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

關 於 本 書

‧內容簡介
‧目 錄

線 上 試 閱

書摘 1
書摘 2

作 者 作 品

後資本主義社會

譯 者 作 品

俄羅斯2010
黑道入侵
性的安全守則
床上防身術:怎樣說服他用保險套

管理領導

【類別最新出版】
逆風前行:變動年代的職場新能力
OKR最重要的一堂課:一則商場寓言,教你避開錯誤、成功打造高績效團隊
複利領導:簡單的事重複做,就會有力量
危機解密:從預防到修復的實戰管理
台積電為什麼神?:揭露台灣護國神山與晶圓科技產業崛起的祕密


管理未來(DB0027)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管理領導
叢書系列:商戰叢書
作者: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
譯者:王嘉源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11月15日
定價:220 元
售價:17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57頁
ISBN:9571308625

已絕版

 轉 寄 給 朋 友

 發 表 書 評 

 我 要 評 等 

Share/Bookmark

線 上 試 閱

 

書摘 1書摘 2



  書摘 1

談後商業社會

問:你曾在著作中指出,如今人們對於政治學及經濟學的理解和現實大大脫節,這是什麼意思?

答:過去奉為圭臬的假設大多不再符合我們所虛的現實,這使我們的工作及生活蒙上一層超現實的氣氛。這個世界似乎分解成一系列的新聞事件,這些事件若不是言過其實,就是完全不著邊際。在政治生活方面尤其如此,此即進入未知的領域。

造成目前這種混沌不明情勢的原因是,在1965年至1973年之間某一時刻,我們跨過邁入下一個世紀的「大分水嶺」,拋棄塑造政治達一、兩個世紀的信條、信念及聯繫關係。就最深刻的層面來說,啟蒙時代對透過集體行動追求進步的信念,亦即「透過社會救贖」(Salvation by Society),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是政治學的支配力量,但是這個信念已破滅殆盡。

承繼「大社會」(Great Society)傳統的美國民主黨人士已不再是忠貞信徒,即使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信徒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甚至是戈巴契夫,也都不再擁護這個信念。在西方觀念,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過程中,西方在機械、金錢及槍砲方面的優越地位,或許比透過社會救贖的承諾重要性較低,如今這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了。

同時,阻撓政治整合的唯一有效的非意識型態反作用力──利益集團政治──也終於無以為繼。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派系危機及潰退,以及歐洲經濟龍頭德國朝不保夕的政治聯盟,即可看出這種現象。

人類上一次跨過這類分水嶺是在一個世紀多前,即在1873年。那是一個屬於自由主義的世紀,當時稱霸的政治信條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走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首倡,卻由於1873年大肆宣傳即將來臨而結果未發生的維也納股市崩盤,及在巴黎、倫敦、法蘭克福及紐約蔓延的短暫恐慌,而告壽終正寢。雖然西方世界的經濟在該事件的十八個月後恢復元氣,但是政治風貌已永遠改觀,如今政治上追求的將是安全及保護,以免受到工業革命帶來的動盪情勢波及。

在維也納股市崩盤十年內,德國首相俾斯麥發明全國健康保險及強制性老年保險制度。在二十年內,馬克思社會主義份子在歐洲大陸每一個主要國家,均已躋身為最大的政黨。美國方面,在1880年代,漫無限制的市場制度有大轉變,取而代之的是,州際貿易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對鐵道實施管制、反托拉斯法,及第一條管制證券的州級法律。1880年代同時帶來美國境內第一次旗幟鮮明的「反商」運動,亦即民粹主義份子,他們成功地將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當地的電力公司「社會化」,這是西方世界繼維也納後,第二個跟進的城市。

繼這些事件後,政府控制經濟及指導社會的「進步性」大蠹普遍起來。上個世紀的政治大辯論並不是關於「福利國家」問題,而是關於漫無節制的政府權力,如我們在希特勒、史達林、墨索里尼及毛澤東的案例上所見到,及對國家權力施加民主及法律限制,如我們在美國、日本及戰後的歐洲所目睹到,這兩者之間的辯論。

1968年至1973年是一個分水嶺,和1873年可以相提並論。1873年標誌放任主義的結束,1973年則標誌另一個紀元的結束,這個紀元視政府是「進步性」大蠹,是象徵啟蒙時代原則的工具。「石油危機」、美元改採浮動利率及在西方蔓延的學生反叛運動等事件,促使我們飄離了我們生活過的這個世紀。

當然,福利國家的口號依然時有所聞,但是這些口號並不為行動或發動力提供指導原則。當其他一切均已消逝後,這些口號就像愛麗絲奇遇記中那隻貓的微笑一樣,是殘存的東西。

問:經過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那種「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風起雲湧的日子後,由國家承擔社會風險所構成的一整套機制已安置就緒,政府擔任抵抗社會風險保障者的角色與日俱增,被視為是對新一波創新浪潮的一項障礙,這波創新浪潮的特色是隨著生物工程學、資訊革命及經濟國際化而來的「企業精神爆炸」(reneurial burst)。

我們不是才剛完成邁向一種安全文化的漫長趨勢,然而這種文化如今正被拋棄,轉而偏向一種風險文化嗎?這豈不是貫穿雷根─柴契爾夫人─戈巴契夫後1973年紀元的共同走向嗎?

答: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指出的是,政府的角色仍在擴大。雷根擴大聯邦預算的規模超過任何一位總統,而且,在我們解除對航空管制的同時,也立法強制實施毒癮檢驗,而這遠比航空管制含有更濃厚的干涉主義色彩。國家權力並未消亡。

風險及安全並非處於對立地位,而是並行不悖。畢竟,社會安全是十九世紀工業「企業精神爆炸」下的發明。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的原因正是當初衍生了太多風險,而且,我相信新的社會安全形式將會確立,以因應當前企業精神時期潛藏的風險。

新的社會安全形式可能是什麼樣子呢?在我看來,導因於當前經濟動盪情勢的一項回應是:工作被視為財產權的觀念勃興,這是二十世紀末意義最重大的發展。過去幾年來,我們目睹到為數可觀的法院裁決,大幅限制僱主任意解聘員工的這項傳統權利,即使他們沒有簽定契約。

商業社會動盪的風險是:一個人可能喪失在奇異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GE)工作廿二年所謀得的職位保障。例如這個人是總工程師,在過去他確知,假如昨天他製造蒸氣渦輪機,明天他還是可以製造渦輪機;而且他曉得,當GE控制了45%的市場時,他無須太辛勤工作就能夠保住飯碗,而且還可以加薪的。然而到如今,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名藉藉無名的小伙子發明一種精巧的小機械,就會使GE不能再控制45%蒸氣渦輪機的市場佔有率,甚至遭到淘汰。

享受既得利益的員工對這種轉變自然會忿忿不平。他對社會安全的幻想已經破滅。他認為他的工作是項權利,他的職位是一種自然法則,所以他為保有這個飯碗向法院提起告訴,要求將其工作重新界定為「財產」。

人類歷史中,沒有任何因素比重新界定財產權的衝擊力更大,重新界定財產權是社會秩序轉型的基本要素。從自由放任過渡至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重要的財產不再是土地,而是貿易商創造的商業財富。

重新界定工作為財產權的趨勢,泰半是對時下企業精神主義的巨大浪潮的一種反動。

問:在一個經濟不穩定,不斷從事創新的「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中,教育豈不是同時是社會流動及安全的機制,則教育是一種流動性安全(mobile security),允許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職業及組織間移動呢?

答:正確的教育是一種新的社會安全形式。不過,我們的學校迄今尚未接受在「知識社會」中,大多數人只是維持生計的員工的事實。他們在一個組織中工作,他們必須要有效能。然而,我們的教育制度所抱持的假設前提正好與此背道而馳。

「知識社會」是一個由大型組織──政府及企業──構成的社會,必須依賴資訊的流動才能運作。就此意義而言,所有先進西方社會均已邁入「後商業」(post-business)時代。經商不再走出人頭地的主要管道,大學文憑逐漸成為獲得升遷機會不可或缺的條件。社會的重心已轉移到知識工作者身上,可是,沒有任何教育機構,甚至是管理研究所,嘗試傳授學生基礎技能,以使他們有能力作為組織的成員: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表達構想的能力;和他人共事的能力;塑造及指導本身工作、貢獻及事業的能力。後商業社會的新原型應該是「知識人」(educated person)

 
書摘 1書摘 2