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揪心感動暢銷版）(CF00418)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類別： 心理‧勵志‧占星>心理勵志
叢書系列：人生顧問
作者：保羅．卡拉尼提
       Paul Kalanithi
譯者：唐勤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5月07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789571388793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序幕


我翻看一張張電腦斷層掃描片子，診斷不言可喻：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癌症，擴散極廣。

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即使希望渺茫，也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能幫助病人的治療方案。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沒穿白袍，沒戴無菌手套。身上套著病人的罩袍，我被綁在點滴注射架上，在病房裡使用護士留給我的電腦，妻子露西（她是內科醫師）在我身邊。我從頭再看一遍每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我完全按照受過的訓練，試圖找到什麼東西來改變診斷結果。

我倆一起躺在病床上。
露西靜靜地說，彷彿是唸台詞般：「你覺得，有沒有任何可能是別種病？」
「沒有。」我說。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

大約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時，皮帶先是要上緊一個孔，後來則變成兩個。我去見自己的初診醫師，她是我史丹佛的老同學。她有個姊妹在神經外科當實習醫師時，忽視了身體的徵兆，沒發現自己被惡性感染而猝逝。她守護我的健康，關切我有如母親。我抵達她的診間時，卻發現是另一位醫師在看診，原來我同學請了產假。

我穿著單薄的藍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檢驗檯上，對醫師描述自己的症狀。我說：「當然，如果這是醫師檢定考試題目：三十五歲，原因不明的體重下降，新出現背痛症狀——答案很明顯是（C）癌症。可是，說不定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誰知道呢？為了保險起見，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應該先照X光，」她說。只是因為背痛就做MRI，這樣太花錢了。社會都在倡導，要降低醫療成本、減少不必要的檢驗。掃描造影的價值在於，看你想知道什麼。若想找出癌細胞，X光並沒有太大用處。然而，對不少醫師來說，在診療初期就要求用MRI檢驗，是離經叛道的做法。她繼續說：「雖然敏感度不高，但我們應該從X光檢查開始。」
「那麼，照屈伸動態X光怎麼樣？也許是峽部脊椎滑脫？」
從牆上一面鏡子的反影，我看得到她上網搜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種，多達百分之五的人患這種病，常引發年輕人背痛。」
「好吧，我會開檢驗單。」
   「謝謝。」我說。

為什麼穿起外科醫師的外衣，我就充滿權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隻綿羊？真相是，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經外科的訓練有一半跟脊柱異常相關。不過，峽部脊椎滑脫確實更可能。它的確正在大舉侵襲青壯年，患病人數不斷攀升。至於三十幾歲而脊柱長癌呢？機率不會高於萬分之一。就算機率百倍於此，還是要比峽部脊椎滑脫少見。也許，我只是自己嚇自己。

X光片看來沒問題，我們把症狀歸諸工作勞累和身體老化。訂好回診日期，我回去治療當天自己的最後一個病人。
體重下降開始減緩，背痛變得可以忍受。吃點布洛芬（Ibuprofen）止痛，能讓我健康地度過一天，畢竟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苦日子，所剩不多。我從醫學生變為神經外科教授的路途，終點幾乎在望：我已經通過十年的磨鍊，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直到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我贏得前輩的尊敬，獲得國家級知名獎項，好幾家知名大學願意聘我。不久前，我在史丹佛醫院的上司私下找我，他說：「保羅，我相信不管你申請任何工作，都會是排名第一的候選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有個教授缺，要找像你這樣的人。當然，這種事不能打包票，可是你應該考慮這個職位。」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登上峰頂；眼前就是應許之地，從基列到耶利哥，直到地中海。我見到海上一艘漂亮的遊艇，露西、我、我們未來的孩子，週末駕它出海。我見到隨著日常工作腳步放緩，我發緊的背也鬆弛下來，生活變得較能掌握。我見到自己終於成為承諾已久的丈夫角色。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一陣陣嚴重的胸痛開始出現。是我工作時撞到什麼嗎？無意間撞斷了一根肋骨？有些夜裡，我醒來發現床單全濕，被汗水浸透。體重又開始下降，現在速度更快，從八十公斤掉到六十五公斤。咳嗽症狀出現，一直好不了。沒什麼好懷疑的了。

一個星期六下午，露西和我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裡，躺在陽光下，等候露西的姊妹。露西瞟一眼我的手機螢幕，上面顯示醫學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三十至三十五歲癌症發病率」。

「什麼？」她說：「我不曉得你真的在擔心這個。」
我沒回答。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要不要告訴我？」她問。

她生氣，因為她也一直在擔心。她生氣，因為我不跟她談。她生氣，因為我當初對她的承諾都變了調，現在給她的是另一種生活。

「可不可以拜託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不跟我講心裡的事？」她問。
我關掉手機。「我們去買冰淇淋吃吧。」我說。

我們已經講好下星期要去紐約度假，見幾個老同學。也許睡個好覺、喝幾杯雞尾酒會有所助益，我們就能和好，替婚姻的壓力鍋洩掉一點壓力。可是露西的計畫變了。出發前幾天她宣布：「我不跟你去紐約了。」。她要搬出去一個星期，這樣才有時間考慮我們的婚姻現況。她的聲音平穩，使我更覺得頭暈目眩。

「什麼？」我說：「別這樣。」

「我太愛你，所以才這麼困惑，」她說：「可是我擔心，對於這段關係，我們兩個人的期望不一樣。我覺得，彼此的溝通不夠。我不想靠意外才發現你在擔心什麼。我告訴過你，我感到很孤立，而你並不認為兩人有問題。我需要找別的解決方法。」

「我們之間沒事，」我說：「都是因為住院醫師訓練的緣故。」

事情有這麼嚴重嗎？在所有醫學專科中，神經外科的訓練要求最高、最嚴格，一定是它造成我們的婚姻緊張。不知道有多少個夜裡，我很晚才從醫院回家，露西已經上床，我癱在客廳地板，疲憊不堪；不知道有多少個早上，當我在黑暗中出門工作時，她還沒睡醒。可是我們的職業生涯正在抵達高峰，好多大學都願意同時聘請我們兩人；我到神經外科，她到內科。我們已經度過人生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我們不是已經討論過十幾次了嗎？難道她不明白，現在正是緊要關頭，絕不適合把關係弄僵。難道她不懂，我這麼愛她，而且我只剩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距離兩人一直期待的共同生活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我可以承受，那不是問題，」她說：「我們已經承受這麼久，都走到今天了。問題是，如果不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呢？你真的認為等你成為神經外科教授兼主治醫師，事情就會變好嗎？」

我提議放棄這趟旅行，改去約見婚姻諮商師，好讓彼此更加開誠布公。這是幾個月前露西建議的做法。可是她堅持，她現在需要時間獨處。這時，那團令人困惑的模糊分際蒸發了，只剩下冷硬的邊緣。「好。」我說。假如她決定離開，那麼我就當作關係結束。即便最終我發現有癌症，也不會告訴她，這樣她就可以自由選擇未來的人生。

啟程到紐約前，我暗自安排了幾項檢查，排除某些年輕人常見的癌症。（睪丸癌？沒有。黑色素瘤？沒有。白血病？沒有。）神經外科病房很忙，一如平常。星期四晚上溜走，滑入星期五早晨，我在開刀房連續待了三十六個小時，非常複雜的病例一個接著一個：巨型動脈瘤、顱內動脈繞道、腦動靜脈畸形。當主治醫師走進來，我暗道一聲感謝，終於有機會靠著牆讓背舒緩幾分鐘了。上飛機前去照胸部X光的唯一空檔，是在我離開醫院回家前的路上。我想，就兩個可能，如果得了癌症，那麼這會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朋友；沒得癌症的話，就更沒有理由取消旅行。

我衝回家，抓起行李。露西開車送我到機場，告訴我她已經約好婚姻諮商的時間。我在登機門傳簡訊給她：「真希望妳在這裡。」

幾分鐘後，答覆傳來：「我愛你。你回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的。」

飛行途中，我的背僵硬極了，好不容易挨到中央車站，準備搭火車前往紐約上州的朋友住處，這時全身一陣一陣痛楚襲來。過去幾個月，我的背抽搐的劇烈程度不一：從可以忽略的小痛，到咬牙說不出話，再到痛得令我蜷曲倒地狂叫。現在趨近疼痛尺度的最高點。我躺在候車區一張硬長椅上，感到背部肌肉收縮變形，我用力呼吸，控制痛感。布洛芬完全沒轍。哪條肌肉抽搐，我就叫出那條肌肉的名字，設法逼回眼淚：豎脊肌、菱形肌、背闊肌、梨狀肌??警衛走過來。「先生，你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我喘著氣，一個字一個字說：「背??嚴重??抽搐。」
「你還是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可是癌症快奪走我的命了。

這些字在我的舌尖打轉，但如果不是癌症呢？也許，伴隨背痛患者一生的就是這種痛。我對背痛懂得不少，不管是解剖學或是生理學，還有病人形容疼痛所用的各種詞語，我都瞭若指掌。以前我不懂背痛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了。
「也許」，我不想用這個喪氣的字眼。但也許，我只是不願意大聲說出「癌症」兩個字。


我設法站起來，一拐一拐地走到月台。

我抵達冷泉鎮（離曼哈頓以北八十公里，在哈德遜河畔）朋友家時，是下午四、五點，我最要好的十多個老友在那裡歡迎我，歡呼聲裡夾雜著小孩快樂的喧嘩。接下來是擁抱，還有一杯凍得冰涼的褐色冒泡飲料傳到我的手裡。

「露西沒來？」
「臨時要工作，」我說：「最後一秒鐘才冒出來。」
「噢，太掃興了！」
「對了，你不介意我把行李擺好，先休息一下吧？」

我本來期望，遠離開刀房幾天，在足夠的睡眠和休息後，可以放鬆一下。簡而言之，希望正常生活的滋味，可以使我的症狀回復正常，正如一般人常有背痛、疲倦問題。可是一兩天後，我就知道痛苦不會緩解。

早餐時我睡過頭。午餐時，我蹣跚地走到餐桌旁，看著一盤盤飽滿的豆子燉肉、蟹螯，卻食不下嚥。到了晚餐時間，我筋疲力竭，已經準備上床睡覺。有時，我會念書給孩子聽，可是多數時間，只能看著他們在我身邊又跳又叫的玩遊戲。這時大人會說：「小朋友，我看保羅叔叔需要休息。你們到那邊去玩好不好？」

我記得，十五年前的某個休假日，我在夏令營當老師。當時我坐在北加州一座湖畔，一堆歡欣的孩子把我當成障礙物，在玩一場沒有邏輯的「奪旗」遊戲，而我正在捧讀《死亡與哲學》。那個不搭調的場面總是令我發笑。年方二十的青年人，置身於大樹、湖泊、高山的優美景致中，周遭鳥語啁啾，混雜四歲兒童快樂的尖叫聲，卻埋首於一本談論死亡的黑色小書。但就在此刻，我感受到那個情境與當下的情況相呼應，但地點不是太浩湖，而是哈德遜河；身邊不是陌生人的子女，而是朋友的子女；而把我隔絕在周遭生命之外的，不是一本談論死亡的書，而是我這具即將死亡的身體。

第三晚，我去見主人邁克，告訴他我打算縮短行程，隔天動身回家。
「你看起來不是很好，」他說：「沒事吧？」
「拿杯威士忌，我們坐下來談談怎麼樣？」我說。
在他的壁爐前面，我說，「邁克，我想我得了癌症。而且，不是輕微的那種。」
這是我第一次脫口道出這個字眼。
「嗯，」他說：「這不是什麼搞怪惡作劇吧？」
「不是。」
他停頓了一會兒才說：「我不曉得該從何處問起。」

「好吧，我想想。首先我先澄清，醫師還沒判定我得了癌症。但我心知肚明，很多症狀都指向這個診斷。明天我會回去弄清楚。我希望是自己搞錯了。」

邁克提議幫我把行李郵寄回去，這樣我就不必一路提著。第二天一早他開車送我去機場，六個小時後，我在舊金山著陸。我一跨出飛機，手機就響了。是初診醫師打來告訴我胸部X光的檢查結果：我的肺臟顯影不清，看起來一團模糊，彷彿相機的快門開太久。醫師說，她不確定為什麼會這樣。

她多半知道原因。
我也知道。

露西來機場接我，可是我等到了家才告訴她。我們坐在沙發上，我說了檢查結果，她也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她頭靠上我的肩膀，我們之間的距離消失無蹤。

「我需要妳。」我輕聲耳語。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她說。

我們打電話給一個好友，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請他安排我住院。我拿到塑膠手環，所有病人都要戴的那一種，並換上熟悉的淺藍色罩袍。我看到幾個認識的護士，接著登記住進病房。這幾年來，我所看過的上百位病人，就是住進那間病房。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坐在病人身旁，解釋疾病末期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恭喜病人治癒，見到他們重回原有生活的欣喜；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宣告病人死亡。我曾經坐在裡面的椅子上，在洗手檯洗手，在白板上寫下指示、更改日程。在極度疲乏的時刻，我甚至曾經渴望躺在這張床上睡覺。現在我躺在那裡，無比地清醒。

一個年輕的護士，我沒見過的，探頭進來。
「醫師很快就會來。」

就那一句話，我曾經想像的未來，一個即將實現的未來，幾十年奮鬥的終極目標，從此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