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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納人
那個冬天的空襲多發生在上午十點至下午三點之間，溫德據此制訂計劃，上午工作兩三個小時，下午從三點工作到六點。他習慣了隨時揣上那些他眼中的重要之物，對他來說，那就是他的打字機、眼鏡；一個公文包，內有他所管理的中國正字學會的文件；一件軍用防水大衣，他在壕溝裡躲避槍林彈雨時可鋪在身下。這成了每日必經的程序，他在家信裡說，“和歐洲的情形相比”，只是小兒科。
儘管如此，對他這樣一個“新來者”而言 ── 他從北平南下昆明不過是兩個月之前的事 ── “見到目瞪口呆的女人如看門狗般坐在自家爆炸後的彈坑裡”實在愉快不起來。由於沒有成過家，溫德免去了這種注視。他個人遭受的最大損失發生在1940年11月他剛來沒多久時，小偷劈門而入，用撬槓弄開了他的行李箱。他幾乎丟失了所有私人財物（包括赫爾墨斯便攜打字機），不久前他搭卡車在滇緬公路上顛簸十四天尚能保住這些東西。在這一段歷險記裡，有爆炸的橋樑，瘧疾，沒完沒了的官方拖延，司機企圖偷他的行李，明明白白看到“五輛卡車在一天之內相繼跌入懸崖，或是墜崖後躺在那兒”。
他形同小醜，穿著朋友們給的款式各異的衣服 ── 不過，在昆明，1940年的冬天，一個髮色灰白、憔悴、衣著混搭、身高超過一米八的美國人不算是一道奇異的景觀，因為此時此地混雜著軍人、本地居民，來自山區的少數民族，還有遷徙而來的大學師生 ── 他們很多是步行至此的，從北平到西南地區有兩千多公里，他們要在日軍攫取了北方的廠房機械之後保存大學的實力。
通常，空襲警報會盡早拉響，以便城內居民取道東門逃入山林，一路上得半個小時。偶爾，飛機也能避開耳目，在第一道警報響完之前就進到城內。那便是一片混亂。人們逃向狹窄的東門，頭頂貴重物品。
老婦人背上綁著嬰兒，鴉片吸食者帶著煙槍。跛子，學生帶著整包書，裹腳的主婦懷裡揣著鐘，或有其他寶貝藏在身上，與富人的汽車、官方的卡車混雜在一起。
在溫德抵達之前的幾週，他最親密的朋友，蘇格蘭人吳可讀（Arthur Pollard-Urquhart），剛剛死於左膝傷口惡化而致的併發症，他受傷是因為某天剛到門口就被一輛卡車撞倒。
溫德則像個喜劇角色，當警報如塞壬歌聲般響起，他和助手往山上跑，抬著一台沉重的辦公打字機，溫德從英國領事館借了它來代替那台丟失的赫爾墨斯。有時他陷入窘迫 ── 有次是在墓地，他置身墳墓之間以躲避流彈，經常或輕或重發燒，因為熟睡時被耗子咬到，染上了當地的斑疹傷寒。正如一位中國朋友對他所說，“在這兒，現在沒有時間變老、染病、死亡”。
在滇緬公路染上的腰痛，發展成了坐骨神經痛，讓他幾乎筋疲力盡。某天，值他甫抵昆明一週，已近乎跛行的他，拖在朝大門蜂擁的人群後面，而他從來沒有去到山林那麼遠。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十二月，每當飛機襲來，他坐在潮濕的稻田裡，一動不動，而飛機的槍膛正在射擊，不時往人群扔下手榴彈。兩個學生死了，但溫德，像往常一樣幸運，看著飛行員兩次對準他，卻與他擦肩而過。因此他安然無恙，只是六個小時裡警報解除的鈴聲都未響起，之後他又冷又濕地跛回家。次日，他行動困難，好在他的朋友、英國領事好心借給他一個熱水瓶。在昆明，誰的愁苦要是能有熱水瓶的慰藉，那是相當不錯的。
遭受種種的溫德仍從中國人那裡得到慰藉，雖然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甚至無法遵循傳統敬畏死者。此時已經沒有葬禮。遺體的處理“盡量安靜而迅速”，溫德得知皮雷先生 ── “一位在昆明辦了多年英語學校的法國老紳士”的死訊，還是因為他偶然遇到二十多名學生，肩扛著一副棺材跑向城門。一支竹棍上插著小布旗，上有中文寫著皮雷的名字，表示他們正要將他的遺體帶出去行葬禮。
有太多需要適應的，但“最令人驚詫的是所有人，尤其中國人，很快就適應了。可能是嚴酷的環境讓情感沒有容身之地。我在經受恐怖的一天後無法入睡，但我尚未發現學生們也有相同的反應。我有這種情況，高海拔大概是一個原因。”
他十七年前以某種文化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可以講莎士比亞和但丁，米開朗琪羅和蒙田，貝多芬和莫扎特，有著吸引人的明晰和激昂。他是來講課的，也是來學習的。他在中國發現了一種西方所匱乏的日常文化和禮節。但現在一切文化念頭都要拋之腦後了。重要的是得活下來。即便一個人身體可以適應，情感的適應卻需要更高的代價。要麼遏制消沉的想法和感受，要麼持續向恐懼敞開，不給想像力留下一席之地。空襲過後，從山上回到城裡，你會遇到：
一個女子的半身，沾滿泥土，空洞地笑著，倚靠在樹根處。路邊有一個塵土翻飛、吐著黑水的池塘，亂蠅無數，水面上泛著白花花的米粒。在池水中央，有一隻鮮紅的小手，手指向天。蓋上她的臉??薄棺為何太麼窄？沒有關係，多的是殘肢斷片，但這個赤身裸體的胖男子，肩膀還是齊全的，所以只能用鐵鍬用力壓下去。??在我家門口，一個人跪著，屁股高高抬起，就像祈禱中的阿拉伯人。他的頭不見了。他們說，這是我的木匠??一個女人爬上被炸毀家宅的廢墟頂上，一直在挖刨著，她漲紅了臉，臉上閃耀著落日最後一道餘暉，悲極不成泣。雙眼中有深不見底的痛苦，諷刺的是，她的唇上卻盡是木然。
今夜還有時間，“用你的手擦拭你的嘴，抿笑”，當你在鎖孔裡旋轉鑰匙，吹熄蠟燭，子彈退回膛，你跌落地上，一口酒突然上頭，掬一把熱淚，直到你再度站起來。床鋪雜亂，“在如呻吟的吱呀聲中，思緒煩亂”。
溫德經受著這些，也一直在觀察與記錄，在悲慘的中心地區繼續目擊，而大多數旅居中國的西方人早就棄之而去了。到了1940年，中國很明顯不再像戰前那樣是外來唯美主義者眼中的天堂。但溫德留了下來，還教書，儘管他認識到他的態度讓許多人想起紀德筆下“普瓦捷的被囚者”，當她被解救出來時，已在那個黑暗骯髒的屋子裡關了二十年，她堅決不讓護士們剪掉她臟亂的頭髮，給她洗個澡，她有生之年不斷在乞求，想回到她“親愛的小窩”。
他為甚麼留下來？溫德與朋友瑞恰慈思忖著這個問題，瑞恰慈已開始暗示他，現在是離開的時候了。這僅僅是一種條件反射嗎，像那位隔絕者？是那種叫做“戲劇性的本能”使他害怕“有序世界的沉悶”嗎？他留下來是因為他“在物質條件惡劣的這張粗糙帆布上”“揮散嘴角眼角的多愁善感”嗎？僅僅是虛榮嗎？他在聯大這所流亡昆明的學校裡每週講授詩歌課，他的課不得不一再搬到更大的講堂以容納更多的人群。
他仍留在中國，純粹是出自“他畏懼被時光拋下了十八年，還得掃清腦中的蜘蛛網嗎？或者他暗暗害怕成為自己在廣播裡聽到的那種美國人？或者害怕文學在更優越的環境裡發揮的意義不會那麼大？”或純粹是因為他不可能遺棄那些人們，他們堅持活下來捍衛國家，咬牙“飲下死難同胞的骨血”。他再也沒法轉身而去，“在這出戲演完之前，不管他們中有多少人會是狡詐冷酷”。
他留下來，因為以上的理由，而還有一個更關鍵的理由是，他在中國找到了一個位置。在北平，他屬於一所大學，它器重他，它以中國式的迂迴使他有臉面地免於飢餓。“這是肯定的”，他告訴瑞恰慈，中國是世界上他唯一能指望獲得那些東西的國家，這一點算是彌補了在這兒生活的弊端。
因此，五十七歲這年，他決然地宣佈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居民，遠離那並非遙不可及的出生地印第安納州克勞福?維爾（Crawfordsville），從此疏離他的國家和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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