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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這段旅程始於1980年9月，彼時我教英文的沃巴什學院收到一封來自羅伯特．溫德的信，他稱自己為學院最年長的在世校友。儘管七十五年裡沒有一個人聽聞過他的音訊，他的說法卻證明是事實。他解釋道，這些年來自己主要在中國的一流大學任教。
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推薦王汝杰入學。溫德已經指導了王汝杰幾年，認為他已經準備好了接受美國教育。王汝杰的表現無愧於溫德的讚賞。他不只是一個優異的學生，更是一位能幹敬業的老師。我和王汝杰談論書籍和羅伯特．溫德 ── 他曾是王汝杰父母的同事，並擔任過好幾年王汝杰的導師。我對溫德很著迷，這位神秘的老人1923年去了中國，從此幾乎長居於斯，除了二戰期間曾短暫返美。當然，我們也談論中國。在那種語境裡，我好似一個初學者，久久沉迷於唐詩，亞洲泛靈論（我曾去印度旅行），以及“文革”，但實際所知往往寥寥。
那段時日我受《西行漫記》影響很大。久為學者圈中一員，我相信，作為一個階級，如果我們和農民多待一陣兒，分享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我們會變成更有趣更進步的人類。我在一間沒有暖氣的粗陋木屋中住了幾年，我珍視在那兒的收穫，與“教養不高”的鄰居一起過較簡單、不那麼舒適的生活，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我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他國家展開艱苦旅行，還認為自己在毛澤東眼中，應該不像我的許多同事那樣亟需一場文化革命來洗禮靈魂。
實際上，我充滿了各種對中國的幻想，即便聽王汝杰講述他當紅衛兵的經歷，我也未能全部擯除這些幻想。例如，他曾經和一群紅衛兵圍攻、審訊身為北大知名教授的父親。但他“文革”故事中淋漓盡致的狂暴讓我著迷。在這所位於印第安納州一塊玉米地的小學院裡，我感受到終身教職的安穩和拘束，令人索然。在某個時刻，我知道，就像一個人一輩子有那麼一兩次會意識到自己真正需要甚麼，我需要去中國。
我的妻子，已經在日本生活過幾年，也對去中國倍感期待。至於我們五歲的女兒安娜……好吧，二十年前我曾帶著兩個小孩去希臘的塞薩洛尼基，我憑富布賴特獎學金在那兒的一所大學教了兩年書，這種連根拔起的生活並沒有傷害到他們，因此我準備再次檢驗自己壯遊的信仰，且帶著孩子。
諸事具備，尚缺教職，王汝杰差不多為我謀了一個。他的父母都是英語系受人尊敬、處於半退休狀態的教授。通過他們，我獲得了一個一年的職位。通告很簡略：“校長邀請您下個學年授課。正式邀請函稍後奉上。”我還記得收到任職電報的那一天。這個巨大飛躍的真實性，讓我倏忽不知所措。我想我臉色蒼白。那時正來學院訪問的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對我說了三個詞，巨大而永久地改變了我的人生：“That’s just fear。”（那只是害怕）我第一次意識到，那不是害怕，而是恐慌，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當我們在甘迺迪機場踏上登機通道時，相同的震動不出所料地擊中了安娜。“我去那兒過夏天，但不要待一整年”，她宣稱，並死死抓住通道扶手。我不得不把她掰下來，當然很難受。她不肯安定，直到空乘給我們送餐。冒險剝下餐盤錫紙，探尋下面的神奇食物，她沉浸其中，看起來總算發現了這一趟的好處。
我們在華的最初時光有許多值得一說：安娜如何進入一所容納五百個孩子的幼兒園，好幾個月都一言不發，直到會說幼兒園通行的漢語；我們如何騎著自行車勘察校園，發現圓明園毗鄰北大，被毀的宮殿和破損的石獸如何成為安娜最愛的遊樂場。我們起初都因太無知而體會不到文化衝擊。我們眼前的一切是平靜的，即便人們整齊劃一地穿著毛式的中山裝，甚至有顯而易見的軍事主義，而校園廣播一天兩次高吼指令和節拍，要求所有身體健全的人一齊做操。當時還發生了一些神秘之事：比如，我的學生會給我帶來一些官方的紙條，我必須簽署，然後還給那個坐在訪問學者宿舍門口的小幹事 ── 而我花了幾個月才接受事實，即“文革”只是在名義上結束了，我的學生和同事們仍然被緊緊箍在那個令人謹小慎微的系統中。
改變需要一段時間。我多次私下和學生聊天，但其內容必然限於我能理解的範圍。當這個範圍擴大，有些學生，包括那個如同“私人導遊”、文化翻譯的聰明年輕人，開始教我們一些東西 ── 例如，他指著黨內高官集體亮相的新聞照片，說有張面孔不在其中，這是已經發生的一場政治大變動的唯一線索。另有一次，他告訴我，有位畫家被捕，因為他描繪標準場景時多了幾筆陰霾，在當局看來這就是政治批判。
我之所以需要一些時間來看透現狀，還因為，我們有一陣和其他“外國專家”一起下鄉，很多人歡呼當局的仁慈。例如，有次訪問一處解放軍基地，我們目睹某個突擊部隊正在訓練障礙項目和白刃互搏，令人印象深刻，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軍民魚水情。我們離開時深覺中國是和善的。畢竟那時，即便老練如費正清也對毛澤東的革命懷有同情，就像溫德一開始的感覺。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1984年的夏末和秋天。更具真實感的事情呈現在我眼前，始於我第一次拜訪羅伯特．溫德，他的寓所在校園北隅。我見他時，他97歲，兩年前被自行車撞後就臥床不起。他常常昏睡或迷糊，絕不像個適於交談的對象。我第一次拜訪他是正式的，目的是給他捎去沃巴什學院院長路易斯．索爾特（Lewis Salter）的口信，帶給他索爾特簽署的榮譽博士學位證（不久它就掛在溫德床頭上方，我不知道這是否出自他本人的意願）。
溫德一開始就吸引了我（主要是第十八章所寫的第一次拜訪），我旋即意識到，我要盡量多地和他交流。我的想法有些自私。如我所說，我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溫德的經歷讓我看到中國的前景，他在中國度過了動盪喧囂的20世紀。不過我也有不那麼自利的動機。溫德陷入了困頓，病痛和周遭環境讓他無望 ── 他知道這些，也時常抱怨，要我想方設法幫他解脫。講他的故事，對我來說，是我給予他某種解脫的唯一方法。他對自己這一生是否有價值心存疑慮，而我在還不太了解他做過甚麼有價值的事之前，便早已覺得 ── 他此生是值得的。
一開始，我可以拼湊的故事如同幽靈。他腦海中不同時期的人和事件互相交織成一個奇怪的原型。更悲催的是，我對中國歷史實在無知，所以基本無法將訪談材料聚攏起來，只能盡其所能地被動記錄。
我，夢一般地騎著單車，沿著清風拂過的荷花池，去向校園西北角的小屋，在並不太久遠的過去，這一區域尚是皇家獵場的一部分。在門口，溫德的傭人會跟我打招呼，這個姓王的女人並不很情願見到我，因為我的來訪會讓老人變得躁動而難以平靜。不過，她對我仍算和善，希望從我這兒找到下家，她的命運往往取決於先生們的好意。
進了屋，她會帶我穿過一間小的前廳，那是她和丈夫住的地方，走過一條短的廊道，它從右切入一處櫥櫃般的空間，那是老溫德曾經的書房，現在的臥室。這房間窗子緊閉，有一格玻璃由結實的木板取而代之，這樣老人就無法因為暴躁、尿味襲來而打破它。他時常昏睡著，一個大塊頭，穿著有夾層的中山裝，填滿了、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他滿面憔悴，幾如死人。
一套古典雕花的柚木壁櫥覆蓋了整面牆（我無法想像溫德如何在戰亂和逃亡中將它保留下來）。他早期生活的其他痕跡掛在牆上。有幅清代的畫，畫上是一位穿紅色斗篷的大鬍子男人牽著駱駝翻越雪山。人和駱駝都帶著一股聖潔的傲然之氣凝視著澄澈的山巔穹頂。這是一幅行者的圖畫，它讚美那種孤獨和無畏的追尋之旅。它對面的那幅油畫，王岷源告訴我，那是溫德還不到五十歲時的自畫像：如上圖騎馬者那樣大而粗的鬍鬚，有著那種專橫的、英國式的英俊。溫德的另一幅畫，現今屬於我了，上有一位年輕的漁夫直視著我們，右手握著一隻小海馬，明顯是表達情慾。
溫德的藏畫
其他東西只有幾樣：一個卷軸，上面的幾個大字為：“辭舊迎新，百花齊放”；沃巴什學院的獎旗和獎狀掛在溫德床尾那面牆上；一台彩電，這是最後一扇為溫德打開室外天地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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