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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的原罪
解剖的原罪——人體解剖史背後的卑鄙勾當
聽到帕海貝爾的《卡農》（Pachelbel掇 Canon）出現在一支柔衣精廣告已事隔多年，但那聖潔的旋律，牽引著一絲甜蜜的悲傷，再次撥動我的心弦。這首經典樂曲恰好適合追悼式，它強烈的感染力使得今天聚集的男女隨著樂聲墜入沉寂的憂鬱。
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在鮮花蠟燭間缺少了一具棺木，也沒有死者供人憑弔。若不是明白有二十幾具屍體的骨盤、頭顱及有著如螞蟻窩曲折隧道的鼻竇腔已全數整齊對半切開，這可就會讓人百思不解。這是為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二○○四年大體解剖室的那些無名屍舉辦的追思會。就算這項儀式以開棺方式舉行，對與會賓客來說也沒什麼駭人之處，因為他們不僅見過死者成為零碎屍塊的面貌，還親自處理過它們，事實上，這些追悼者正是分解遺體的罪魁禍首。他們是解剖室的學生。
這項儀式可不是做做樣子罷了。這是動機誠懇、自發的集會，為時將近三小時，以十三位學生的弔喪辭為重點，還包括以無伴奏和聲演唱重新詮釋「年輕歲月」合唱團（Green
Day）的〈你生命中的燦爛〉（涆he Time of Your Life荂^。除此之外，還朗誦了貝翠斯‧波特（Beatrix Potter，譯註：創造《彼得兔》〔Peter
Rabbit〕故事的英國作家）描述一隻即將死去的獾的沉悶枯燥故事。還有一首關於黛西（Daisy）的民謠，講的是黛西死後轉世成為醫學院學生，解剖的屍體竟是前世的自己。一位年輕女子的獻辭描述她將一具屍體手部的包紮層層解開時，竟發現這雙手的指甲上了粉紅色蔻丹。「解剖圖書的照片中沒有上了指甲油的雙手，」她寫到：「是妳挑選的顏色嗎？……妳以為我會看到嗎？……我想向妳訴說妳手的內部……我要妳明白每當我看診時，妳總是伴著我。當我為病人作腹部觸診時，我腦海中浮現的是妳的器官。當我聽見心跳，我憶起我曾經捧著妳的心。」這是我所聽過最動人的寫作之一。其他人也一定感同身受，沒有一人不是淚腺發達，淚眼汪汪。
過去的十年中，醫學院竭盡所能培養對大體解剖室遺體的尊重態度。加大舊金山分校是眾多為大體舉辦悼念儀式的醫學院之一。有些學校還會邀請大體的家屬一塊兒參加。在加大舊金山分校上解剖課的學生必須先參與由前一年修課學生籌措的課前研習，談論與死屍共事是怎麼一回事與他們的觀感。他們慷慨地分享他們的尊敬與感激。就我所知，若參加了研習後，還能將煙塞進屍體嘴中或拿它的腸子來跳繩而問心無愧，是十分困難的。
派特森是加大舊金山分校解剖學教授和遺體捐贈計畫主任，他邀請我在大體解剖室中待上一個下午。而我此時此刻就可以告訴你，不是學生為了應付我的來訪排練周全，就是課前研習果真有效。我可沒有提醒他們，但學生談及他們的感激之情、屍體尊嚴的維繫以及對個別屍體的特殊感情，並且為了必須解剖它們而心生歉意。「我記得一名組員正要將它分割，把某個部位取出，」一個女學生告訴我：「接著我發現自己輕拍著它的手臂，喃喃說著：『不痛不痛，沒關係喔。』」我問一位名叫馬修的學生，當課程結束後，他是否會想念他的大體，他說當「大體的一部分要離開」時，確實蠻令人感傷（通常課程進行到一半，腿部即被切除並焚化，以減少學生暴露於防腐劑的程度。）
許多學生給他們的大體起名字。「不是『牛肉乾』那一類的名字。是真正的名字。」一個學生說。他介紹我認識大體「班」，雖然班這時只剩下頭顱、肺部和手臂，它依舊流露出尊嚴和使命感。要移動班的手臂時，學生將它拿起，而不是粗魯地抓取，然後再輕柔地放下，好似班只是在熟睡中。馬修甚至還向遺體捐贈計畫辦公室探尋大體的個人資料。「我想要讓它有點個性。」他這麼告訴我。
我在場的那個下午，沒有人隨意開玩笑，就算有也不是惡意的品頭論足。一位女士承認她的小組因為屍體「異常巨大的生殖器」而竊竊私語。（也許她不瞭解的是，防腐液注入血管後會使海綿組織膨脹，於是解剖室的男性屍體比起生前，看來更加天賦異稟。）即使如此，這種評論語帶崇敬，而非嘲諷。
正如一位已卸任的解剖老師所告訴我的：「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把頭顱裝在水桶中帶回家了。」
要瞭解今日解剖室中對死者心懷慎重敬意的普遍，就得回顧過去醫學史中瀰漫的極端無禮。少有科學領域是像人體解剖這般奠基於恥辱、敗德和錯誤的公共關係上。
一連串麻煩的肇端大約始於紀元前三百年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的埃及，托勒密一世（Ptolemy I）是史上第一個准許從醫者為求瞭解身體功能運作而切割死屍的統治者。有一部分原因當然是因為埃及木乃伊製作的悠久歷史。木乃伊的製作過程中，屍體被切開，內臟被掏出，所以在政府和百姓的眼中，這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但這通融也和托勒密這外行人對解剖的執迷有關。他不止發佈了詔令，鼓勵醫師解剖死刑犯屍體，有時還親臨解剖室，身著罩衫，手持利刃，隨著專家一起切割探究。
麻煩本人則是赫羅非勒斯（Herophilus）。頂著解剖學之父的聲譽，他是第一個分解人體的醫生。赫羅非勒斯確實夙夜匪懈致力於科學研究，但他似乎在某個時候喪失了應有的行為標準。狂熱壓過了同情心和常識，他居然開始解剖活生生的囚犯。根據指控人之一德爾圖良（Tertullian）的說詞，赫羅非勒斯活體解剖了六百名囚犯。平心而論，並沒有現場證人的口供或紙草抄本的記載留存，這讓人不禁揣測，同行的忌妒是否才是這項指控的由來。畢竟，沒有人認為德爾圖良是解剖學之父。
利用死刑犯的屍體作解剖的傳統行之久遠，並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臻於頂盛，那時為醫學院學生設立的私人解剖學院在英國及蘇格蘭盛極一時。當學院愈設愈多、屍體的數目大約不變時，解剖學家面臨長期貨源短缺的危機。從前不作興將遺體捐贈供科學研究。信仰虔誠者不僅篤信字面意義的復活、甚至對肉身復活也深信不移，所以解剖等於是破壞了復活升天的機會：一個髒鬼站在那兒，內臟全都掛在外頭，血濕漉漉地滴在地毯上，誰還有興趣幫他開啟通往天堂的大門呢？從十六世紀起，一直到一八三六年解剖法案的通過，英國唯一可合法解剖的就是死刑犯的屍體。
就這樣，大眾開始將解剖學家和劊子手聯想在一起。更糟的是，解剖本身甚至被認為是比死亡更嚴苛的懲罰。確實，這才是當權者准許屍體解剖的用意，絕非出自支持協助解剖學家的立意。已經有這麼多輕微的不法行為都處以極刑時，司法機關認為有加強恐怖威脅的必要性，以遏止更重大罪行的產生。如果你偷了一隻豬，你得上絞架。如果你殺了人，上完絞架後還得被解剖。（在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以解剖作懲罰的項目延伸至決鬥者，顯然死刑尚不足以嚇阻動輒以手槍決鬥來解決爭端的傢伙。）
雙重判決並非新發明，只不過是最新的老調重彈。之前，殺人兇手被吊死後放到水中淹浸，然後分屍，作法是將馬匹繫在屍體四肢，策馬向四方奔馳，分解後的「四個部分」則釘在木樁上公開展示，生動地警惕人民犯罪的下場。英國於一七五二年明訂解剖為謀殺犯判刑的選擇之一，成為行刑後「示眾」（gibbeting）的替代方案。絞刑示眾雖然乍聽像是遊樂場上戲耍的言語，至多是清理小型獵鳥時會用到的吊桿，但那事實上是令人不寒而慄的酷刑。首先將屍體沾滿焦油，然後懸吊在平面的鐵籠中（gibbet，即絞首台），當屍體腐爛，被烏鴉啄食時，鎮上的居民一目了然。當時若是在廣場週遭漫步，瞧見的「墨西哥碎肉玉米餅」（tamale）一定和今日大異其趣。
為因應合法解剖的屍體短缺，英國和早期美國解剖學院中的教師轉而進行骯髒的交易。久而久之，他們的污名傳開了，若你有興趣用你孩子截肢後的大腿換點啤酒錢，就該去找他們（更精確地說，是三十七分半；這在一八三一年紐約洛徹斯特〔Rochester〕發生過）。但是學生們可不願意付了學費，到頭來只學到手臂和腿部解剖；學校必須尋找完整屍體，要不然只好眼睜睜看著學生轉往巴黎的解剖學院，在那裡，市立醫院中無人認領的窮人屍體可作解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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