後我被公安部通緝、逮捕，說我要顛覆政府等等，似乎冥冥中有了那麼一條線索。不過，回頭看這件事，真是令人好氣又好笑，這簡直是一部黑色幽默劇，從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專政機器荒唐到了什麼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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